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的风风雨雨，似乎都关联着他的名字。不论你喜欢还是厌恶，王蒙在这个巨变的年代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论者曾经这样评价作家王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的确，王蒙的创作几乎与新中国同龄——1953年，19岁的小伙子动笔写下了《青春万岁》，从此便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文学旅途：1956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中篇小说《布礼》面世，同年《悠悠寸草心》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80年代初，《蝴蝶》《春之声》《深的湖》《心的光》《夜的眼》等一大批中短篇佳作频发，文坛称之为“王蒙的集束手榴弹”。1987年，《活动变人形》正式出版，主人公倪吾诚至今仍漫步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被后来的写作者学习效仿。198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更是引起轰动，小说以一个家庭中的“膳食改革”作为象征，折射出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人群的不同面孔——至此，王蒙的创作历程已经接近40年，这对于一般作家来说是近乎全部的创作生命，但王蒙不愧是王蒙：1990年出版中篇小说集《球星奇遇记》，1991年出版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从1992到1999年陆续出版《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长篇小说四部曲，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青狐》，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这边风景》，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闷与狂》，2015年凭借《这边风景》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体的“闲暇”之作。新世纪以来，王蒙在传统文化方面尤其用力，《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与庄共舞》《天下归仁》《得人心得天下》《双飞翼》等一系列解读文化经典的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谓作赋穷经两不误。如此庞大的创作体量，令不少同代作家汗颜。王蒙自身的经历和他的创作一样非常人可以企及，自我流放新疆边陲长达16年，回京后官至文化部部长，至今已出访近60个国家和地区……他充沛的体能与旺盛的精力哪怕年轻作家也难以望其项背。2019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拜访王蒙时劝他写点文坛回忆录，王蒙说：“我哪有时间，我现在正忙着写爱情小说呢！”果然，前不久他的小说集《生死恋》便和读者们见面了。

7月5日，王蒙来到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受邀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沙龙”，与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一道，对话《这边风景》的那些年那些事，为该系列沙龙活动启幕。

活动现场

《这边风景》：从1973到2013

1981年3月14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1982年起，基本为4年一届。获奖作品反映了1977年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在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遴选出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影响。

1963年，29岁的王蒙离开北京抵达新疆。从29岁到45岁，王蒙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新疆大地上度过，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也创作于此期间。回想起这部小说创作的过程，王蒙很有感触。他从1973年开始陆陆续续地写《这边风景》的一些片断，到1974年正式开始写起来，写作的时间正是“文革”期间。王蒙说，“‘文革’中写《这边风景》的时候，当然也得写阶级斗争、人民公社。但到了1978年下半年，那些人物也不怎么合乎时宜，所以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我回到北京前三门，住房的门框上面有一个顶柜，稿子就放在那里了。”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直至2012年《这边风景》手稿才被意外地重新发现，并于201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小说写完了却没有发表，在王蒙的人生中并非第一次。早在上世纪50年代，《青春万岁》就遭遇过无法出版的命运。1957年，《青春万岁》曾有部分章节在《文汇报》连载，同时个别章节也曾在《北京日报》发表，但政治环境突变，反右斗争开始后 ，《青春万岁》的出版落了空。王蒙说，“《青春万岁》出版不了，是因为我虽然写了青年学生怎么热爱新中国，但是没有写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光在学校里热爱不算热爱，必须得到工农兵当中去，所谓革命革得不够。”直至文革结束，197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作家、编辑家韦君宜同王蒙见面时，请王蒙将《青春万岁》中的个别内容进行删减，小说才得以在次年出版。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系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边风景》，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这边风景》写作地点在新疆，写得也是新疆的故事。“为什么自我放逐到新疆？”王蒙说，“文革”前夕，北京的政治空气严峻，让他“越来越找不着感觉”。革命的道路要往哪里去？王蒙不知道。“我觉得在北京待下去不妙，也无法写作。”王蒙回忆，当时有三个去处可去，甘肃、江西和新疆，最终他选择了新疆。“后来我才知道，我暗合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讲究，那就是明末戏剧家李渔说的，‘大乱避于乡，小乱避于城’。所以我去了新疆，我在农村生活，非常安全。”古人云，文章憎命达，倘若没有这样曲折回环的人生经历，王蒙也不可能写出新疆大地的一片风景。在疆16年，王蒙不仅留下了《这边风景》这部近70万字的鸿篇巨著，更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兄弟般的血肉情谊

