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是的，马乙就是我。

其实我最早不叫马乙，叫马甲。当年父亲为我取名，是按天干取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是第一，他认为自己的儿子第一，就让我叫马甲。按说我的字，要我二十岁时再取，但他担心自己活不到我二十岁，就把字也取了。我的名排天干第一，字，也就排地支第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字叫马子。

但后来，我就发现不对了。

人们叫我马甲时，都加上儿化韵，还故意把“甲儿”的音往上挑，叫“马甲儿”。有人告诉我，马甲儿是一种没袖子的上衣，也叫坎肩儿，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种坎肩儿不光人穿，王八也穿。当然，我那时还不懂王八的真正含义，但也知道，这不是好话，因为人们叫我“马甲儿”时，都笑得不怀好意。于是，一次张老师又叫我“马甲儿”时，我就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人打了他一个耳光。在我们那儿不叫“打耳光”，叫打“大嘴巴子”。打这种大嘴巴子要把手抡圆了，用大臂带小臂，甩起来，还要有一定的速度，这样打在对方的脸上才坐实，也响亮。我打张老师的这个大嘴巴子就很响亮，当时震得我耳朵嗡嗡儿直响。他一边的腮帮子上立刻印出一个通红的巴掌印儿。我当时只有八岁，这巴掌印儿很小，也正因为小，印儿就很深。后来，我学物理时才明白这个原理，压强与受力面积成反比。我手掌小，巴掌印儿当然也就深。这以后，我就为自己改了名字，还按天干，叫马乙。名既然还排天干，字也就仍排地支，叫马丑。

这倒适合我。我长得确实很丑。

其实丑人也分两种，一种是令人讨厌，让人看了就想吐，也就是常说的面目可憎；还有一种，虽然也丑，但不光不令人讨厌，还丑得有趣，让人一看就想乐。这两种我都不是。我的脸像个门帘子，总耷拉着，不是后来才耷拉的，一落生就这样耷拉。脸一耷拉，眼角和嘴角也就都耷拉，连鼻子都耷拉。我奶奶曾说，这种耷拉的面相不好，是穷酸相，一辈子揪心的命。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境相同，内容也相同。我好像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很暖，周围都是水。我抱紧自己，睁眼看看四周，是一片迷蒙的粉红色。虽在梦里，我也意识到了，这应该是母亲的子宫。这时外面有人说话，还有金属器械在盘子里的声音。我知道，自己要出去了，但怎么出去，是个要考虑的问题。我如果让头先出去，也就是钻出去，这叫顺产。可这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我已听到外面的那个老太太说话了。这老太太是产科主任，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我不会先出头，也就是说，不会顺产，所以，她已让手术室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如果我就这样钻出去，也就说明，她的判断有误。倘刚一出去就得罪了主任，我后面肯定没有好果子吃。那么好了，如果这样考虑，我就应该把自己倒过来，让脚先出去，这叫“倒踩莲花”，自然是难产。可是我又听到另一个嗓门儿很大的中年女人在旁边说了，这孩子不会难产。她说，她这些年已见过无数个女人生孩子，一看肚子的形状就知道。这个大嗓门儿的女人是护士长。如果我就这样“倒踩”着“莲花”出去，也就说明是她判断错了。可她是护士长。主任和护士长，一个“县官”，一个“现管”，当然还是“现管”对我更有实用价值。主任也就是每天早晨查个房，然后就再也不露面了，但护士长不行，会从早到晚一直盯着，招惹她，除非我不想活了。经过这一番慎重的考虑，我就决定，还是印证护士长的判断，老老实实地钻出去。

这个梦最后无果而终，但无果也有果。后来据我母亲说，我出生时确实是顺产，就像一条泥鳅，刺溜吧唧钻出来，就掉到了产床上。护士长也确实一直很关照我。

那次，我在课堂上打了张老师一个大嘴巴子，虽然很响亮，据说当时在教室外面的楼道都能听见，我的小巴掌印儿在张老师的脸上也保留了几天，但事后，我却没遇到任何麻烦。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张老师在当时毕竟是一个小学老师，我打他这个大嘴巴子之后，他一连几天给学生上课，腮帮子上一直陈列着这个通红清晰的小巴掌印儿，且不说底下的学生怎么偷着乐，他站在讲台上是怎样一种心理感受，也可想而知。

