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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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市徐汇区及静安区的一条道路。在1911年到1943年之间的名称为麦琪路（Route Alfread Magy）。该路为南北走向，南至淮海中路接乌鲁木齐南路，北至华山路接乌鲁木齐北路，全长880米，宽12米至27米……”我和麦琪小时候学弹钢琴，常常走过那里。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蹚过。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城市排水并不好，水门汀上积攒起小水塘是容易的事，汽车开过的时候，会溅起跳跃的水龙。雨后，我和麦琪曾经交流过，要如何把池塘里的蝌蚪捞起来，放到雨天的临时水塘里玩，一阵心领神会的嗤笑。可乌鲁木齐中路的水塘是不一样的。我们绝不会在那里养蝌蚪，再等太阳出来，坐在地上等待蝌蚪被活活晒干。那是我们都没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黄区，可不是什么干坏事的好地方。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

那一年，可能是伴随着“一只小老鼠在昏暗幽深的大森林里散步；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软塌塌、乱蓬蓬、棉尾巴和彼得”等甜美故事的磁带声，我们潜意识中还相信着不管什么比赛，乌龟终将战胜兔子，严肃的老师就是突然冒出的乌鸦，爱丽丝钻入兔子洞就是掉入另一个世界，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掉出来的爱丽丝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我们咬着一毛钱一张的葱油饼，被音乐学院门口外国人慢跑的身影攫住了眼神。那些外国人看起来并不真的赶时间，却跑着步。上海的天色一如既往灰蒙蒙的，那些和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却好像携带着什么未名的、神秘的东西，在城市里穿梭、飘曳，播撒偶然的种子。

那是我和麦琪最早看到的、活的外国人，他们的步伐伴随着音乐学院里传来的各种乐器刻苦操演的声音，显得十分奇异。外国人的脸上总有一种没有表情的自在和松弛，院里传来的琴声又难免代表着青年同胞的苦劳。我不喜欢外国人的腔调，因为分明他们是寓居，却显得我们像外国人。麦琪和我的感受一定很不同。我曾经以为，我和麦琪还会有许多个这样的时刻，我们一起穿越时光，我们会看到无数种相似的惊异。殊不知人生中许多事都说不好。有些起初并不起眼的事居然都是一次性闪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它非常重要，好像风吹落了深秋的最后一片叶子。后来还会有许多凛冽的事要发生，但都与那息风无关了。

我和麦琪都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第一次出国（晚得好像并不值得正经说出来），她去了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了日本（出了公差）。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有点紧张，突然想到一首老歌，叫《人在旅途》，是一位新加坡歌手唱的。我和麦琪都喜欢看新加坡电视剧。新加坡人说的是中国话，口音却很特别。看完了电视剧，我们还要争论电视里的女主人公谁最漂亮，那是练琴闲暇，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想看得更仔细，以便周末能和麦琪多说一会儿话，我在霸占电视机的过程中被母亲暴力打断。母亲红着眼睛用卷发棒捶了我一顿。卷发棒不太适合捶人，因为齿梳是软塑料做的。打完我，母亲哭了（这非常像她的风格，好像明明是她想离婚，结果号哭的人也是她），她边哭边倾诉。她从遥远的童年、自己被哥哥欺负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离婚后担惊受怕会养不起我。最后说，因为我沉迷电视，辜负了她的期望，毁灭了我们未来的家运。这个庞大的女性史诗故事，居然降落在了七岁的我想要看电视的过失之后就灰飞烟灭了。都说人生如戏，可人生要真做成戏，好像还挺难看的。母亲用卷发棒捶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麦琪说的：“以后我们俩要是绝交，就唱一首《人在旅途》吧！”因为，电视剧的结局就是突然地离别，看也看不懂的那种离别。“千山万水脚下过”，“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我好想对母亲这样唱。这瞬间而过的想法令我感到害怕。很快，我就掐灭了内心中反抗的萤火。那之后，我就不太看电视剧了，我命令自己不可以喜欢看电视剧，然后我就做到了。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当我买了人生第一套房的时候，没有在家里安装电视。母亲却表现得非常失望，她对我说：“你是不是压根就不希望我来看你？”令我哑口无言（电视真坏啊，总让人为难）。