“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在当代作家当中，书写汉族和维吾尔族、和新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王蒙老师首屈一指。”胡平高度评价王蒙在维系汉、维民族亲善关系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他看来，王蒙的贡献不仅在文学方面，其人本身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是一种“兄弟般的血肉情谊”。

评论家胡平

有一次，胡平随王蒙一同前往伊犁，参加一个文学作品的研讨，“在大凉棚似的场地里，那些维吾尔族兄弟接待王蒙老师，王蒙老师戴着维吾尔族的帽子，那些水果、点心都来不及吃，可见他们对王老师的感情真不是一般的。”胡平回忆王蒙参加一对维吾尔族年轻人婚礼的情景，“他们的婚礼不光在家里办，不光在院子里办，还在街上走。街上全是人，王老师就在队伍当中，穿着维吾尔族的服装，一边走一边跳，整个队伍都是一边走一边跳。”对于这种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胡平说自己当时有想流泪的感觉。

王蒙与维族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绝非夸张，《这边风景》里处处可见的细致入微的维族生活场景皆说明了作者的用情之深。王蒙说，自己有一件顶得意的事，就是到新疆后很快就学会了维吾尔语，而且讲得很好。王蒙笑谈，自认为自己的维吾尔语比真正的维吾尔人讲得还好，“到新疆后天天读、天天背，有一天房东过来敲窗户，问你有收音机吗？他说收音机里念得可真好，我说那不是收音机，那是我念的。”王蒙谈到，维吾尔族特别讲究语言与辞令，因为伊斯兰教非常看重甚至崇拜语言，只有语言能够和他们心目中的超凡的力量、神奇的力量有所交通。

在王蒙看来，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首先要从细处理解对方。比如说，缝一个扣子，汉族人和维吾尔人拿针的方式是相反的，我们会觉得危险，但维吾尔人缝扣子就这么缝，他们觉得很安全。“这就是习惯不一样。所以我写起维吾尔人来特别有兴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说话方式——《这边风景》里面所有的对话都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然后把它翻译成汉语。”王蒙举例，维吾尔语的“办法”是“阿马”（音），没办法是“阿马康且”（音），“康且”（音）是说买东西的时候问多少钱，“那意思是，你能找出多少办法来呢？所以小说里面都是问‘几多办法’，而绝不会问‘有什么办法’”。

小说人话小说与时代之关系

写小说的是人，看小说的也是人。王蒙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也是一个看小说的人，简称“小说人”。在2013年修改《这边风景》手稿时，王蒙在每一章节的末尾都加上了一段独具匠心的“小说人语”。或谈新疆人情世故，或以当下视角回顾历史，把过去和现在进行联系。“其实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我们看《史记》中有‘太史公曰’，司马迁用几句话进行总结恰到好处。《聊斋》专门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所以在文末也有‘异史氏曰’。”

作家王蒙

王蒙说，《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便是试着用今天的眼光谈谈过去的事，包括人民公社与“文革”时期的事。在王蒙看来，我们对“文革”是否定的，但是不能说“文革”当中所有的事都是坏事。“世界上有些事情，别跟它较劲，作家就是作家，作家忠于的是生活，忠于的是人的善良、人的美好。任何政治气候、政治运动、政治口号下边都有好人，都有可爱的人。”

“历史上对文学各种不同的说法非常多，古代也是一样。古代连《红楼梦》都是不能上台面的，四大名著都是不能上台面的。”纵观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王蒙发现，中国文学自孔子时代就特别注重教化，提倡诗的现实作用，所谓“兴观群怨”，对文学进行了很多限制。但环境绝非是不可跨越的因素，一味抱怨环境对写作无益。“凡是认为自己的写得不好，是由于环境造成的，这样的人，您把他送到瑞士去，在日内瓦湖边给他租一个别墅，让他住在那儿写。我跟各位保证，他更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说来说去，一个作家总得往好里写。”

林斤澜曾说，“我们这些人如吃鱼肴，只有头尾，却丢失了肉厚的中段。”意指20世纪50年代初斩露头角的一代作家，才露头角便了无生息，后在80年代“归来”，中间的近二十年则销声匿迹，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但在王蒙看来，自己曾写作了《这边风景》，拥有过“真实的、激动人心的青年和壮年”，这本书是他难能可贵的记忆，是他人生“清蒸鱼的中段”。

在活动最后，王蒙用维吾尔语朗诵了他喜爱的诗歌，出自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色眸子，

如果把这个诺大的宇宙看成是一个指环，

无疑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那块宝石。

读完之后，王蒙说，“这个诗真是太牛了。”（陈泽宇）

（照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