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样借助了“五四”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得以萌生，又以近现代儿童观或称童年观的觉醒为先决条件。正像王泉根教授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儿童文学发展史，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 值此“新文学”百年之际，周博文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现代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样态及精神展现》，回溯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阶段性的童年表征及其内里所呈现的、演变中的现代童年观。论文对于当下儿童文学与儿童观的认识，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它确认了儿童文学内里的复杂性：很多时候，儿童文学并非仅仅是基于“儿童”的文学，而是基于某种社会问题的针砭，某种未来建构的诉求。因此，某些创作中，儿童文学就是“目的”，而某些创作中，儿童文学仅是“方法”。 ——崔昕平

想象的童年、理想的童年与真实的童年三类童年样态的书写，造就了现代儿童文学丰富的文本景观，与之相应的童年精神则有相对不同的展现。现代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样态书写及童年精神体现了作家对于启蒙与新生、儿童与未来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也受制于主流话语、文艺思潮的衍变。

想象的童年：洁净——新生

五四启蒙运动后，童年的歌咏、儿童的崇拜成为了文坛独特的创作风潮。童年在文本中显现出新生、希望、洁净、明丽的精神质态。启蒙一方面是变革旧社会的决心，另一方面是对新秩序新价值的渴望，而儿童、童年纯净清洁的空间则是想象新世界、新价值的对应物。

冰心在《繁星》中写道：“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在现代文学初期的创作文本中，童年是远离苦难与异化的世界，是人之初的洁净世界。“宝宝你睡吧，妈妈为你摇着梦境的树，摇下一个小小的梦儿来。宝宝你睡吧，妈妈为你拣两朵紫罗兰，送灵魂儿到你笑窝里来。”（陆志伟：《摇篮歌》）成人作者在作品中将童年演绎为简单、纯美、快乐的精神空间。“我弄小猫，你抱弟弟，哥哥打铁圈子……在这快乐的天地里，大家全微笑地游戏。”（郑振铎：《快乐之天地》）

儿童是被发现的新事物、新风景，对童心的崇拜与肯定，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老为尊的封建伦理价值的反叛。叶圣陶的《小白船》营造了一个儿童式的纯净王国，这里拒斥着成人的进入，“老人也不配乘这条船，老人脸色黝黑，额角上布满了皱纹，坐在小船上，被美丽的白色一衬托，老人会羞得没处躲藏了。这条小船只配给活波美丽的小孩儿乘。”《小白船》中的时空是与现实世界对立存在的，这里清洁、明净，作者在文本中潜在地批判了老者居上的思想观念，溶注了启蒙话语。想象中的儿童，多具有朴素、纯良的道德美质，具有模范功能与楷模意义。在儿童小说《义儿》中，小主人与作为长辈的老师、家长抗衡，他们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义儿最后的胜利，凸显了儿童身上所代表的新思想、新价值的胜利，“义儿还是往日的义儿，而且更高兴了一些”。

现代时期，童年书写总与独特的地域联系在一起，书写童年、故土，一定程度上代表与呈现了现代文学的怀旧主题。怀旧中的童年书写，所寄托的是一种童年的精神与价值：初心、洁净、希望，是人之所以能延展精神生命的基础，如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丰子恺的《忆儿时》等。冰心、俞平伯等作家在回忆与想象中，完成了文本中童年王国的建设。童年所指向的是与现世不同的价值准绳，在那里，儿童是向着理想生活前行的燃料与动力，也是反躬自省的一面镜子。丰子恺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一文中说：“孩子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国土的主人。”

理想的童年：觉醒——反抗

与纯真童年形态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还有这一类童年形态，文本中的儿童少年老成、肩负重托，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文学中，儿童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一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建制的重要构成。郑振铎发表在《新社会》杂志创刊号上的《我是少年》，具有反抗与战斗精神的少年既是毁弃旧有的行动者，更是未来世界的建设者。“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作品突出地呈现了童年所代表的新生力量，他们肩负改造一切的使命。瞿秋白1923年写作的《那个城》中出现的儿童形象与“那个城”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儿童坚定地走向“那个城”——“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锻得煊红。”小孩子的身后是无声的夜，这样的时空“披着黑氅”，是一片黑暗无光的旧世界。在文中“城”是光明、温暖的场域，儿童作为大胆的行动者，成为了毁弃旧有迎接新天的先锋。“是时候了，小孩子，走吧。他们，等着呢！”

