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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克:世界反战文学的不朽旗帜

来源:北京晚报 | 钱冠宇  2019年07月06日09:49

“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份自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这是德裔美籍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扉页上的著名献词。这本反战小说自从1929年出版以来,迅速被翻译为全球多个语种,累计销量超过3000万册,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但同样是这本书,也让他遭受纳粹迫害,甚至牵连亲人,一生只能在流亡中度过……

一举成名

雷马克1898年生于德国西北部的奥斯纳布吕克,这个城市在八世纪成为罗马天主教教区。雷马克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大多数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一样,雷马克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天主教会学校学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18岁的雷马克在中学直接应征入伍,作为德军的一员开赴西线战场。在一战的硝烟中,雷马克英勇战斗,曾5次受伤,最后一次是在佛兰德战役中,他为了救一位受伤的战友而被英军的手榴弹炸伤,经过长期治疗,方才侥幸痊愈。

一战结束后,雷马克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读完了剩余课程。毕业后,他先是在乡下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但干了一年后就因失望而辞职,此后还当过商人、记者和编辑……如此丰富的职业经历,为雷马克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早在16岁时,雷马克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作,包括散文和诗歌。1923年到1924年间,雷马克在汉诺威担任《大陆回声报》的编辑,而后又移居柏林,供职于《体育画报》。在《体育画报》上,雷马克曾连载过一篇题为《地平线上的车站》的小说,另外他还在1920年自费出版过一本叫《梦幻小屋》的作品,但这些都是雷马克青春期的练笔之作,真正使他暴得大名的,还要等到1929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

《西线无战事》正式动笔于1927年的下半年,但雷马克从一战结束起就一直在酝酿这部小说。雷马克用了一个半月写完小说,却没有出版社愿意直接出版。手稿搁置了半年之后,才有一家出版社答应发行单行本。不料1929年1月全书出版后,很快就引发德国和世界的轰动,并在1930年被拍成同名电影,还夺得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西线无战事》究竟凭什么甫一诞生就成为经典?

受到苏联战争文学强烈影响的一代中国读者,或许早已习惯了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但雷马克在这部小说里,却没有类似的壮怀激烈、舍生取义。读者能从中感受到的,只有战争的残忍与酷烈、生命经历过麻木与绝望后的幻灭: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如雨点的弹片,从灰蒙蒙、黄澄澄的一片混沌中落下来,撕扯着受伤者那尖厉的、孩子似的呼叫,到了夜里,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发出艰难的呻吟。我们满手尘土,浑身黏泥,我们的眼睛像积着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西线无战事》中的“我们”是一群19岁的青年,他们受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热血沸腾地奔赴前线。雷马克以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刻画了这群青年从向往战争到被战争毁灭的过程,展现了弱小个体被战争机器无情碾压的骇人场景,深刻反思了一战给人类带来的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

凭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当时世界性的反战思潮,《西线无战事》一经出版就立刻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比如第一时间就被翻译为中文,甚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掀起一股“雷马克热”。

雷马克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名声大噪,翻译家林疑今和戏剧家洪深、马彦祥几乎同时译出了这部小说,各大报刊杂志也轮番进行介绍,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演出纷纷上演。当时,雷马克的小说不但出现了多个中译本,而且学者杨昌溪还专门写了一本《雷马克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广泛搜罗国外信息,更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这位年轻的德国作家,这样的待遇实属罕见。

流亡美国

随着《西线无战事》的一举成名,雷马克在德国国内的命运却急转直下。先是美国拍摄的同名电影以“侮辱德意志国体”为由遭到禁映,后来纳粹上台,宣传部长戈培尔下令德国禁止出版雷马克的一切书籍,并公开焚烧了他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

当《西线无战事》发表后,雷马克为了纪念母亲安娜·玛丽亚,曾把自己的中间名改为“玛丽亚”,然后又把自己家族的姓氏拼写从Remark恢复为Remarque。雷马克的祖先来自法国,因此Remarque其实就是这个姓氏的法语拼写形式。

本来,雷马克改名是打算用新名字把自己与那些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区别开来,没想到后来却成为被纳粹迫害的口实。纳粹认定他把姓氏从德语“Remark”改为法语“Remarque”就证明他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

在此情形下,雷马克被迫逃离德国,一度定居于瑞士,因为坚持拒绝回国而在1938年被纳粹取消了德国国籍。随后雷马克流亡美国,并在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慑于雷马克的国际影响力,纳粹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放过。

1943年,雷马克最小的一个妹妹埃尔夫丽德被纳粹逮捕,经过希特勒所谓“人民法庭”的审讯,埃尔夫丽德因为声称战争将会失败而被扣上“涣散军心”的罪名。法庭庭长直言:“你的哥哥不幸逃脱了我们的控制,但是你将任由我们摆布。”当年12月16日,埃尔夫丽德被执行死刑。直到二战结束后,雷马克才获悉妹妹的噩耗,并把他1952年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火花》献给惨遭纳粹毒手的妹妹。

其实在完成《西线无战事》后,雷马克又陆续出版过两本关于一战的小说,分别是《归途》(1931年)和《伙伴进行曲》(1936年,旧译名《三伙伴》《三个战友》),它们与《西线无战事》一同组成了雷马克的“一战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将军国主义罪恶和战后德国士兵的凄惨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在《西线无战事》中,雷马克的反战意识还隐藏得较为含蓄,那么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态度则愈加明显。例如在《归途》中,他凭借独臂军官这个角色径直喊出:“我们还有别的要求!我们要停止战争,停止唆使和追逐!停止杀戮!我们要再做人,我们不是交战的机械!”

