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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调说唱文学指以木鱼歌、南音、龙舟歌、粤讴等为主要类型，流行于广东粤语方言区的唱本与报刊文艺作品，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随着对外文艺交流的日益广泛及刊刻、声像光电技术的进步，该类唱本也逐渐受到域外馆藏机构与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对该类唱本的收藏、翻译、评价，使粤调说唱文学在域外得到了广泛传播。

注重收藏翻译

粤调说唱文学的域外传播，首先体现在域外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及个人对唱本的收藏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丹麦、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均收藏有数量不等的唱本资源。其中，个别刊刻本还属于珍稀版本，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收的静净斋藏版《第八才子花笺》就是珍品，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广州胜源堂版《绣像花笺》也不多见，而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八排走兵火母女失散》、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亚烂卖鱼》《河下温旧情》《方孝孺草召》《昭君和番》等均为粤调说唱文学的珍稀版本。

在个人私藏方面，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购得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唱本数十种。俄罗斯学者李福清也藏有广东俗曲说唱若干本。从总体上看，域外各级机构及个人的唱本藏书，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个别版本甚至是国内未见或稀见唱本。这对粤调说唱文学的域外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粤调说唱文学的域外传播，还体现在翻译方面。唱本《花笺记》在欧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早在1824年，《花笺记》就由英国人汤姆斯用韵文体翻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1836年，古尔慈将《花笺记》译成德文，使德国人接触到粤调唱本。1866年，施力高将《花笺记》翻译为荷兰文，在印尼出版。1868年，钟巴陵又依据《花笺记》荷兰文译本将其翻译成英文。1871年，施密特根据荷兰文译本将其译为丹麦文。1876年，德洛斯尼将其翻译成法文。《花笺记》在欧洲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影响了德国诗人歌德的创作，其十四行诗《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即明显从《花笺记》中取材。

推动文化互通

粤调唱本在中国近邻越南的传播比欧洲诸国更早，并且其对越南喃字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18世纪前期，《花笺记》被阮辉似改编成越南喃字文学《花笺传》。1875年，杜夏川又修订为《花笺润正》。而后的阮文素、赖玉钢、陶惟英等人均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花笺记》在越南的传播。同时这也表明，粤调说唱文学很早就渗透到了域外的文学创作中。

除唱本《花笺记》外，招子庸创作的《粤讴》被英国人金文泰翻译为英文并加以详细注释，于1904年在英国出版，名为《广东情歌》。金文泰将粤讴与《荷马史诗》《旧约》等相比照，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此后，赖宝勤把粤讴名作《除却了阿九》翻译为英文并予以注释。这反映了域外文艺爱好者对于不同种类的粤调说唱文学的关注。

此外，1911年前后有不少岭南报刊刊登粤调说唱作品，风气之盛使得域外报刊也纷纷效仿。如马来西亚共计有《天南新报》《槟城新报》《中兴日报》《国民日报》等13种报刊登载了1400余首粤讴作品。这反映出粤语方言文学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

粤调说唱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体现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域外机构与个人对于唱本文献的收藏及域外译者对这些作品的翻译、改编，影响着粤调说唱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效果和域外读者对于粤调说唱文学的接受方式、途径。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译者往往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来翻译和评价粤调说唱文学。如金文泰翻译粤讴，为使英国读者易于接受而尽可能使用“英式思维”，使得译文与其本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趋同性”，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文本差异”“文体差异”与“文化差异”则彰显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碰撞。又如汤姆斯在翻译《花笺记》时，对于其“才子类书”“歌本小说”的特征极为推举，这从侧面反映了译者把这种蕴含了诗歌情感、小说情节与音乐元素的复合文艺体裁引入西方以达到“文化观念互通”的鲜明意图。

拓展学术视野

粤调说唱文学进入域外学者研究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德国汉学家艾伯华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他曾撰写《广东唱本提要》一书，收录38种粤调说唱文学的唱本。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于1969—1977年间先后撰著《道情弹词木鱼书》（上、中、下）、《〈客途秋恨〉初校》和《华南民间音乐文学研究》等研究成果，对粤调说唱文学的唱本及艺术特征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引起多国学者的注意。

在波多野太郎之后，日本学者稻叶明子、金文京和渡边浩司合编了《木鱼书目录》（1995），共收录中国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法国、俄罗斯等各地馆藏木鱼书3874种，并收录有稻叶明子等人介绍、研究木鱼书的论文。

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在其《古典小说与传说》中收录了一篇有关粤调说唱文学的论文《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该文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收藏广东说唱文学文本的情况，以及木鱼书《花笺记》《钟无艳娘娘》在俄罗斯的翻译、修改和流传情况。李福清根据自己购买、访寻的粤调说唱刊本和材料，将俄罗斯以及他本人所藏的广东俗文学书籍予以整理著录。这些俗文学书籍包括木鱼歌本、龙舟歌本、南音唱本、板眼唱本等。李福清的研究为粤调说唱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始文献，同时也拓宽了说唱文学的研究视野。

创新研究思路

此外，域外学者对粤调说唱文学作品所作出的解读，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和思路。如李福清在收集、比较粤调说唱文学版本过程中有不少新的学术发现：一是通过不同唱本信息来推断其刊刻时间、先后次序；二是提出南音与龙舟歌的改编问题；三是提出“钟无艳”底本的影响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发现与猜想，对推进粤调说唱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又如越南地区对于《花笺记》的仿写与改编，从侧面折射出越南喃字小说的缘起、发展历程以及独特的审美情趣均与粤调说唱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深化粤调说唱文学研究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国内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粤调唱本文献的搜集、著目与叙录方面，文献基础比较厚实，但在此基础上对粤调说唱文学的深入研究较为缺乏，对粤调说唱文学的题材类型及改编等问题关注不多。域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粤调说唱文学展开的学术研究可以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互补，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和互通有无有助于推动学界对粤调说唱文学的研究走向深入。

域外学者对粤调说唱文学的研究，不仅表现在对唱本的关注收藏、著目叙录方面，还表现在对说唱表演形态的保存与再现上。1975年，哈佛大学音乐系博士荣鸿曾专门从美国来到香港，为瞽师杜焕录制粤调说唱资料。荣鸿曾特意选取在香港富隆茶楼录音，使录音中夹杂着茶楼服务员的叫卖声与顾客的谈话声，尽最大可能记录原初的说唱环境。这些录音资料逼真自然，弥足珍贵，成为粤调说唱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荣鸿曾借助录音设备对粤调说唱进行记录保存，凸显研究视角从文本（视觉）向声音（听觉）的拓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瞽师演唱的原貌，全面呈现艺人如何将恪守套路和即兴创作相互融合，也有助于深入解释书写文本（书面文学）与说唱底本（口头文学）之间的关系。

粤调说唱文学在岭南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地位。它不仅积淀为本土人民的文化记忆，还维系着海外广东人群的乡土情怀。粤调说唱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研究，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接受者对富有粤地地域色彩的民间文艺的重视和喜爱，凸显了粤调说唱文学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域外学界相关研究采用的多种角度和思路。粤调说唱文学不仅对外展现了粤地的民俗风情与历史印记，也是中外文学、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鲜活载体，在保护非遗成果、讲述中国故事、开展文明对话等方面有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