在想象人、呼唤人、塑造人的文学创作上，儿童文学也回应着时代主潮。郭沫若在1920年创作的儿童诗剧《黎明》中写道，“哥哥，你醒了/妹妹，你醒了/哥哥，你看，天已黎明了/妹妹，你看，海已太平了……我们早已醒了/我们早已解放了！”儿童的苏醒带来了对自我力量的确证，作者更赋予他们建设理想世界的行动力量。“我要荡涤去一些尘垢秕糠，我要制造出一些明耀辉光/冰岛化成水，重新制造出一个大洋/火山喷出了，一座赤裸裸的岛邦。”用觉醒的童年改造满目疮痍、腐朽颓败的旧世界，在儿童身上寄予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在这些作品中，童年精神代表着一种觉醒的精神，儿童是成人设定的承担新旧世界承接转换的理想改造者，这股新生力量有冲破一切阻力的能量。

知晓真实的社会与人生，具备反抗意识、能够积极地参与阶级斗争……随着现代中国时局的急遽变化，儿童文学的创作风潮也随之变化，理想的童年需要一批理想的儿童形象，这样的儿童可能是巴金《长生塔》中看清尖锐的阶级矛盾与严酷的现实斗争，敢于损毁权威、灭除封建偶像的小读者；也可能是张天翼《大林与小林》中正直勇敢、不畏强权，具有反抗意识与精神的小林。反叛老成的童年在叶圣陶的儿童文学中，不单单只是文本中所塑造的知晓世间疾苦的儿童形象。（如《祥哥的胡琴》中的祥哥，《克宜的经历》中的克宜，这些孩子深谙世间的黑暗、腐朽、不公，是作家所设定的老成型的理想儿童。）在叶圣陶这里，少年老成型儿童也是对隐藏儿童读者的阅读能力与社会化程度的设定，作者希望儿童读者能变成这样一个通晓世事、有觉悟与决断力的社会化儿童。（如《跛乞丐》《蚕和蚂蚁》《火车头的经历》等，作者寄希望通过童话创作，教育包括儿童在内的广大读者成为洞察真实社会与人生，认清阶级现实的理想读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陈伯吹所创作的《阿丽思小姐》，书中阿丽思小姐为底层人民打抱不平，与万虫国的大蟒皇帝、百足大将、蝗虫中将等侵略势力斗智斗勇，具有鲜明的反抗精神。阿丽思小姐号召大家“迎战万恶的帝国主义者！弱小民族抵抗侵略万岁万万岁！”音乐会上，阿丽思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说道：“萤博士，米蛀虫、蜜蜂老板是什么东西？资本家！坏蛋！然而地头蛇警察、瞌睡虫法官，也是坏东西，他们是走狗！当然大蟒皇帝，蜈蚣将军等等，都是该杀的！”小说最后，阿丽思决定“把着一些强权即公理的流氓，杀个痛快！杀个干净！”这里的阿丽思，是成人权力与思想的传声筒。这部作品呼应了主流的革命文学话语，过于介入现实，消解了作品的儿童性，所展现的具有反抗意识的童年形象与真实童年有所脱节。

上世纪30年代后，文本中的童年逐渐告别了天真浅白无邪童稚的样态，成为了内反压迫、外抗外侮充满了斗争色彩的老成儿童。这些文本中所展现的是成人设想的理想童年：对于时局有清醒的认识与反应，儿童能够清楚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进行各种革命与斗争。觉醒、反抗是这类童年样态文本中所凸显的童年精神表达。