当时上学是就近，学校就在家门口儿。一天下午放学，我在门口儿的小饭馆儿看见了张老师和李校长。他俩正吃饭，准确地说是正在喝酒。那时到了夏天，人们都爱喝一种散装的冰镇啤酒。这种啤酒的度数很低，味道也淡，所以都是几升几升地喝。他俩坐在小饭馆儿的窗前，由于天热，开着窗户。我从外面的窗底下过，正好听见他俩说话。张老师好像喝得有点儿大，说话一停一停的，他说，他不想教课了。

李校长问，为什么？

张老师说，没脸教了。

李校长没说话，好像明白了。

张老师说，我这当老师的，让个二年级的学生打了个大嘴巴子，还怎么觍着脸去上课？

李校长就乐了，说，你这叫嘴给身子惹祸。人家本来叫“马甲”，你非得叫“马甲儿”，谁不知道“马甲儿”说的是王八。

张老师说，别人都这么叫，他怎么不打别人？

李校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打？这些日子，他打好几个了。

这段时间，我确实又一连打了几个人，有我同班的，也有外班的，还有高年级的。我来上学时，干脆在书包里装了个活扳子。我爸是修自行车的，有大大小小一套活扳子，我挑了个最大个儿的带在身上，而且故意把牙拧开，一端的螺栓也就突出来。学校的人并不知道我已有了准备。只要有人再叫我“马甲儿”，我掏出扳子就是一下。我用活扳子打人，也有讲究，倘差不多大的，我会把扳子横过来，平着拍，这样顶多拍个大疙瘩；如果是比我大的，我就把扳子立起来，这样一砸一个血窟窿，不会给对方留任何还手的机会。一天早晨，我上学来晚了，看大门儿的刘老瘪也是嘴欠，龇牙乐着冲我说，马甲儿，以后再迟到，不让你进！这刘老瘪六十多岁，爱喝酒，整天把鼻子喝得通红，一见我就叫“马甲儿”，我早憋着火儿，这时就朝他走过来。刘老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已经从书包里拽出活扳子，使劲往起一跳，照着他脑袋就给了一下。血嗞地一冒，刘老瘪一下子就蹦起来。他不是疼的，是吓的，没想到我这么大的孩子，手会这么黑。就刘老瘪这一回，后来也就再没人敢叫我“马甲儿”了。

李校长乐着说，你挨个大嘴巴子，认便宜吧，他还没用活扳子把你开了。

张老师说，我就不明白，你这当校长的，就任由他这么胡作非为？

李校长喝着酒，没答话。

张老师又问，你就管不了他吗，还是也不敢管？

张老师这话算问到点儿上了。李校长当然不是不敢管，也不是管不了，而是不想管。他不想管，是因为他的自行车。我刚来上学时，李校长大概听别人叫我“马甲儿”了，他也叫。当时我家门口的人，已经有人叫我“马甲儿”，我正准备把这事彻底解决一下，但别人叫，我可以解决，李校长叫，我就得想想了。我爸曾对我说过，你记住，你爸别说科长、股长，连个正经工人也不是，就是个蹲马路边儿修自行车的，你要在外面惹了事儿，只能自己搪，我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所以这时，我就明白，我如果得罪了李校长，他真把我开除了，别的学校肯定也不会要我，我就没学上了。我用了几天时间，把这事想明白了，一天中午放学，就主动来找李校长。李校长刚买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那时买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大的事，比今天买一辆汽车的事儿还大。李校长舍不得把这车放在院里的自行车棚，每天来学校，宁愿扛到楼上来。我在这个中午来到校长室，对李校长说，新买的自行车，一般所有的螺丝都不紧，这样骑着很危险，对车也不好。我说，我已经给他大致紧了一下。当时李校长很惊讶，他肯定没想到，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竟然就有这样的手艺。他并不知道，我从刚会走路时，就去路边，蹲在我爸的修车摊儿上给他递扳子、钳子。我又对李校长说，新买的自行车不光要紧螺丝，最好车轴也重新上一遍黄油，这样对轴承里的滚珠会有好处。我爸是修自行车的，哪天给我爸推去吧。李校长的心里当然有数，如果这样把车彻底收拾一下，在外面，最少也要两块钱。第二天，他就把车推到我爸的修车摊儿。我爸一见是校长，当然尽心尽力，最后不光没要钱，还干脆敲明叫响地说，以后校长的车只要有毛病，只管推过来。这以后，李校长的车果然又接连出了几回毛病，都是车胎扎了。当然不是来学校的路上扎的，是我趁楼道里没人注意，用锥子给他扎的。李校长虽然心疼他的自行车，但每次车胎补两个窟窿，能省七八毛钱，心里也就挺高兴。

