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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危机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

来源:现当代文学通讯(微信公众号) | 黄健  2019年07月19日16:38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们的意义为什么失落?第二个,我们的意义为什么产生了危机?第三个,我们的意义将如何呈现出来?

一、意义缘何出现失落?

大家知道,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对人而言的。它是基于人生或生命的一种意义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学也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对人生或生命作了这方面的支持。大家知道,我们传统的文学就有所谓的“文以载道”之说,如果把“道”理解为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传统的文学就在承载传统意义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相互之间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整个文化或美学角度来说,它构建了一个与中国传统的以道德为本体意义的伦理审美系统。从文体上,或者说从中国文学的诗、词、曲、赋、文等角度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的意义演变,它经历了一个从初始到高潮再到失落的曲线过程。譬如,古代诗歌是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的文体变化的。像四言诗,它对应的是我们农耕民族在劳动之余的心灵韵律,非常优雅、愉悦,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蒹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它非常优雅地对应了农耕民族的心灵韵律,形成一种对人生或生命的意义支持。发展到了五言以后,更为深沉、复杂的意义也随之生成了。我们读《古诗十九首》,就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诗句,比起四言诗来,它的意义发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它赋予了人生或生命的意义以更浓厚的哲学内涵。到了唐代,到了四言、五言、七言诗均已的达到了顶峰,也与整个大唐、盛唐的情形相匹配。

众所周知,就中国的朝代而言,从秦开始,秦、汉、唐、元、宋、明、清,我们都可用“大”来相称,唯独唐朝还可用“盛”来表示。所谓“盛唐”,这个“盛”表示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达到了“盛”,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从此开始,就一直往下走。从诗歌创作中就可以看到,初唐的诗风是非常开阔的,我们读李白的诗,就可以看到诗中的想象非常的开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个人性格也非常率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中唐,杜甫没有了这种气质,杜甫更多的是“忧患”。他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盛世的的气象,他已经体会不到,所以,他有两句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在古典诗歌里,这是写“悲”,写的最好的两句诗,没有人能够超过它。到了晚唐,连这种诗中忧患的心情也没有了。有的是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到了晚唐末,唐代马上要结束了。连“夕阳无限好”也没有了,有的是罗隐的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意义失落的进程在加快。

从文体上来看,取而代之的是词,词跟诗相比,没有那么浑厚、多向和深沉,它有的是更多的、无尽的哀愁。南唐李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更是用叠字来形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传达“人比黄花瘦”的凄凉境况。苏东坡的词,写的很豪放,也很开阔吧,但也是表现了他面对人生困境无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真正地体悟了“月有悲欢离合,人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无奈和悲凉。人生全不了,这将是常态,所以只好把事情寄托在月亮上面。而到了元代,连这种希冀也没有了,有的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为什么不说东风肥马呢?“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想想看,肠子断了是什么感觉?到了《红楼梦》就是唱挽歌了。它的《好了歌》,好了,就是了了,当然了了,也就是好了。这种意义的失落一直走到晚清,在晚清,现代西方文化的涌入,传统的意义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危机,而不是单单失落的问题了。它表明:传统的在道德本体领域建构的一整套的意义系统,不足以支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不足以为新的人生提供完整的价值和意义的支持。

二、意义缘何发生危机?

这样一种的意义危机,用美籍华人学者张灏教授的研究来说,就是中国人在三个方面产生了迷失:第一是道德的迷失;原本不需要去道清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第二是存在的迷失,人活着却不知道要干什么?人生出现无意义的漂浮;第三个是信仰的迷失,人生失去了终极的方向和理想,心灵再也不得到意义的滋养。

所以,从晚清这个时候开始,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这样,向西方学习,那我们就要面对传统的意义该怎么办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先驱者们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表现他的感性认识,于是,就出现了从“诗界革命”到“小说界革命”的这种呼唤革新的声音,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有所学,有所思的认识现象,提出了当传统的意义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意义该走向何方的问题。

因此,从晚清来看,“诗界革命”中的“我手写我口”,其实在它背后,支撑它的理念已经从传统的单一的道德上的意义建构,转向对生命自由的向往,“我手写我口”就是要求自由的表达。再到“小说界革命”,就是“欲兴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新理念的提出,表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关注高度的创作理念。

当然,如果说晚清的这些革新运动,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的话,那么,这个历史的重担就落在了“五四”新文化上了,所以,新文化的先驱者们直接从西方文化思想库中搬来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重新建构现代人的意义世界。这样,我们的文学也非常适应了这样的环境,配合了这场新文化运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直接从语言的表意系统开始,而不是宏篇大论地从体制,或文化载体的角度开始。大家知道,传统文言文的表意系统非常的优雅、集约、简练,这的确是非常的好的语义表意系统,但是,在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面前,它发挥不了语义的功能和作用,也不足以表达现代人内心的复杂心绪。这样,那一套文言的表意系统不能用了,这就要涉及到话语权的转换问题。如果只是在文言文的表意系统里面,再去革新、去修修补补,都是不解决问题根本。这样,胡适直接从打破文言八股着手,直接从语言系统着手,建构了一整套的符合现代人表意系统。这就是新文学的“诞生”。它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在存在一个属性上,或价值的理念上就和传统拉开了距离。同时,从这个距离上来看,中国文学在这一个转折中获得了一种“新生”。虽然我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也许我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起步为一百年,可能后来人写文学史的话,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把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分得这么细,可能只归为一章,甚至就是一节。那么,这一节或者这一章怎么来写?就是说如果要确定这一章的地位的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整个的“价值理念”上,在整个表意系统上,和古代拉开开了距离,划开了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意义缘何需要重构?

当然,我们知道在文革结束以后,北岛写了一首诗,叫《回答》,里面有一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那么,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就在“我不相信”中真正地全部倒塌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包括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也好,学习“五四”也好,实际上,就是要进行意义的重构,还是要思考新的意义,究竟要往哪走,从哪儿出发。自然,回到原来的地方,是不可能回得去的,这样,那怎么来建构一个跟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这个表意系统相吻合的价值世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论是看“五四”新文化也好,还是看“五四”新文学也好,虽然可能还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甚至它很幼稚,但我的观点是,它真正与古代拉开了一个距离。它在整个时代发展的节点上,划了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这个新的起点,无论它怎么走,会遇到什么情况,它将始终是朝着以“自由”为价值理念的现代文明的意义世界走的,我想,就像九曲黄河入海一样,崎岖蜿蜒,但始终不会回头。

虽然我还不知道未来的意义,究竟会怎样的情形?究竟会建构在什么地方?但我们需要对这个意义重构,保持我们必要的信心和乐观。历史或许会有惊人的相似,但不会重复,不会走回头路,人对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文明意义世界的向往,永远不会过时或消失,而这,也是我们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中所获得的深刻启示。

(根据录音整理,经过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