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城市文学研究，有一个学科归属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是将它归入传统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还是将它归入城市学这门学科？对于第一种做法，我的看法是，因为它受到了文学研究之内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缺乏一种对等相通的经验上的把握，所以很难真正进入到文学价值评判领域，也难以与其他学科发生对话关系。一种针对城市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要更为有效，因为它的视野更大，也能够在时代精神的符号表征与文学形式之间看出隐秘的联系。城市学范畴内的城市文学研究，使得叙事演变与精神历史的共鸣和互证得以成立。目前我们对城市学本身的理解还存有一定的问题。城市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子嗣，换句话说，在传统学科里面增加一些城市视角，以此应付分散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社会学中的城市问题，以及历史学中的城市主题，这样的“城市学”可能很难称之为一门自足的学科。真正的城市学有着它自己的问题域和方法论，并且，唯有在这样一种问题域之内加以观照，在这样一种独有的方法论的统摄之下，城市学才能够兼容其他传统学科，才能触及到这门学科所要处理的对象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将城市文学研究列为城市学的子题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文化有着强大的乡土文明传统，城市一直是被诅咒的对象，甚至是被删除的对象。一种城市经验的出现，在文学这个范畴内，势必分裂为两种不同倾向，对于作家来说，这种独特经验，是青年一代的写作者必须去关注的，因为他们恰恰生活在此，像年长一代作家那样，本能地去书写乡土经验的东西，对年轻一代作家来说，已经不再可能。而对于城市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所要处理的对象就更为复杂，他们既要思考诸种城市经验元素，以便将它向认知提升，还要面对已然被塑造了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形态。经验走在前面，而判断总是滞后，但城市学的研究和城市学的评论也不能过于滞后，它应该跟上来。就目前来看，在中国这两座国际化城市里，上海的城市文学研究是做得比较好的，它涉及到各个领域，而北京的城市学研究则是刚刚起步，当然包括对北京城市文学的研究，都要迎头赶上，迅速发展起来。

一、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乡村的对应物，它是从乡村的基础上诞生出来的，它有它自身特有的发生学问题。跟乡村的自然属性不同，城市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上帝”或者“神”创造出来的。自然和乡村则不是人造的，自然之中的所有景点、景物、风景，动物和人，都是“自然”的元素

人类这个自然中的生物之一类，跟其他的生物种类一样，都是匆匆过客。地球上的居所也不过是他们的临时居所。对于如何经营这个临时居所，或者说在其中如何生活，人类一直在犹豫不决：是挖几个洞、搭建几个茅棚、造几幢土坯干打垒临时对付一下，以便在去天堂的时候可以轻装上阵，还是建设坚固无比的居所，打算在大地上永久居住下来？人类在地球上建立永久的居所，乃至试图建造“地上天堂”，这样一种梦想，一直都像“梦”本身一样飘忽不定，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一会儿建，一会儿拆，一会儿又大动土木，一会儿又将它烧毁。人类将自己“定居”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早就开始了。但这种理想和实践，成为所有人类的共识，则要晚得多。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论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不伟大著作中也有集中的论证：“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於分工、屈从於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

农民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市民不是，市民是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整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文学都是城市文学，因为城市人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又极强的主体性，也具有高度职业化的而社会分工，他们是“专业人士”，而不是农民那种“万能的”或者“无能的”人。市民这样一种新的人类，从自然之中诞生出来，他的背景是城市文化和全球市场，是商品交易。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它有很多它自身的规则，我们的古典诗歌，就是对这样一个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赞美和感叹，古典的叹息，这样的叹息有一套规则，比如符合自然节奏，不如押韵对仗的规则（见《土地的黄昏》第十五章）。

城市是人造的，是人类自己试图为自己制造一个“天堂”的冲动，是人类“僭越”的伟大成果。自然里面有很多人所不适应的东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是诞生了还是死亡了，是死是活，并不影响自然照样运转。人的世界可不是这样，有人死了，工作要暂停一下，要开追悼会，要哭泣，要默哀，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自然的时间不会停滞。城市是人文的一个世界。自然里面有很多人所不适应的地方，我们在农村呆过就知道，我们不适应，我们要逃离，我们要走。去什么地方呢？去一个我自己觉得好的地方，那就是城市。城市是谁？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人造天堂。当然，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一方面正在进行，还依然在进行，另一方面他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因为城市有很多问题，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造一个天堂，其实有很多问题。所有的现代文化、现代艺术、现代诗、现代情绪，都跟城市的诞生以及城市诞生之后的不满足、匮乏是有关的。最早的爱伦坡小说或者爱伦坡诗歌都是书写城市和城市的匮乏和不满足，孤独、陌生感、迷惘，既然城市这么不好，为什么不回去？因为回去半个月都呆不了就要跑回来，受不了。回老家开始很高兴，相亲、喝酒、拥抱，一个月就不行了，半个月要走人了，再呆下去就傻掉了，也不会说也不会写了，那个环境是不会培养你的说写能力，它培养你沉默的能力，跟自然一样沉默，和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就是不说话。

