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千里结缘

怀旧，是一种顽症，无药可救。抒写这篇小文，便是病发的一种症状。有些记忆是不宜去触动的，一旦触动便令你的心，即刻沉入深潭，无论你如何挣扎，就是浮不到水面上来。有些记忆则给你插上双翼，海阔天空地飞翔，春风春雨地飞翔。所以，学会剪辑是一种智慧，当然克制在里面。

1980年的秋末，陶然亭公园里草木开始凋萎，风中飘着一些不知所向的叶片，恰同我茫然无助的心。我们这些编创人员，从八方四面汇聚到一起，筹办《民族文学》杂志。草创，这一词汇便可替代千言万语。

领命最先住进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的，是我和我的族兄特·达木林。他原先是内蒙古《草原》文学杂志社的主编，兼内蒙古作协的秘书长，他思维敏捷吃苦耐劳，在以后的年月里，他是我们中的一头老黄牛。他蒙汉文字兼通，一手好字，办事果敢爽利，是我们办事人员中的带头人。他和我们同吃同住，亲密无间。他有很好的办刊经验，在刊物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他辛劳的汗水。他是主任，但从不端架子搞特殊，所以以后的日子里，他被人称作“好人”是名望所归的。

我们二人，住进慈悲庵文昌阁的那一天，秋风落叶遍地皆是，此刻，除了身影别无他物，只借得两张床两个暖水瓶，度过了最初的一夜。老年庙宇那种陈腐的朽木味，使我们的幽梦，充满了出世色彩。他笑着说，嘿，我们两个蒙古“喇嘛”最先住进慈悲庵，有意思有意思。

以后在置办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的日子里，我们吃遍了公园周围的小餐馆。方便面充饥，则是常有的事。我们尝尽了白手起家的苦滋味，但也乐在其中。其间，中国作家协会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是多方面的，想起来，至今心热。那时我们四顾茫然，人生地也生，一切从零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筹措之后，编辑部可以开始运作了。应该提到的是，刊名题写者为文学前辈茅盾先生，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接着贵州的苗族作家伍略来了。云南大理的白族作家那家伦来了。中央电台国际部的朝鲜族翻译家韩昌熙来了。北京日报郊区版的汉族编辑家王文平来了。著名长篇小说《红岩》的责编汉族老大哥许国荣等人也先后来报到了。这是最初的编辑人员阵容，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虽然是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但当文学编辑，经验都有些不足，好在有达木林和许国荣兄指导，很快进入了角色。这是后话。那时，达木林、伍略、王文平、那家伦和我，就住在慈悲庵里，而年轻的尹汉胤却住在云绘楼，都过着苦行僧的日子。这里是文物保护单位，不能见星火，吃饭要到公园北门外的舞蹈学院。

慈悲庵，始创于元代，又称观音庵，位于湖心岛西南不远处。是公园一处重要景点。清康熙二十四年（1695年）监管窑厂的工部侍郎江藻在慈悲庵内建亭，并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为亭题名“陶然”。因为这里自然景色优美，又颇具野气，渐渐成为文人墨客宴游觞咏之地。园内保存有自战国以来的多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和多处古寺观祠，除此之外，这里还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从事过革命活动的纪念圣地。

在这样的文物古迹之地办刊物，是意料之外的事，当然，租金也不菲。庵门朝东，离门几百米处，便是湖心岛的最高处，岛上有山、有亭、有树、有花更有迷人的远处风景。云绘楼与清音阁则在庵的西南方向，中间隔一座小桥。慈悲庵地处高地，站在墙内可俯瞰湖面上的千百只游船。船里有人喊，“嗨！看啊！庵里不见尼姑，却见还俗的和尚哎，他们也想谈情说爱吧？”显然，他们是情侣，在调侃我们，这使我们乐不可支。京城有句俗语：“成不成，陶然亭”就是说，谈情说爱者很看重此地，也迷信于此地。山北麓，有革命先驱高君宇与石评梅之墓，这对情侣就长眠于此。常常有年轻情侣们来此游览，并把山上的蓝色小野花采摘下来，祭祀这对先烈，此情颇为感人。

夜晚，公园里静极。静得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甚至能听到一片柳叶的飘落声。月光在湖面上荡起鳞片似的波纹，搅得蛙声此起彼伏。还有蝉歌顺风四散，在枕边，伸手就可抓一把，这是我们的催眠曲，我们苦中取乐。

苗族作家伍略兄与我，常常对坐在陶然亭的长廊里，海阔天空地聊，记得他多次谈及与作家沈从文的书信来往之事。他的创作也深受沈老从文的影响，写家乡的人和事，他得心应手，佳作不断。而乡愁，则常挂在他嘴边。他端起白色大茶缸，很有诗意很有节奏地饮茶，动作极富仙风道骨气，他不修边幅，穿着随便，平时寡言，烟抽得凶，中指和食指像是被野火烧过的干枝，几乎没了弹性。我劝他少抽，他只是友爱地笑笑，并不回应。在静夜的慈悲庵中，那一亮一灭的烟火，就属于他。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人，绝无小人嘴脸和阴毒肝肠。因了种种原因，几年之后他回贵州去了，后来被选为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多年以前他不幸离世，从此与我们烟水相隔，他那一明一灭的烟火，也移到天界去了。