这以后，我在学校也就“开戒”了。

这一“开戒”，胆子也就越来越大。我先打了张老师，接着又一连打了几个人，再后来，只要谁敢叫我“马甲儿”，我抡着活扳子上去就打，最后干脆连看大门儿的刘老瘪也给开了。从这以后，李校长不再叫我“马甲儿”了，而是字正腔圆地叫我“马甲同学”。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他讲话时还特意强调，今后要树立正的风气，无论同学之间，还是师生之间，都要互相尊重，随便起外号儿是一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我们学校一定要彻底杜绝。

在这个傍晚，显然是张老师请李校长吃饭。这时，张老师就把吃这顿饭的真正目的说出来。他说，他一个当老师的，竟然让学生打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必须有个说法儿。

李校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问，你想要什么说法儿？

张老师说，这个叫“马甲儿”的学生，必须处理。

李校长一听“噗”地乐了，说，你看，你到现在还叫他“马甲儿”，你这不是找打吗？

张老师瞪起眼问，你到底是哪头儿的？

李校长说，我哪头儿的也不是，我讲的是理。

李校长这么一说，张老师也就亮出底牌，说，要么处理“马甲儿”，要么，我调走。

李校长问，你想往哪儿调？

张老师说，现在街道办事处正需要有文化的干部，他们一直想要我。

李校长听了“嗯”一声说，好啊，街道工作也很重要，你想去，就去吧。

张老师本想把街道办事处当成最后一张王牌，没想到，李校长会这么说，一下傻了。

张老师最终也没调走，不光没调走，还一直教我到小学毕业。在我四年级时，还让我当了副班长，但我这副班长也就是个虚名儿，张老师从没搭理过我。到我小学毕业时，他对我说，李校长刚又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我真替他发愁，他这车，以后可怎么办呢？还有你，我也替你发愁，你应该让李校长陪着去上中学，要不，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我这时已经学会说话不吐核儿了，我笑着问，你就不怕，我把这话告诉李校长吗？

张老师听了一愣，看着我，眨巴眨巴眼。

我冲他笑笑，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二

我上中学当然不用李校长陪着，他也不可能陪着，但我在中学确实遇到了麻烦。前三年还没看出什么，毕业时，问题就出来了。那时初中毕业，一般有三个去向，一是继续上高中，二是分配工作，三是去农村插队。当然谁都不愿去插队，最好是直接分配工作，上高中等而次之，因为都明白，将来高中毕业，还有去插队的危险。这时决定每个人去哪儿，表面看，国家有分配政策，其实关键还在学校，而学校的关键，则是在班主任老师。于是班里的所有人，或自己，或家长，就开始轮番来找班主任老师谈话。我的班主任老师姓羊，叫羊士林，三十多岁，是个河南人，长着一脸的糟疙瘩。别人长糟疙瘩难看，他不光不难看，还显得脸上挺有内容。羊老师这时就不干别的了，每天只一件事，接待一个又一个来找他谈话的学生或家长。我的去向，这时虽还没明确公布，但已有消息传出来，学校对我这样的条件是“一刀切”，一律都去插队。于是，我也来找羊老师要求谈话。但我每天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一直等到他下午下班，却总排不上队。后来我发现，别人净是家长来的。我想，别人有家长，我也有，干脆也让我爸来，但我爸只来了一回就急了，他说这溜溜儿的一天，就这么瞪眼儿傻等着，这得耽误我补多少轱辘？说完一拍屁股就走了。