二、城市文化问题

关于乡土文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经典而又精辟的论述，并指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我在《土地的黄昏》（2005）中指出，农耕文化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它的文化实践其实就是一个排斥“陌生文化”的过程。城市文化恰恰相反，它不是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它是以迁徙为特征的陌生人集合的文化，它以高度的社会分工为基础，同时又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团结”和“依赖”在一起。城市文化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和交往的结果，或者说是以“陌生性”为基础。乡土社会恰恰相反，它是熟人与熟人相遇和交往的结果，是以“熟悉性”为基础的。熟人与熟人之间交往的一套规则，是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赖以为生的最基础的东西。而当人与人之间由熟人变成陌生人，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必须重新制定。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就是在制定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到今天为止，依然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或者“孤独”问题。现代主义文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孤独，美国作家爱伦·坡较早涉及孤独这个主题。城市里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大厦，各种各样很热闹的东西，其实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依然是一个孤独的分子。爱伦·坡有一个小说叫《人群中的人》，写的就是现代城市中人的孤独。德国作家霍夫曼也较早涉及到这个主题。他的小说《堂兄的街角的窗户》，写一个孤独的人坐在自己房间的窗户边，孤独地注视着街上行人的过程。霍夫曼的、爱伦坡的、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最初的文学全是处理陌生人与陌生人相处在一起的不适感，他不适。我们在乡下就没有这种东西，乡下见了谁都打招呼，你只要是乡音，说出来的话是这个地方的口音就行了，就是熟人，就聊天，什么都可以聊天，而没有设防。

所以城市文化的产生，所有都是陌生人相处在一起制定的规则，以及如何适应它。实际上很难适应它，只要还有一点自由感觉的人，特别是文学艺术家最难适应的。但是，尽管文学艺术家整天批判城市，你让他回到乡下去他又不行，因为乡下是一个静止的世界，静止的世界是不产生想象力和思维的，他们只知道叹气。所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几千年来的一声叹息，一直叹到皇帝都叹起了，宋徽宗，一直到李煜，一直到近代的皇帝都在叹息，苦啊，生老病死人生真苦啊。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生了儿子很高兴，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他感叹的全是这些东西，他感叹、叹息，整个诗歌抒情诗就是在叹息。古典抒情，其实就是两个不变的永恒的对象相遇的结果。一个是没有疑问的对象——自然和自然生活；另一个就是没有疑问的抒情主体。两个永恒不变的、静止的、熟悉的事物相遇，产生的感叹、赞美、感恩，它是永恒不变的。这不就是抒情诗吗？而这个抒情诗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城市不是抒情的世界，它是散文的世界，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的世界，是席勒所说的“感伤的”时代。古典的“素朴的”时代，转变为“感伤的”时代。这个就是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它瞬息万变，飞速发展，高速移动，对此，我们是没有办法抒情的，它只能叙事。抒情和叹息到哪里去了？它还存在吗？可能还有，还在那里，但不确定，充满疑问，无以言表。那种情绪和心绪是在那里面，是通过词语的缝隙散发出来的或者挤出来的，你要捕捉，要寻找，要拼贴，所以才有文学批评这个专业，古典没有文学批评这个专业，它是一个拍桌子的专业，“妙，真真妙也。”这叫什么专业吗？今天才是文学批评专业，为什么有文学批评专业呢？因为他要找到那个古典情绪、古典心绪和确定性的东西失踪的地方，他要把它找回来拼贴在一起，它是为抒情收尸的人。