想起来，那时母亲的期望并不恢宏，她不过是希望我未来能成为穿着体面、有人喜爱的女孩子。我极不喜欢母亲抱怨生活，却难免受她殷殷期望的影响。她像一个宗教一样矗立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有罪，不许我散漫，只可以相信，不容许质疑，这一招还挺奏效。其实看电视不一定都是坏处，譬如我就很喜欢南洋电视剧里那种女孩子咬紧牙关也要“出人头地”的朴素追求，因为生活里看不到，算得上一种启蒙。生活里的故事无非是像舅舅家的那样，任由大女儿发烧活活烧死了，再喜迎新的儿子。每到过年，舅舅总说起这事，然后喝酒、流眼泪，像某种文学里的鳄鱼。新的儿子很快也长大了，他模仿父亲的口吻煞有其事地在作文里写，“我有一个姐姐，可惜夭折了，如果没有她，就一定没有我”，还参加了美好家庭作文比赛，拿了奖，他得意的样子像某种小鳄鱼。我和母亲一样不喜欢舅舅一家，但小鳄鱼的作文在电台里播送的时候，母亲还是逼迫我听完，要我学习。我只感觉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平安地活下来，没有成为谁感激的对象。我不再相信写作，因为知道明明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迹象之前，母亲突发奇想要让我学点艺术，那也许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插曲。我觉得学习“艺术”，就是学习孝顺，再加上交交新朋友。好在，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麦琪，让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听到除了电视剧配乐儿歌之外的音乐，赐予我数不清的惊异。我和麦琪，从小哈农、拜厄，练习到车尔尼599、849、299，巴赫……然后就终止了，再学下去就要露馅了。我被选拔入了一个奇怪的电子琴交响乐团，成为一个业余级别的表演者，不收学费。我的任务，是用电子的声音敲击出单簧管的定音。知道被录取的时候，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看穿了什么。母亲却很高兴，她觉得很光荣。每次排练，她都兴冲冲给我照相，完了还要把照片洗出来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在家里练习“定音”是远远没有练习完整曲目有趣的事。因为听不到主旋律，也看不到别人的乐谱。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想象。想象是多么哀苦又迷人的事啊。想象自己、想象别人、想象所有人汇合在一起，合作无间，就好像想象着幸福一样。

对了，其实我一直没有自己的钢琴。在家里，我都是用电子琴练习夜校布置的曲目，我练得十分刻苦，夏天即使汗流到地上也不会停止，所以连老师都一直没有看出真相，他一直以为我是有钢琴的，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会习惯性地降落八度。这当然是我童年时代最高级别的秘密，除了岁月，没有什么能将它解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麦琪。我和母亲也从来不谈起。出于某种神秘的倔强，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琴上任何的音色和伴奏，我把它想象为——钢琴。然后命运又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需要我把它想象为——单簧管。好像一种惩罚。

在加入电子琴交响乐团以前，我甚至都没亲眼见到过单簧管。即使是后来随乐队上台表演了多次，我见到过其他表演者带来的真正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我还是不知道英国管、低音单簧管、大管到底长什么样子，摸起来又是什么感觉。我不敢问，也不知道该问谁——我只能尽力本分地扮演好我所模仿的声音。那段训练的日子，令我开始熟悉机器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不只是西洋乐器，还有中国乐器，二胡或者扬琴之类的。不仅可以很拟真，居然还可以很恢宏。不仅可以很革命，也可以很民间。我们就像一群马戏团的孩子一样，用乐器来变戏法。坦白说，有时候操作它们，多少也可以放一点真情的。不仔细听，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觉得，那就是幸福，就是意境。在心里，我曾和它们合作无间、荣辱与共。本能的排斥和日常操习的亲切，扭曲地交缠在一起，合成为奇异的情感力量。在展演时总会有那么一瞬间，令人感觉耳朵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的音乐好像是真的，我们的成功也是真的。在乐团里，指挥老人叫我“单簧管”，其他人也叫我“单簧管”，好像我真的是“单簧管”。我当然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电子琴上的一个按钮，就连音量都是机器调控的，我是总谱里的只言片语。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居然有欲望想要拥有一支真正的单簧管，又觉得尴尬，觉得自己配不上。即使没有人搞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害怕被人知道我并不会使用它。我是个冒牌的。哪怕也曾真心真意地用真实的青春实现过它的表象、它的功能、它的音乐能量的万千分之一。

好险麦琪落选了那场诡异的选拔，没有留下如我一般的心灵阴影。她索性就放弃了继续学习钢琴。后来我们都快进入初中，听大人们说，还是学业比较重要。那时的我们，已经可以蹩脚地弹奏肖邦练习曲，譬如作品10号第3首，在交错的时空中抽象地“离别”着，在抒情的触键中一点一点远离真实的世界。而我们的琴艺，这一生恐怕也就到那里为止了，再也不会有新的进步，也不会有不满足。尽管我们才十几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音乐太远了，根本就用不上琴艺，无所谓够不够用。那之后，我还坚持了一小段“艺术”之路，直到母亲的兴奋劲彻底过了，她亲自劝我放弃。我就放弃了，二话不说。乐团表演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很想念麦琪。我们是差不多的人。至少，她没有扮演过谁，她有自己的琴，自己的声音，她比我强。我有点羡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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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微， 青年作家，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MFA专业讲师。出版有《新腔》《樱桃青衣》《细民盛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