后来我才明白，我还是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我虽然也让我爸来了，但我爸跟别人的爸爸不是一回事。别人的爸爸有的是厂长，有的是车间主任，最不济的也是工人。工人反倒更硬气，不但硬气，也理直气壮，一张嘴就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光领导一切，还要占领上层建筑”。大嗓门儿震得房顶直掉土，脾气再大的敢跟羊老师拍桌子。我们班有个叫石铁柱的，据说他爸是火车司机，但后来才知道，不是司机，是司炉，也就是给火车头添煤的。这司炉来学校根本不排队，办公室推门儿就进。羊老师见了他刚要客气地让座，他只说了一句，我是个大老粗儿，不会说话！说完就抡起大巴掌，在羊老师的办公桌上“啪”地拍了一下。这司炉整天在火车头上抡铁锨，据石铁柱说，一分钟要添二十四铲儿煤，两个手掌又大又厚，看着就像熊掌。他就这一下，把桌上的水杯拍得蹦起一尺多高，溅了羊老师一脸的茶叶末儿，桌上的玻璃板也给拍碎了，但羊老师没说任何话，用手绢擦着脸上的茶叶末儿，客客气气地把这司炉送走了。可我爸不行。我爸就是个蹲马路边儿修自行车的，别人没来找他的麻烦，已经谢天谢地了，他要是跑到办公室也给羊老师来这么一下，别说赔玻璃板，赔水杯，羊老师能立刻叫来派出所的民警，把他抓起来。

我想清楚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这办法不行，就再想别的办法。

我有个习惯，如果用书上的话说，就是勤于动脑。我的大脑每时每刻都不闲着，包括桌上吃饭，坑上拉屎，就是躺在床上脑子也在转。转的内容当然有远有近，一般是先从近的开始。譬如谁说了什么，他说的是不是有所指；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将来会不会对我有用，倘有用，我该如何跟他接近，如果没用，又会不会对我构成威胁。再譬如，我下一步打算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借助谁，用什么办法去接触这个人，又怎样向他讨好；然后再由这些人和事想到长远的将来，再从长远的将来拉回来，考虑眼前的事该如何应对。有人把这叫“算计”。“算计”听起来不像个好词儿。可有句俗话，“谁人背后不算计人，谁人背后又不被人算计？”都说“人算不如天算”，其实天算是瞎鬼，说到底，还得人自己算。

我奶奶活着时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算计出的许多奇思妙想，都是来自于夜里的梦境。这次，我的脑子转了几天，夜里就又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羊老师带着我们去农村参加学农劳动。那时有句话，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到农忙季节，学校就组织学生去农村学农劳动，或耪地，或收庄稼。梦里好像是个中午，大家背着背包排成一队，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已走得口干舌燥。羊老师背着一只水壶，一边走，水壶一边在他屁股上一跳一跳地发出诱人的水声。我渴得实在忍不住了，就追上去，想找他要点儿水喝，但羊老师好像没听见。我又使劲说了几遍，他还是没听见。可后来休息时，我发现，他把水壶偷偷塞给马又红。马又红是我们班的女生班长，长得不算好看，但很壮实，身上鼓鼓囊囊的，像个刚出锅儿的大馒头，浑身上下蒸腾着女孩儿特有的青春热气。马又红好像不太想喝水，用手推着，还一直在哭。羊老师就小声劝她，还一直用手绢给她擦眼泪。

我醒了之后想想，就突然明白了。

马又红家里的条件跟石铁柱一样。石铁柱的上边有两个姐姐，底下一个弟弟。马又红是上边两个哥哥，底下一个妹妹。如果按当时的分配政策，这样的条件肯定去农村插队，就算使劲照顾一下，最多也就上高中，但石铁柱那个当司炉的爸爸一巴掌拍碎羊老师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又震碎了水杯之后，没几天，学校就宣布，石铁柱直接被分配工作了。马又红的名字却出现在第一批下乡插队的大红喜报上。这一下马又红就被架在火上了，跟学校说不是，不说也不是。如果去找学校说，她是学生班长，本身又符合插队条件，拒绝去插队怎么说也没道理；但不说，又明摆着不合理，自己跟石铁柱是一样的条件，凭什么他连高中也不上，直接就分配工作，而自己却要去插队？马又红长得五大三粗，平时性格也很泼辣，这时却一下没了主意。倘去找学校领导，学校领导肯定有一百句话等着她，只能白饶一面儿；可不找，心里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就来找羊老师。找羊老师也说不出别的，就是哭。所以这段时间，羊老师说是每天接待学生和家长，其实接待最多的还是马又红。有几次下午，眼看快到下班时间了，我来羊老师的办公室，扒着窗户往里看，看见的都是马又红坐在羊老师的面前低头抹泪。