还有大众文化，你的耳朵、鼻子、眼睛，所有的感觉器官满足它，让它回归到完整的总体里面去，大众文化产生的功能，这在城市文化里面才有，农村里面没有的，农村里只有在节日才有，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劳动之中不需要这些东西。而城市里面所有的大众文化，作为消费品的文化，是满足城市陌生人之间的孤独感，它填补它，它制造一种幻觉。比如说，听到一种美妙的音乐，这种音乐实际上是电子音乐，读到一个神话故事有情人终成眷属，读到一个挣钱，又挖到一个宝藏，盗墓，这全是神话，这些神话是填补神话丧失的世界。但是城市是不是全是不好的？不是，既然它不好，我们为什么要赖着不走呢？城市里的物质世界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丰盛的物质世界，所有的商品在大街上游行蜂拥而至，你被上帝簇拥着，你像皇帝一样的，上帝整天簇拥着你，你大摇大摆的像皇帝。所有的物质，我们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为我们的身体服务的，包括抽水马桶，包括我们的衣服的那种精致、柔软，我们每一寸皮肤和感觉器官，人类都会发明一个东西抚摸它、安抚它，但是这种抚摸和安抚，物质的丰富，它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所以文学艺术永远在这里有效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物质文化不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而在乡土社会里面，农民就像生活在子宫里面，他是没有压力的，没有矛盾的，它是天堂。当然后来破坏是另外一回事，在《诗经》里面不存在这种东西，当然《诗经》里面也是有讽刺的一面或者批判的一面。所以文学艺术实际上就是弥补你的灵魂的缺失缺憾，城市文化的缺憾。

三、中国古典城市的命运

中国的城市小史就是建城和毁城，不断地建，不断地毁。改朝换代的战争结束，先把前朝的都城毁掉。据说阿房宫少了好几个月才烧完。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其实都是一个传说，找不到古代的建筑，特别是民居。所谓的古代文化名城，从民居建筑的角度看，其实是新城市，而不是古老的城市，很难见到想像欧洲中世纪城堡那样古老的建筑，当然这里也有建筑材料的原因，包括木质建筑还是石质建筑，有建筑材料的原因。其实这也是价值观念决定的。你打算在地球上暂时居住，随时打算离开，当然就不会把房屋建设得很坚固，就搭茅屋，建土砖房，挖洞居住，临时对付一下。中国人对城市文化是不屑的，我们整个一套叙事体系、描述体系中，没有城市文化的地位，城市是一个反讽，是一个反面的东西，是一个要否定的东西。我们有“城堡”而不是“城市”。马克斯·韦伯把城市分成东方型城市和西方型城市。东方型城市就是“城堡”，以“堡垒”为核心，政治军事为目的。西方型城市以“市场”为核心，以商业交换为核心。西方型城市和东方型城市最大的区别在哪？从外形上看，怎么区分？你可以买一本《世界城市地图册》，打开看，东方型城市和西方型城市非常清楚，西方型城市街道，主要是蜘蛛网状的，东方型城市以北京和西安为代表，就像一个围棋盘格，这种棋盘格式城市叫城堡，它是为了政治军事目的建起来的，而蜘蛛网状的城市是市场自由发展起来的。城堡为了政治军事目标，城市为了市民的自由交易，它是建立在商品市场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军事权力基础上。从外形上看，历史上的西安和北京，是最典型的东方型城市。

建城毁城构成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一个朝代，在建设之初都是军事化色彩非常浓，慢慢慢慢城市开始发展，一直发展到这个朝代过了一百年，乃至两百年以后，这个朝代的城市非常非常发达，就是世界一流的，长安也好，开封也好，南京也好，迅速发展成世界一流城市，晚明的南京不得了，比威尼斯强多了，但是迅速要烧掉，迅速要把它打垮掉。

我们看一下晚明的《南都繁会图卷》，晚明的南京人在干什么，它甚至和清明上河图比都不一样，清明上河图的人很繁忙地在劳动，这幅画里却是在休闲在玩儿，白色的条幅全部是广告，南北皮货、布、鞋，全是广告，这个晚明的南京是世界一流城市，无论是人口还是商业。清兵入关以后迅速不行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全部给你烧掉，你找不到古老的地方。上海也是一样的，上海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世界一流城市，不得了的繁华发达，香港人到上海就是乡下人进城，后来反过来了，上海人到香港就是乡下人进城，最后变成村庄，上海变成村庄，我们学校老师的宿舍叫教工一村、教工二村、教工三村，朝阳新村、浦江新村、黄埔新村，全是村，终于变成村庄我们就开心高兴了。1990年代上海又开始建设，现在的上海，从硬件上来说，它跟香港比，丝毫不亚于香港，在若干年以后，它可能就变成世界级城市，北京、上海都变成世界级城市。