到天界去的，还有特·达木林兄，他离开编辑部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后来患顽症离世。他这头老黄牛，从此音信全无。很多美好的记忆，却永久留在同事们心中。陶然亭公园里的湖水，一定还记得他，他常常租用一只小游船，带暖水瓶上船，静静地看来稿，他不划船，由微风吹动水面，使船轻轻地摇啊摇。聚精会神的他，很少抬头，有事找他，却无法与他联系，因为他听力极差，我们只好去求助与他相近的游船上的人，去用船桨击打他的船身。

有一次，我们俩被邀去湘西，参加那里的“湘泉笔会”。一天深夜，宾馆附近的农贸市场里，突然传来鸡鸭猪羊们的凄惨叫声，仿佛在相互告别，搅得我一夜无眠，又气又恼。而他，早晨一骨碌爬起来，十分舒心地对我说，好！这里真是安静。气得我只有瞪他的份儿。还有一次，我们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同议创办刊物之事，突然楼外雷声大作，惊天动地，震得我们耳膜生疼。他老兄也听见了，却说，霍咿！有人来敲门呢！就只顾开门去了，让我们哭笑不得。

他耳背，眼力却极好，腿脚也灵便，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有一年，我们去爬黄山，三万九千级石阶，我们爬了八个小时，才到了山顶。而他，中间还去爬了鲫鱼背、莲花峰和天都峰。晚饭后他又去看妙笔生花，而我已经双腿麻木不能动弹了。这样一个精力旺盛又热爱生活的人，不料，先于我们而去，不能不叫人扼腕。

之前，在筹办全国一个大型文学创作会议和创办刊物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星期日夜晚，常去看足球比赛、去看某某的跑马场，街边小餐馆里去吃担担面，早晚玩飞碟。那时的我们，是快乐的不隔膜的，亲如兄弟，这不能不令人怀恋。回首之间，我们都已白发苍然，记忆中留下的，不会仅仅是一生一世的得意往事吧？

如今，如烟往事，大都随风远去了。那一株最先开花的、春二月的连翘，仍在湖心岛的山脚下寂寞地盛开着，花色未改，清芬依旧。我们是老相识，它应该还认得我，虽然我两鬓也已落霜。

今日我独自冒着丝丝小雨，再度前来叩动慈悲庵紫红的大门，一下、两下、三下，轻轻的。哦，陶然亭，你不会闭门谢客，不会不接受我久疏的问候吧？

临水闲说慈悲庵

慈悲庵，临水。卧于高台，显得仙风道骨。常有欸乃之声挂于耳际，引人入水乡之梦。从地面仰望，只能望到它的飞檐和瓦片。庵东侧有一宽宽的台阶，台阶右侧有一石碑，刻有《陶然亭记》，一步一步登去，可考验脚力，抬头见一株古树，苍然而立，转身，见两扇朱红大门闭着，需轻轻地叩。这是一处修心养身之地，鲁莽和轻佻，与它的幽境不和。庵里，一片静寂，只有紫燕和麻雀飞来又飞去。假如有风翻墙而入，会掀起一股又一股古刹浓重的朽木味，使你一下子与古时岁月，拉近了距离。

1980年初秋，我与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同事，在这里参与筹办《民族文学》杂志。住在这里的有六位，其中五人，都是离乡背井者。分别来自贵州、云南、新疆和内蒙古。此庵为古建筑，又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住得提心吊胆，唯恐对它有什么损坏之事发生。庵里只有一个小型锅炉来烧水，有专人负责，火，是严防之例。而每日三餐，则走二里多地，需到北门外的中国舞蹈学院食堂去食用，生活条件相对清苦，笑称自己为胡须尼姑。

办公环境倒很优雅。古香古色、花草树木、湖水扁舟，样样不少，是个看稿、编稿的清静之地。看稿子累了，还可以俯瞰清幽的湖水，以及远处的亭台楼榭。或者，下得庵去，坐于湖边林荫处，看水鸟与小舟，共游涟漪扩散处。

“成不成，陶然亭。”是一句民间俗语，此说不假。观察发现，恋爱中的年轻男女，此处的要比其他园林多很多。因而，也多了几分青春朝气和相依相偎的湖上剪影。湖心岛北，有一石碑静静地立在那里，革命情侣高君宇与石评梅，就长眠于此。慕名而来的情侣们，常常采一些山上小野花，供奉于他们的墓碑前，其中寓意不言自喻。

每当月朗星稀之夜，这个较为偏僻的园林，显得尤为谧静而达雅。时有欸乃之声悦耳，噪杂的市声，与此隔绝。只有蝉噪此起彼伏，使夜色显得更为空阔，高远。偶尔，从游船里也传来一些歌声，譬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那遥远的地方》之类。说也奇，每当歌声一起，蝉噪便戛然而止，仿佛有谁突兀摁了一下音箱开关。我疑心，蝉们或许有极丰富的音乐细胞，不但自己善于歌唱，也会醉心他乡音乐。

当夜色深沉，收园，整个公园便沉浸在一片寂静里。月光柔美，树影婆娑，偶有夜鸦横空飞过，嘎嘎，叫两声，飞到湖对岸的树林里，隐去。

我和苗族作家伍略兄，则刚改完将要刊发的一叠文稿，悄然走出居室，左拐，走十步，面对面坐在陶然亭的紫红长廊里，端一杯羊岩勾青，海阔天空地聊将起来。谈资从孔孟老子到李白杜甫，王羲之欧阳修以及艾青巴金和沈从文。想到谁，就说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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