这天夜里的这个梦，让我灵机一动，或者说，有了一种直觉。

这以后，我仍然每天来学校，但能不能轮到我跟羊老师谈话已经不重要了。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说得再具体一点，也就是马又红究竟跟羊老师怎么谈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规律，羊老师一般都是把跟马又红谈话放在最后。这时，别的班的学生和家长也纷纷来找老师谈话，办公室里已经乱成一团。这一来，在轮到马又红时，羊老师就把谈话的地点挪到教室。我真搞不懂，马又红看着这么壮实的一个女孩儿，平时又挺泼辣，这会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眼泪，跟羊老师谈话时，总是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哭。一天下午，她好像越哭越委屈，直到傍晚了还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我也就站在教室门外，耐心地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着。就在这时，我看到羊老师伸出手，先是一只，然后两只，开始给马又红擦眼泪。我心里立刻一动。不过还是跟在梦里看到的不太一样，梦里的羊老师给马又红擦眼泪，是用手绢，可这时是直接用手。他给马又红擦眼泪的手法也很细腻，先用两个手掌捧住马又红的脸颊，然后用两个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抹着。

我扒到门上的小窗户上，直盯盯地朝里看着，立起眉毛，瞪大两眼，嘴也慢慢张大了。显然，这是一种很夸张的吃惊表情。

这时虽已将近傍晚，但旁边办公室的门口还有一些人，都是别的班的学生和家长，也在等着找老师谈话。我这个夸张的表情，很快就引起旁边人的注意。于是有人凑过来，也扒着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让我这样吃惊。这时就又有人凑过来。后面的人虽然看不清，但已经意识到，这教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就拼命伸着脖子往前挤。人都是这样，只要看到别人都在看一件事，好奇心登时就会上来，一定也得看看，否则心里就不踏实。小窗户的跟前人已经越挤越多。我感觉到脖子后头有很多张嘴在喘气。有人好像刚吃了大蒜，而且是就着韭菜吃的，味儿熏得我直想吐。但这时，我已看见，刚才那个有意思的瞬间已经过去了，羊老师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已经把手收回来。所以后来的人看到的，也就只是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学生坐在教室里谈话。我看看差不多了，就抽身出来，站在旁边，看着这些人在小窗户的跟前拼命挤着。这时还不断地有人过来，后面的人挤不上去，以为有什么好事儿，干脆急得嚷起来，都别挤啊，排队啊，一个儿一个儿来！

大概就是这一嗓子，让羊老师回过头。一看吓了一跳，教室后面的小窗上，镶着无数个脑袋，羊老师立刻起身开门出来，围在外面的学生和家长哄地一下都散了。这时羊老师发现了我。我就站在离门口儿不远的地方，两手揣在裤兜里，正若无其事地朝这边看着。羊老师脸色难看地朝我瞥一眼，想了想，又回头冲教室里的马又红看一眼，就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我知道，这下就要热闹了。

果然，第二天，学校里就传开了。这种事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又正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下就成了全校最大的新闻。到下午，这事儿就已传得连说的人都说不出口了，甚至还有人说，在教室里还发现了在这种地方不该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这回马又红是真哭了，不是冲羊老师，而是自己坐在教室里，一会儿哭得哇哇的，一会儿又抽抽搭搭。可她这样哭，却没人过来劝。不是不想劝，而是不知究竟怎么回事，都不敢劝。

