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若问当今中国，哪个刊物年岁最大寿命最长？1922年4月6日创刊的《小朋友》，再过三年就要满一百岁了，称得上是现有中国儿童刊物中最长寿的老爷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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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黎锦晖的名字，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他是个音乐家，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因为创作《毛毛雨》等流行歌曲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殊不知他还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不过一百余年。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编《童话》丛书而被茅盾称之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的孙毓修非常赏识茅盾的才华，主动邀请他一起编辑《童话》。从1917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茅盾接连编写了27篇“童话”，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试水之作。1921年，茅盾接手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无暇顾及《童话》，正好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于是便接过了《童话》第三集的编辑工作。次年1月，郑振铎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儿童文学期刊《儿童世界》，每周一期，一个季度12期为一卷，并自兼主编。

郑振铎和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军人物，登高一呼，就此掀起了一场始于上海，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儿童文学运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大的出版商除了商务印书馆，还有一家中华书局。原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曾经出版过《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和《中华学生界》的中华书局见此盛况，自不甘落后，紧随《儿童世界》出版三个月后的1922年4月6日，《小朋友》便应运而生。正在供职中华书局，担任国语文学部部长兼国语专修学校校长的黎锦晖责无旁贷地担纲出任《小朋友》主编。虽然同为周刊，它却要比《儿童世界》还多出一期，一个季度出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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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更是一位艺术天才。这位多才多艺的湖南湘潭才子，父亲是晚清秀才，兄弟八个，他排行老二，家中满门俊彦，人称“黎氏八骏”。黎锦晖自幼痴迷音乐，无师自通，学会了多种乐器。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美术，毕业后正当五四运动前夕，他来到北京，正遇上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推行“有教无类”，允许外人旁听，黎锦晖便一边在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校担任教员，一边成了北大的一个旁听生。有一次，蔡元培到孔德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日本国歌曲调，他马上找到黎锦晖，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这是黎锦晖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黎锦晖的大哥黎锦熙曾任教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老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语言文字的改革，这对黎锦晖投身国语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学习国语应该从唱歌入手，1920年至1927年出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国语文学部部长和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创造了用音乐来推广国语的独特方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为什么要办《小朋友》？黎锦晖说得好：乃是为了“在茫茫的郊野中，建造一所小小的乐园”，“让亲爱的小朋友们，逍遥游玩于园内。锻炼身体，增加智慧，陶冶感情，修养人格。一年年长成千万万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争光”。因为身为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他的办刊目标非常明确，即是通过生动精彩的文艺作品，向孩子们宣传新文化，进行国语宣传，普及国语拼音。他主张“用儿童自己的语言来办《小朋友》杂志”。他为创刊号写的那个《〈小朋友〉宣言》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小弟弟，小妹妹，我愿意和你们要好，我就是你们的小朋友……我每星期五出来一次，你们要看我，我在中华书局等着你们……”一点没有老子训人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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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儿童世界》与《小朋友》，分明各有特点。《儿童世界》着力于团结和动员作家为孩子写作，因此多名家佳作，注重文学质量；而《小朋友》则全心全意把视线投向孩子，更重视小读者的兴趣，迎合孩子们的口味。黎锦晖不仅动员国语文学部的编辑和国语专修学校的老师们为《小朋友》写稿，也积极鼓励小朋友们在《小朋友》上发表作品。多才多艺的他更是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童话、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尝试；最成功的当然要数儿童歌舞剧。他立志要发动一场以“平民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新音乐运动”，来配合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孩子们生性好动，爱唱爱跳。“时时体贴小友们的心志，注意小友们的兴趣，谋划小友们的便利”的黎锦晖，便给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故事注入音乐元素，谱上歌曲，配上舞蹈，让孩子们又唱又跳、载歌载舞，开开心心地“增加智慧，陶冶感情，修养人格”。从1922年至1927年，他先后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全部刊载在《小朋友》上。

黎锦晖的歌舞剧之所以深为孩子们喜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采用童话形式，有一个生动有趣故事，再配上好唱又易记的歌曲和优美的舞蹈表演，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对儿童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欢演、喜欢看，一时风靡校园。

上世纪初，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是非常可怜的，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听到歌唱；音乐课上的儿童歌曲，也大多用外国现成的曲调，填上中文歌词。就连“北伐”时流行的那首至今脍炙人口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竟也是借用一首法国摇篮曲《约翰弟弟》的曲调。

