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被奥塞斯这样的评论家看作是拉丁美洲前途最光明的作家是什么感觉？”面对墨西哥版《花花公子》记者玛丽斯坦的这一提问时，波拉尼奥想必是狂笑不止，他答道，“这一定是个笑话。我是拉丁美洲前途最不光明的作家。”那年他五十岁，死亡“这位尊贵的女士”很快就要找上门。但是他马上补全了这个回答，“我是拥有最多过去的那种作家，这才是最重要的。”

《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远不足以囊括他的所有“过去”。今天是波拉尼奥逝世十六年的日子，我们节选了《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中的部分谈话内容。从选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作家对政治、文学和生活的态度，他身为父亲的温柔、对于青年时期参与革命的反思、对聂鲁达这位享誉全球的拉美诗人的戏谑……当然，让作家不朽的唯有他们的作品。

是时候去阅读波拉尼奥了。

《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

（节选）

阿尔瓦雷斯：你对文学和书的热爱，有受到你父母影响吗？

波拉尼奥：没有。说到家世，其实我来自两个家族：一个五百年里总是重复又彻底地出现文盲，缓慢繁衍；另一个，我母亲那边，三百年里是一样持久和彻底地出现懒汉，不断壮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这个家族的不肖之徒。我猜他们更喜欢的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五十岁了，我其实也不想让孩子成为作家。不是说我想让他再接着保持五百年的文盲状态，但再来三百年的偷闲又有什么不好呢？虽然，咱们实话说，当作家其实还挺难的。我母亲读一些书，我父亲偶尔读一点美国的西部小说。他读的那些长篇小说篇幅不大，书可以放在你后屁股兜里，因为那时候可没电视。我母亲确实读得更多，但那时我如果要影响我母亲的阅读口味，我就得是今天的马塞拉·塞拉诺¹或伊莎贝尔·阿连德²这种风格的作家。另一方面，那样也没多糟，因为那样我就不用知道身为作家的烦忧，而会了解甜蜜的普通人，长远来看是个不错的出路。

阿尔瓦雷斯：如果两者兼得那还挺理想的。

波拉尼奥：我觉得两者兼得又能达到融洽是很难实现的，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曾经非常激进，相信越快达到极限就越好，这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阿尔瓦雷斯：你是怎么发觉阅读的乐趣的？

波拉尼奥：这当然是因为我曾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孩子，一个非常理智的少年。我父亲那时候是一个邮递员，也是智利南方的一位职业拳击重量级冠军。在那个男人面前，唯一该做的事就是变得比他更强壮——否则就意味着选择成为同性恋。如果他让我选，那我会选择成为同性恋，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重要的审美上的逃离，而非天性如此。我是异性恋。那剩下的就只有电影和书。从童年开始，我就全心投入地看大量电影，读许多书，主要地，还有点明显地，是为了“杀死”我父亲。当然，我父亲一直都很爱我，跟其他父亲一样。现在，我儿子也很想“杀死”我。我要做第一个这样跟他讲的人：杀死我，儿子。我脖子在这里。这跟那个犹太母亲的笑话有点像：疯癫发作的时候，儿子砍掉了母亲的头，逃跑了，然后绊了一跤，他正趔趄起身的时候——母亲的头还夹在他怀里——头说道，“儿子，你没事吧？”父亲对儿子的爱也与此类同。我猜在他的蛮横和勇气之中——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我父亲就像我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着我。到头来，要是讲父子关系，那可以讲几个小时。这其中唯一清晰的部分，就是儿子想唾弃父亲多少次，父亲都必须甘愿奉陪。即便如此，父亲也没法偿还他所欠下的十分之一，因为儿子从来没要求自己被生下来。如果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你至少得能忍受他想施加于你的任何羞辱。

阿尔瓦雷斯：有人说，孩子离开家是人生中最快乐、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波拉尼奥：我不同意。如果由我来决定，我愿意活到一百岁，这样就能永远保护我的孩子。我认为理性和亲子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一点也没有。也许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理性确实会强加于自我，但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很难将理性强加于人。一个人的行为发自内心，与恐惧和痛苦的积累相协调。比如说，我还没做父亲的时候，想伤害我是很难的。我以为我那时终于获得了一种刀枪不入的能力。但当我的长子出生的一刻，一切都变了；也就是说，我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所有担忧和恐惧都再度出现并自我复制，增加了一百倍。嗯，这事我自己可以忍受，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经历这些。这太可怕了，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女儿。我真说不下去了。我要哭了。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开始哭泣。它远远超出我能表述的范畴了。