将近傍晚时，我就被学校领导叫去。这时的学校领导已不是校长，是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姓周，是个大胖子，脸也像门帘子一样耷拉着，但他的耷拉跟我的耷拉还不是一回事。我的脸耷拉是天生的，胎里带，他的脸耷拉却是因为胖，一胖肉就松，所以他的脸其实不是耷拉，是嘟噜。周主任叫我，是因为已经调查过了，据最先看到这件事的一个学生家长说，他是因为看见一个学生正扒着教室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所以才过来的。后来经过询问当时在场的学生，最后确定，这个学生就是我。周主任问我，昨天下午，究竟怎么回事？

我好像没听懂，问什么事怎么回事？

周主任说，就是你们班的事。

我说，我们班怎么了，下雨没关窗户吗？

周主任只好说，我问的，是羊老师的事。

我“哦”一声说，羊老师挺好啊，他这一阵子特别忙，好多同学和家长都找他谈话。说着想了想，又摇摇头，您这一问，我还真有点儿蒙，是昨天的事还是前天的事？我怎么糊涂了。

周主任皱皱眉问，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我说，懂是懂，可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

周主任听我说话颠三倒四的，就有些不耐烦了，问，你干吗去了，一宿没睡？

我说，我家的猫下小猫儿，折腾了一夜，我得看着，直到天亮才下出来。

我这一夜确实没睡觉，但我家的猫是公猫，下不出小猫儿，我是去河边照螃蟹了。那时河里的螃蟹很多，夜里在河边，只要打开手电筒，螃蟹一见光就会自己爬上来。周主任见我一脸的倦意，说话也着三不着两的，只好挥挥手说，你明天上午再来吧。

我第二天上午没去见周主任。羊老师派人来叫我，我也没去。过去我要找他们得排队，我已经一连十多天了，为了跟羊老师谈话，从早到晚一直排着，可至今也没排上。现在他们想找我了，我也得让他们排排队。我再去见周主任之前，当然得先见羊老师。因为昨天傍晚的事，学校已经确定，我是第一个直接目击者，所以我说的话也就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我一句话就能决定羊老师的命运。正因如此，我跟羊老师的谈话，也就尤为关键，因为跟他谈的结果，直接决定我跟周主任怎么说。羊老师找了我一上午没找到，就有点儿急了。我没去学校，一直在家里睡觉。石铁柱跑来叫我，说羊老师说了，有天大的事也先放下，赶紧去。我看着火候儿差不多了，这才来到学校。羊老师一见我就像见了亲人，可脸上还绷着，只是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这个时候了还在家里睡觉？

我见他的脸绷着，我的脸也就还像门帘子似的耷拉着。我不想跟他废话，直接就说，昨天周主任找我了。果然，羊老师一听就把脑袋伸过来，瞪着我问，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什么也没说。

羊老师显然不信，问，周主任把你叫去，你怎么可能什么也不说？

我说，我昨天不舒服，说不出话，周主任让我今天再去。

羊老师立刻问，你已经去了？

我说，还没去。

我说完看着羊老师。

我知道，羊老师是一个极聪明的人。直到很多年后，我再想起这个人，仍然很佩服他，他脸上的每一个糟疙瘩里似乎都蕴藏着智慧，可以说是一脸的智慧。既然如此，跟他说话也就不必拐弯抹角。我用两眼盯着他，又说，周主任已叫我几次了，我得马上去。

羊老师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问，这么说吧，你昨天下午，到底看见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于是耷拉着脸，看着他。

羊老师看着我，两眼慢慢睁大了，脸上的糟疙瘩也憋得像草莓，又大又红。显然，他没想到，这个整天耷拉着脸，在班里不言不语的学生，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我想，羊老师这时肯定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在这之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学生家长来，不应该因为是个蹲马路边儿修自行车的，就拿他没当回事，更不应该的是把这个整天耷拉着脸的学生没放在眼里。倘早接待了这爷儿俩，至少这一次，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羊老师这时肯定在心里直跺脚，这应了那句老话，“在阴沟里翻船了”。

这时，我又催了他一句，周主任那边还等着，我得赶紧去了。

羊老师突然抬起头，一咬牙说，别管外面怎么传，我什么都没干。

我冲他看了看，说，知道了。说完扭头就走。

哎，等等。他立刻又叫了一声。

我站住了，慢慢回过头。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就这么看了一会儿。他“嗐”的一声，摇摇头。