真实的童年：悲惨——挣扎

现代时期，底层的儿童生活往往是复杂而悲惨的。儿童作为作家批判封建礼教、纲常道统的文学对应物，在问题文学中是常见的题材与形象。鲁迅的《狂人日记》批判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吃人”的事实，文中的儿童不仅受制于封建家长权威，更免不了生来“被吃”的噩运。“妹子是被大哥吃了。”“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吃人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被吃”的儿童难以摆脱的苦难命运。《明天》中母亲单四嫂子求神许愿、开单吃药，穷尽办法却无法医治好自己的儿子宝儿，宝儿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本可以继续他刚刚萌芽的人生，却在受尽各种大仙、先生的无效诊疗后撒手人寰。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中，来到乡下的惠姑帮童养媳翠儿洗衣服，教她认字，而当翠儿每次再见到惠姑，也觉得“如同有一线灵光，冲开了她心中的黑暗”。但脆弱的情感并没有照亮无边的黑暗，对爱与曙光的向往很快被黑夜吞噬殆尽，这位女童在生命弥留之际，对惠姑说：“姑娘……这些字我……我都认……”字虽然是光明与新生的象征，可苦难的儿童却无力冲破无形的束缚去获得它，脆弱的希冀总是夭亡于萌芽，生命的早夭成为了最终的结局。叶圣陶小说《这也是一个人》中，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殉难者”少年女主人公伊，虽然是自然的生命体，却如同牲口一样被父家与夫家轮番欺凌。在丈夫死后，伊的父亲、公公、婆婆对待她的方式是“伊是一头牛，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底层儿童悲惨挣扎的真实形态，是作家们改良社会的情感对应物，以儿童形象为中心的问题文学，也成为当时很多作家进行批判、诊疗社会的一种文学想象方式。此外，复杂多样的童年风景也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笔下显现。叶圣陶早年有切身的教育经验，在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作者曾借主人公之口感叹到“最大的学生不过十岁光景……儿童的爱娇，活泼，敏慧，仿佛从来不曾在他们身上透过芽……街头那些……流氓的典型，在他们里头似乎很可以找出几个”。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并不都以纯净、明丽的形态出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叶圣陶也注重挖掘童年困惑挣扎及复杂多元的面向，在儿童小说《义儿》中，叶圣陶成功塑造了倔强儿童沈义，“一种不可名的力驱策着他奔下讲台，一把抓住义儿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来。义儿有桌子做保障，他两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动；他的脸色微青，坚毅的神色仿佛勇士拒敌的样子……”作品细致地描摹了主人公内心活动以及外在情绪，通过细节与动作，表现出主人公在与成人对峙中的矛盾挣扎，以及两代人观念的难以调和。

以书写纯洁童心见长的作家凌叔华，在她笔下，既有纯真可爱的“大乖”、“二乖”（《小哥儿俩》）；也有看到社会黑暗内心挣扎无奈的“小英”。在其作品《小英》中，小英对三姑姑做新娘子这件喜事充满着想象与期待，“有一晚上，小英做梦梦见三姑姑装新娘子向着她笑，把她倒笑得羞了。”但当小英在婚礼上看到三姑姑的婆婆，却“怕得睡不着……她的样子真难看，比隔壁朱大娘还凶！”当三姑姑来到祖母家，诉说出嫁后备受屈辱的苦痛遭际，小英又转而对张妈说：“三姑姑不做新娘子行吗？”儿童、童年的矛盾挣扎在面对成人、成年世界时更加凸显。童年不单是天真快乐，在文本中，也作为扭曲世界的镜面，映照现实的污浊黑暗。悲惨、挣扎的童年在现代文学里有特定的唤醒民众的功能，是作家批判现实的载体与对应物。

想象童年的洁净，理想童年的老成，真实童年的悲惨，共同形塑了现代时期儿童文学丰富的童年景观与多元的童年精神，体现出作家基于自身童年经验、童年记忆的挖掘以及对“启蒙”“革命”等历史话题的回应。这些文本是对儿童在内的民众进行影响的工具，具有宣传与唤醒的舆论功能，也由于此，文本中真正的儿童意识、儿童声音、儿童权利的表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与压制，显示出在现代中国时期，儿童文学及其样态、精神的表达与时代话语、成人权力的复杂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