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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海书展上，平野启一郎带着《日蚀》《一月物语》来沪，首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本报记者温潇摄

1998年的某天，日本老牌文艺杂志《新潮》的总编辑前田速夫如常来到社里，不料一个装满16页信纸的厚厚信封早就寄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这显然与平常的咨询信件不同，他很好奇地打开信封读了起来。

“在下平野启一郎，京都大学法学部大四学生。”以这样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头，作者就滔滔不绝地阐述起自己的文学观——“作为艺术的文学现在最为渴求的，就是神性这种理念。人们堕入了日常性的苟延残喘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当下，才更需要一种作为超越机会的艺术体验”……信件最后写到：应征新人奖，作品被评委非议，（这在我的）信念上难以接受，如若果然拙劣，只得烦请扔进垃圾桶，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想请您垂读这篇新作的原稿。

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居然是一位“潮男”

信中波德莱尔、尼采、荣格、伊利亚德、巴塔耶等名字被旁征博引，令前田速夫感到这位博闻强识的作者非等闲之辈。那坚定不移的文学观，乍看带有古风又很正统的信念，有可能会给后现代主义总崩溃的当下打开风穴。前田立即回信让作者把原稿寄来，其后收到的稿子，便是日后获得第120届芥川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日蚀》。

读罢《日蚀》初稿，前田惊叹于文章的品质如此之高，便迅速赶至京都，亲眼确认如此早熟有才之主究竟何人。没想到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位一头茶色头发、左耳戴耳钉，怎么看都是时尚潮男的人物。在两人的交谈中，只要前田问到某一点，对方当即就能以十倍的体量回答。不仅如此，平野对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也是颇有见地。就是那次会面，让前田决定在《新潮》1998年8月号卷首一口气发表这位无名新人的作品，这也是该杂志自创刊以来的首次。

杂志出版后，前田用“可谓三岛由纪夫的转世神童之作”作为宣传语。后来，加上“继大江健三郎、村上龙之后，史上最年少的在读大学生获芥川奖”的话题性，该作的单行本大卖。在此之后，平野以明治三十年奈良县十津川的山中为舞台的第二部作品《一月物语》，也在《新潮》1998年12月号卷首发表，单行本发行后，随即也成为畅销书。

前田说，所谓编辑，如果以相扑为喻，常常被认作是呼唤力士上场之人，“我认为没有比把自己认可的新人充满自信地叫上相扑台更令人振奋的了”。

这就是20多年前平野启一郎走上文坛的一个简短经过。叙述人前田速夫先生目前也已退休，他把这段尘封往事寄到记者手上之时，正好是2017年上海书展平野启一郎带着《日蚀》《一月物语》来到上海，首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的时候。那也是平野的作品首次被引进中国大陆。

“大江先生的政治态度才是小说家应有的姿态”

说实话，最初记者也是被腰封上“三岛由纪夫转世”这个宣传语吸引，继而开始阅读平野的作品，关注他在大众媒介上的言论。不过，平野的政治态度与晚年三岛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右翼思想完全相反。平野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文学家，就政治态度而言，我与一向拥护和贯彻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江健三郎先生有着强烈共鸣，并对他抱以敬佩之情。”尤其是近年来日本政治状况每况愈下，平野就越发对大江先生心生敬佩，并不断思考小说家应有的姿态。

那他与三岛由纪夫的关联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顺藤摸瓜，从把他推上文坛的《新潮》前总编辑那里找寻线索。据前田先生回忆，之所以会在最初的按语中用“可谓三岛由纪夫的转世神童之作”作为宣传语，是他从平野身上感到了同为法学部出身三岛的魅力，虽年纪轻轻却有着与年龄并不相称的博识、丰满华丽的语汇、建构故事的能力、反时代性、才华横溢等，这一切都让他仿若看到了年轻的三岛。前田本人当时并未觉得这个说法夸张，但因为这可能会让平野由此被视为三岛的模仿者，给他带来的困扰而感到抱歉。

平野坦言，沉醉于文学的契机，是在14岁那年读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彼时对三岛的文学有着强烈的憧憬，他渴望也能够用那种华丽夺目、光辉绚烂的辞藻表达思想，文体上确实受过三岛的影响。

文学必须解答个人应该如何生存

平野对记者回忆，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正值他刚上大学，当时很多人都想挑战阅读大江的《燃烧的绿树》，结果大多以失败告终。而他则从大江初期的作品《死者的奢华》《饲育》开始读起，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日本出版界上点岁数的编辑经常会提起“大江出道之时，令同时代很多有志成为小说家的青年断念”这个传说，平野对此深有同感。他说，读到大江作品的时候，与其说不由地开始厌恶写作本身，不如说是对自己开始失望。“近代以来，日本文学史上有那么几位杰出的小说家，但没有比大江先生更让人如此痛感了。”

以《日蚀》这部小说出道时，很多人不解平野为何要写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旁人会问：大江健三郎、村上龙都写出了强烈表现同时代的作品，你这是写的啥？平野认为，《日蚀》这部作品，恰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充满了世界末日感的日本。在网络普及前，人们都说文学已完结，针对这样一些没有前途、基调晦暗的说法，平野创作了具有中世纪炼金术士神秘色彩的《日蚀》，以及表现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吸收西欧文化，却仅停留在表层的《一月物语》。

平野认为，文学必须解答个人应该如何生存这个问题，需要更新的不是一时的安抚之策，而是整个世界观。他经常就“想做之事”“能做之事”和“应做之事”进行思考。刚出道那会儿，他认为应该做“想做之事”，便发表了《日蚀》《一月物语》和《葬送》等“浪漫主义三部曲”。之后，他便思考除了那时流行的“终结”小说外，还有哪种可能？于是他持续了一段“能做之事”的实验期，并发表了《高濑川》和《滴漏时钟的波纹》等实验性短篇小说，这是其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时期”。从“第三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开始，平野便考虑现在真正“应做之事”究竟是什么，发表了一部题为《何为自我：分人理论》的评论集，形成了自己的“分人”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要探讨令和时代日本文坛的可能性，还要看是不是获过大江文学奖这个风向标。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人，就是中村文则。他是继平野之后，《新潮》前总编辑前田速夫发掘出的又一位实力作家，是芥川文学奖和大江文学奖的双料得主。这两位70后作家显现出的共性，就在于与前辈作家一样关注到内心细微感受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到一些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