阿尔瓦雷斯：你十五岁时，你们举家搬去了墨西哥。这是为什么呢？

波拉尼奥：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过墨西哥几次，她对这个国家很熟悉，是她说服了我父亲。我母亲一直是个焦虑的人。她让我父亲相信，最好的办法是离开智利去墨西哥。我的父母总是分开又复合。他们的关系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风雨交加，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是一个小天堂，一个可以让他们重新开始的地方。起初，他们觉得很有趣，尽管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在墨西哥上学的第一天，有个家伙找我约架，就因为我碰巧是个智利人；我们还没跟彼此说过话。他是一个不怎么会打架的墨西哥孩子，个子很小。我确信我只要两拳就能把他打趴在地，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把他打倒在地，其他所有人都会来打我。那时我灵机一动：我当时掌控整个局面，把比赛导演成了平局。我表现得很好，他和我成了好朋友，也没有人再想和我打架了。这事儿就像阿兹特克思维式的洗礼，非常令人不快，但我意识到了子弹射去的方向和打架背后的讯息。

阿尔瓦雷斯：你们刚到的时候，墨西哥就像智利之后会变成的那样充满活力。

波拉尼奥：墨西哥有不同的活力。嗯，那个年代，墨西哥城有一千四百万居民，它是一个独立的星球，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对我来说，因为我来自智利的一个小镇，一个南方小镇，所以我是从一个小镇换到了一个大都市。我从来就不是圣地亚哥的居民；我出生在圣地亚哥，但我从没在圣地亚哥生活过。直到我去那边旅游，才了解了一点圣地亚哥。

阿尔瓦雷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些你花费很多时间去适应的？

波拉尼奥：几乎没有。墨西哥人非常好客。因为只有十五岁，我很快就把自己墨西哥化了。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墨西哥人。除了上学的第一天，我在墨西哥从没觉得自己像陌生人。没有什么是我难以适应的。

阿尔瓦雷斯：你是如何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

波拉尼奥：只是为了做个唱反调的人，我想。我不喜欢共产党人那教士或牧师似的全体一致。我一直是左派，我不会因为不喜欢共产主义“牧师”就向右转，所以我转向了托洛茨基派。问题是，一旦身处托洛茨基派之中，我同样不喜欢他们宗教般的全体一致，所以我最终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自己是我唯一认识的无政府主义者，感谢上帝，不然我还得放弃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体一致总让我大为恼火。每当我意识到全世界都一致同意一件事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全世界都齐声咒骂一件事的时候，某种东西就会浮上我的皮肤表面，让我说出拒绝。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的创伤。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让我骄傲的事。

阿尔瓦雷斯：这就奇怪了，因为按你的说法，你家里就正缺这种全体一致。

波拉尼奥：我家里人的意见从没有一致过。也永远不会一致。

阿尔瓦雷斯：你如何看待智利的社会主义实验？

波拉尼奥：当我在政变前不久回到智利时，我相信武装抵抗，我相信永久革命。我当时相信它是存在的。回来后，我已准备好在智利战斗，准备好继续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战斗。

阿尔瓦雷斯：阿连德³在你们看来无疑是个保守的老古董。

波拉尼奥：对我们来说，在那些年里，阿连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我看来，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记得那是 1973 年 9 月 11 日：有一个时刻，我等待领取武器去战斗，我听到阿连德依旧在他的演讲中说：“前进就会知道，宜早不宜迟，伟大的道路将重新打通，自由的人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那一刻，我感觉糟透了，就像阿连德背叛了我们这些愿意为他而战的年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却转而使阿连德变得高尚：从死亡中拯救我们，自己接受死亡的同时拯救我们。我认为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伟岸。

阿尔瓦雷斯：但是他们拘捕了你。

波拉尼奥：我被拘留了，但那发生在一个半月后的南方，是发生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回事了。

阿尔瓦雷斯：读书时的同学帮你逃脱了。

波拉尼奥：高中时的同学。我当时被拘留了八天。然而前不久在意大利，有人问我：“你那时怎么了？你能给我们讲讲你在监狱里的半年吗？”那是因为一本德语书中的一个错误，把我写成在监狱待了半年。起初他们给我判的刑期较短。这事儿真是地道的拉丁美洲探戈。在我于德国出的第一本书中，他们判我一个月监禁；在第二本书里—看到第一本卖得不好——他们把刑期提高到三个月；在第三本书里，我读到的是四个月；第四本书里是五个月。照这样算下去，我现在应该还是个囚犯。