中国有自己的儿童歌舞音乐，是从自黎锦晖开始的。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一首歌，叫《可怜的秋香》，在穷人还没有获得解放的社会里，人们唱着这首歌或听着这首歌时几乎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走笔至此，我的耳边仿佛又依稀传来那一串串稚嫩悦耳的歌声：“小羊儿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些朗朗上口的童谣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一直唱到今天，曾经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度过快乐的童年。这些风靡校园的歌舞剧和迷人的童谣陪伴《小朋友》，从上海走向全国，走向南洋，远销日本。

继儿童歌舞剧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歌曲的创作，红极一时的《毛毛雨》《桃花江》《夜深沉》等全出自黎锦晖之手。他亲自创办“中华歌舞学校”，组建“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使之成为我国第一代歌舞明星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聂耳、周璇、黎明晖、王人美等多位演艺巨星，有“歌台尽是黎天下”之美誉。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极“左”路线的主导下，作为“靡靡之音”的代表，黎锦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可以想象的。而今乐坛早已为其平了反，“中国流行歌曲第一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而相对于我们的儿童文学，学界对于这位具有独特贡献的开拓者的研究，似乎还不够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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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海派文化研究盛起，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发祥地的上海，有没有海派儿童文学？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位学者关顾及此。我以为黎锦晖在儿童文学、儿童歌舞剧和儿童歌舞曲上的成就，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标本。

何谓海派文化？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创新文化，一种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颠覆突破和对海外文化的兼容并蓄基础上的创新文化。

首先我想说的是，黎锦晖的成功是在上海完成的。虽然他出身湖南名门，经过北大的熏陶，蔡元培的耳提面命，而最终毕竟是在上海开的花、结的果，是上海这个“海”成就了他。当时的上海，“十里洋场”，已具备商业化的都市特征。西方音乐，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电台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海纳百川，中西交汇，给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上海人历来被认为头脑活络，喜欢翻“花头”，“花功”特好。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刊物能比《小朋友》有更多的新栏目、新花样。除了刊出童话、小说、诗歌、剧本、故事、寓言等，同时开设了故事画、双色画、演讲台、小科学、小农场、小工艺，甚至算术、游戏、幻术、谜语、每周新闻、世界新闻、儿童自由画、小朋友文坛等栏目，还搞什么“悬赏”，发选票，悬赏“看图作文”、“数学测智”、“问题作答”，由读者选出优秀作品等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翻尽了花头，玩尽了“花功”。

都知道上海人爱摆“噱头”。要解释清楚“噱头”这两个字，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仅举一例，《小朋友》的刊名既不用铅字宋体，也不是名家手笔，而是小朋友书写的，而且每期换一个人。电影演员王人美直到70岁，还能记起她在长沙师范附小读书时的一桩令她最开心的事：有一天收到她哥哥王人路从上海寄来的一本《小朋友》杂志，打开一看，封面上的刊名竟是自己写的，那一种惊喜哪，真不知用什么话来形容！

难怪已故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在回忆《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这样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是它，循循善诱地引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

当时正在上海郊县担任乡村小学教师的陈伯吹不可能想到，若干年后会继任黎锦晖成了这本心爱刊物的主编。黎锦晖也绝不会想到，他亲手培育的《小朋友》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除了抗战八年中停刊过一段时间，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很快即将度过它的百岁生日。

饮水不忘挖井人。黎锦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创造性贡献，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名《海上儿童文学何日重铸辉煌》的文章，盛赞他为海上儿童文学的第三块丰碑，绝非过誉。

《小朋友》的轰动效应，不仅让中华书局信心倍增，接二连三地又推出了《小弟弟》《小妹妹》两本旬刊，上海的众多出版机构也蜂拥而起。《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史》（简平著）卷末有个“上海主要少年儿童报刊名录”，我粗粗数了一遍，自《儿童世界》和《小朋友》发刊以后，至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新创办的少儿报刊就达61种（中小学校创办的校报校刊不算在内）。即便是沦陷后的“孤岛”时期，这种势头也没有减退，一直保持至新中国成立，平均每年有4至5种新少年儿童报刊问世，最多的1946年竟达18种之多。如此百花争艳、繁花似锦的局面，举国之内恐怕是没有地方可与之争雄的。

俱往矣！环顾目今时下，由于电子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挤压效应，诸多少儿文学书刊的日子其实都不很好过。如何突破这个“世纪瓶颈”？笔者真不知道这个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老故事会不会给今日的主编和从业者们带来某些启示。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