当时德国正处于纳粹煽动战争狂热的前夕,雷马克发表如此明确的反战宣言自然无法在国内立足,他又接连写下《流亡曲》(1939年)和《凯旋门》(1945年)这两部表现流亡生活的作品。

到美国后,雷马克大部分时间住在洛杉矶,与好莱坞合作,把自己的作品改编为电影。彼时好莱坞影业也处于勃兴期,雷马克的多部作品都被搬上了荧幕,除《西线无战事》外,还有《伙伴进行曲》《凯旋门》等。当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也栖身好莱坞,曾担任《伙伴进行曲》电影的编剧之一。

虽然雷马克一生与电影结缘,但此后几部作品改编的电影都没能达到《西线无战事》的水准,不过电影却给雷马克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改变。据著名影星英格丽·鲍曼的回忆,在电影《凯旋门》拍摄期间,她曾收到过雷马克的情书。虽然没有追求到英格丽·鲍曼,但雷马克在1958年与卓别林前妻、《摩登时代》的女主角宝莲·高黛结婚,宝莲·高黛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有趣的是,在根据《爱与死的年代》(1954年,旧译《生死存亡的时代》)改编的电影《无情战地有情天》(1958年)中,雷马克还客串了一次演员,表演相当稳健。

刻画时代

《爱与死的年代》是雷马克以二战为背景的一部作品,展现了战争对大后方日常生活施加的微观暴力和精神伤害。

小说描写了二战最后一个阶段,纳粹法西斯正在苏联军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主人公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一名德国士兵,他所在的部队曾在法国和北非取得过光荣的胜利,但却在1944年的苏联战场上遭遇滑铁卢。心灰意冷的格雷贝尔请假离开地狱般的前线,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三周假期。不过当他满心欢喜地回到故乡时,才发现想象中的平静美好已经荡然无存,后方家园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从童年时起就已经熟悉的城市,改变得这样厉害,他竟再也摸不着路了。他从前总是用房子的正门来测定方位的。现在它们都不再在那儿了。”格雷贝尔在找寻父母下落的过程中,与女同学伊丽莎白·克鲁泽意外重逢,继而两人相恋并结婚。但战争的阴影让格雷贝尔消极厌世,他甚至不想让伊丽莎白为自己生下孩子,“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次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格雷贝尔回到前线后,越来越厌倦和痛恨在部队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残忍而麻木,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伊莎贝尔,最后他杀死了一名纳粹党卫队员,自己也被苏联游击队员击毙。

雷马克的后半生经常往返于瑞士和美国两地。1955年,雷马克为一部奥地利电影《最后十天》撰写剧本,讲述了希特勒在柏林元首地堡中度过的最后时日。次年,他又写了一部舞台剧,在德国和百老汇上演。

《黑色方尖碑》是雷马克后期的重要作品,出版于1956年,这部作品用黑色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一战后德国严重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记录下艰难时代的众生相。在前言中,雷马克充满讽刺意味地写道:“从来没有比我们的世纪——二十世纪,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族文化的和大规模屠杀的世纪——有过更多的虚伪预言家、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和更多的眼泪。”

小说讲述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在韦尔登布吕克市经营着一家墓碑公司。在恶性通货膨胀的1920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唯有死亡不变,人们总是需要一块墓碑,所以克罗尔公司的生意还算不错。但由于德国马克不断贬值,出售墓碑又拿不到现款,导致公司存货越来越少,濒临破产。后来,公司想尽办法用支付期票的方式从大厂商买进了一批墓碑,这才使公司勉强度过危机。

所谓“黑色方尖碑”,是克罗尔公司的象征,从公司成立起就一直矗立在公司大门口。它就像一面沉默的镜子,见证了韦尔登布吕克这座小城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浪潮下演绎的一出出悲喜剧。

1962年,雷马克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里斯本之夜》,同样是爱情与死亡的主题,但雷马克使用了新的叙述手法,通篇用“我”与“施瓦茨”在一夜之间的对话展开惊心动魄的故事。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洛迦诺医院病逝,正在写作的小说《应许之地》也未及完成。

雷马克用他的一生写就了十余部关于战争、流亡的小说,其中既有死亡的凄厉与恐惧,也有爱情的浪漫与甜蜜,极富张力的叙事加上与电影艺术的结合,使得他的作品在民间受众极广,乃至成为世界反战文学的标杆和旗帜。

我国自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陆续译介雷马克的作品,迄今已将他的大部分作品翻译为中文。在雷马克的众多中译者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雯用力最勤,堪称雷马克中译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五册的雷马克文集,其中朱雯一人就包揽了四册,可惜坊间已难觅寻,好在如今世纪文景将朱雯的经典译本重新再版,并添加新译,组成了全新的雷马克文集。这是雷马克的幸运,也是中文读者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