阿尔瓦雷斯：你怀疑过靠当职业作家来谋生吗？

波拉尼奥：我有很多疑问。事实上，我在做其他工作。经济方面的疑虑有许多年了，一直是经济方面，从来不是职业方面。二十岁的时候，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写诗，因为我那时也写诗（实际上，我那时只写诗），我想要的是活得像一个诗人，即便到了今天我都讲不清活得像诗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我的主要兴趣是活得像个诗人。对我来说，身为一名诗人意味着得是革命性的，愿意彻底接纳各种文化和性的表达，最终，愿意彻底接纳一切与毒品相关的经验。宽容意味着——不仅是宽容，一个我们不太喜欢的词——“世界大同”，一种纯粹乌托邦式的事物。

阿尔瓦雷斯：写文章不是会使那种情感更加深刻吗？

波拉尼奥：写文章常常需要更多工作，而我们反对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不知疲倦地懒散。没有哪个人能让我们工作。我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才工作。此外，我们接受节俭生活。我们是彻底的斯巴达人，收入微薄，但我们同时也是雅典人和鸡奸者，方方面面享受生活，贫穷又奢侈。这一切都和嬉皮士有关，和北美的嬉皮士风格，还有 1968 年 5 月的欧洲嬉皮士风格有关，到最后，和很多事情都有关。

阿尔瓦雷斯：你认为是墨西哥给了你情感教育吗？

波拉尼奥：我最该感激墨西哥的是我得到的智力教育。我的情感教育？我想，这更多归功于西班牙。来到西班牙的时候，我二十三四岁。我到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彻头彻尾地是了—我知道关于性的一切，对我来说，情感教育几乎等同于性教育。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在遇到第一个女孩后，我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知道很多体位，但体位是体位，性爱是性爱。

阿尔瓦雷斯：了解方法论是一回事——

波拉尼奥：对。我的情感教育始于欧洲，那时我二十三岁。

阿尔瓦雷斯：你不想回到墨西哥，是因为害怕发现一个与你离开时完全不同的国家，从而就此与它失去联系吗？

波拉尼奥：是的，那是事实。但还有一个事实是，虽然我四处旅行，但很多国家我从远处看都认不出来。逐渐了解一个新的国家和回到墨西哥这个我爱着但鬼魂云集的国家—我最好朋友的鬼魂也在其中，我相信我将度过一段难挨的时光—两相比较，那我更愿意去其他地方。我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度过一段糟糕的时光。我过去喜欢去那些我知道我会过得很糟的地方。但是，现在，为了什么？

阿尔瓦雷斯：你刚到西班牙时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波拉尼奥：是的。我遇到许多无政府主义同类，我自己也不再想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如何想到去那样做的？那是怎样的一个无政府状态啊？

阿尔瓦雷斯：在西班牙，人民摆脱了独裁统治，他们拥有了权力。

波拉尼奥：是的。问题是，在巴塞罗那，我不仅遇见了伟大的加泰罗尼亚人，而且还看到来自西班牙、欧洲和南美各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尤其是来自西方的人，都理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有工作可干。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有些工作工资很低，却能让你维持生计。国家的压力开始减轻。西班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份我永远感激不尽的礼物。

阿尔瓦雷斯：你是不是已经确信智利文学是以聂鲁达为中心的？

波拉尼奥：我很早以前就想过。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我来说，智利的大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尼卡诺尔·帕拉之后还有几位。毫无疑问，聂鲁达是其中之一。聂鲁达正是我在二十岁时假装出来的样子：不写作但像诗人一样生活。聂鲁达写了三本很好的书；剩下的绝大多数都很糟糕，有些真的跟感染病菌似的。但他已经像一个诗人一样生活了，而且不仅仅像一个诗人：他表演得像一个太阳诗人，一个诗人国王。

注：

1. 马塞拉·塞拉诺（Marcela Serrano, 1951 — ），智利作家，新拉丁美洲小说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努斯特拉女士的孤寂》（1991）和《为那些我难以忘怀的》（1994）。被译成英语的作品有《安提瓜和我之前的人生》（2001）。

2.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 1942 — ），可能是最著名的智利女性作家，魔幻现实主义运动中极为高产的作家。波拉尼奥认为她的作品“差劲，但鲜活。跟许多拉丁美洲作家一样，她的作品贫血，但有生气”。主要作品都被译成英文，包括《幽灵之家》（1982）和《保拉》（1995）。

3. 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 1908 — 1973），智利医生、政治家、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