《南都繁会图卷》，据说是仇英的作品，但是当时的文人不愿意署名，要署名署什么？扬州八怪那种画法，苏派绘画，中间画几个虾点一点，边上留很多空白，就是文人画，那个才是正宗，这种有透视感的、焦点透视的画法，在中国文人眼里根本瞧不上，什么玩意儿，垃圾，可是人家留下一个珍稀的史料。

四、城市研究的几个切入点

研究一座城市，我们怎么研究？北上广怎么研究？如何研究一座城市？有几点要注意的：

（一）看它的街道布局形态，叫城市形态学。要在城市学里面专门研究城市形态学，我们也看到已经翻译出版这些著作。城市形态学，这个城市是什么形状。拿地图册来看，当然你坐飞机去也行，买地图册来看，就是我刚才讲的，街道的布局它是棋盘格式还是蜘蛛网形，还是放射状的，还是其它什么状的，还是条状的，像广州、深圳就是条状的。街道形态这是一个角度，是不是客观的，我们的城市学不是完全人文，要吸收一些其他学科的。

（二）看它的结构中心。你这座城市的中心是什么样的模式。当代中国一线城市的中心，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单一中心模式”，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永远是在紫禁城，不可能移到别的地方去，所有北京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以紫禁城为原点向外辐射的基础上，你的地租、你的房价、你个人的价值，都跟你离紫禁城原点那个距离可以量出来的，越离紫禁城近越值钱。我问你上班地方在哪？在长安街九号，太牛了。如果在西长安街九千号上班，八宝山那边了，那肯定不行的。他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离紫禁城原点的距离是可以量的，所以它是唯单一中心北京。

第二种模式叫“多中心模式”。多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我可以随便列举上海的中心：外滩、徐家汇、人民广场、五角场、陆家嘴等等。外滩毫无疑问是一个中心，那是显示给外国人看的，多漂亮，你们快来吧。第二个中心徐家汇，我问你家住哪？你说你家在外滩。没人相信你，外滩是不可以让你住的。你说你的家在徐家汇，了不得。徐家汇是老上海的中心，近现代西方传过来的天文台、图书馆、教堂，都集中在那边。第三个中心人民广场，市政府、电视台，那些重要的机构全部在那个地方，是1949年以后的新中心。五角场是高等教育和科学中心，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一大批大学、高教区、文人、知识分子，五角场一个中心。如果还要列举，静安寺也是，张爱玲曾经就住在静安寺那个地方。我随便可以列，它有很多中心，外滩跟陆家嘴、跟五角场、跟徐家汇、跟人民广场有什么差别、有什么等级？没有等级的，都非常有名。多中心城市是第二种，它的市民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跟这个城市形态有关的。

第三种模式是“移动的中心”。广州，广州是不断的移动，一天三遍，今天在这，明天在那，所以为什么说广州是一个大工地，是因为整天在建。新中心小蛮腰，是我离开广州以后建起来的，原来的中心，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到21世纪，它的中心移了4次，从北京路和中山四路，移到环市路，再移到天河区，再移到二沙岛一带，最近这些年又往东移了，移到了以“小蛮腰”为中心的珠江边上。它不断在移动，移动改变这个城市的布局，改变这个城市的地租形态，改变这个城市财富的分配方式，你是穷人，你或许可以一夜之间暴富，为什么？因为你在我家门口开始建中心。所以广州是中心不断移动的城市。

我发现中国城市三种形态，一种是单一中心，北京为代表。一种是多中心，上海为代表。一种是城市移动的，广州为代表。这个叫城市结构。

（三）看它的民居建筑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研究城市第三个视角是民居，也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每个城市的民居不一样的，北京四合院跟广州的骑楼就是不一样，住在骑楼的人跟住在四合院里面的人性格不一样。上海的弄堂、石库门弄堂。所以这种古老的城市里面它的民居特色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分析的。

（四）最后一点，就是城市精神和市民心态。这个城市的市民精神，要根据这个城市里的软文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学，通过文学研究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

这是我认为的切入一个城市的四个角度，在这样大的东西的统摄之下，我们再讨论城市的文学、城市的市民文化、城市的大众文化这一类的东西思路会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