我说，我不想去插队。

他垂头丧气地说，分配工作，得由学校决定。

我说，我没说要分配工作。

他沉了沉，今年，咱们学校也恢复高中。

我用力看看他，就转身走了。

这样再跟周主任谈，我就知道该怎么谈了。我来到学校革委会的办公室，周主任已经等急了。他急，我不急。我先一脸正色地表示，今天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着，又故意避实就虚，问东答西，就是不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我这样做，是想投石问路。我必须先摸清周主任已经掌握了什么，掌握多少，然后再决定我的话怎么说，说到一个什么尺寸。

我很快明白了，周主任并没掌握什么。我这时再回想前天下午，当时最先过来的是一个干瘦的家长，戴着一副像瓶子底儿一样的近视眼镜，还挺爱掺和事儿，一过来就伸着脖子凑到小窗跟前。这时羊老师的两只手还没离开马又红的脸颊，倘换别人，肯定就看见了，但这个瘦子的眼镜好像度数浅了，眯缝着两眼看了半天，嘴里还喃喃自语地说着，嘛也没有啊，这是看嘛呢？这也就说明，他当时不但没看见羊老师和马又红在干什么，甚至可能连这两个人都没看清。而后来再有人过来，教室里的这个精彩瞬间就已经过去了。我由此断定，真正看到这件事实质内容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至于学校的这些传闻，都只是后来过来的这些学生和家长的臆测。他们看到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学生这样坐在教室里，那个女生还低着头哭，就顺理成章地把这想象成一件什么样的事。

于是，我对周主任说，事情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这段时间，马又红一直在追着羊老师谈话，羊老师已经反复跟她说了，现在要谈话的同学和家长很多，他不能只跟她一个人谈。可马又红不听，一找羊老师就哭哭啼啼。前天下午，羊老师和马又红谈话本来是在办公室，但马又红又一直哭，办公室里的人也越来越多，羊老师是担心影响不好，所以才和她去了教室。去教室也没有别的事，至少我过来时，没看见任何事，羊老师只是一直在劝马又红。至于外面传的羊老师跟马又红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造谣我不知道，但我是相信羊老师的。现在的人就爱捕风捉影，况且又正在这种敏感的时候，肯定有人别有用心。

我最后说，领导还是别信这些没影儿的事。

我这样说话，表面的意思很明确，其实还是留了退身步儿，或者说是埋了两个“钉子”。我说，至少我过来时，没看见任何事。那么我过来之前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第一；第二，我对周主任说，外面是不是造谣我不知道，但我是相信羊老师的。我这样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外面说的是不是造谣，可能性应该各占一半。而我相信羊老师，也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态度。换句话说，就算我相信羊老师没事，他该有事也还是有事。

但我的这番话，还是对羊老师有利。我能感觉到，周主任也希望我的话对羊老师有利，这样学校也就省去很多麻烦。我既然这样说了，周主任心里也就有底了。于是，学校做了两件事。第一，先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大红喜报，说羊士林老师被评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积极分子”，要去区里参加集训一个月。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张喜报有点牵强，一个积极分子参加集训的事，没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第二，就是马又红的分配去向由去农村插队，改为上高中。显然，学校这样做也是经过考虑的。如果还让马又红插队，虽然是早已做出的决定，但性质也就变了，似乎带有惩罚的意味，这也就等于变相承认，她跟羊老师确实有事。让她改上高中，也就说明，她哭是有道理的，本来就应该上高中。

但并没有人注意到，与此同时，学校还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个决定。羊老师在去集训之前，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这时已经一身轻松，对我说，学校考虑到你父亲有病，决定照顾你。

我父亲确实有病。他由于长期蹲在路边修自行车，腰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已经直不起来了。我之所以一直要找羊老师谈话，也就是想以这事为由，让学校照顾。

羊老师说，学校同意照顾了，让你改上高中。他“嗯”了一下，当然，也只能照顾到这个程度了。

我听了看看他。

他也看看我。

我俩同时点了点头。

……

王松，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曾去农村插队，大学（77级）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开始文学写作生涯，其间做过教师、编辑、电视导演等，1990年调入天津市作协从事专业写作。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单行本、个人作品集等数十种。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