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正值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此发来贺信，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总书记高度肯定和评价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并在明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肩负重要职责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号召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深入学习，认真履职，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信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事业、文艺战线的高度重视、高度关注、高度信任和高度期待。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标志。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民族强旺的时期，也正是这一民族的文化繁荣的时期；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强旺与文化的鼎盛，则又必以经典性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发出先声。

有分量的经典性作品如何被创造出来而又为读者所广泛接受？决定作品分量的因素有很多，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环境。但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部因素，文艺作品是经由作家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家艺术家对创作的投入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未来面貌。在一个通往“经典”之域的艺术探索的旅途上，作家艺术家手中掌管着一枚打开读者“心门”的“钥匙”，这枚“钥匙”不是别的，正是他（她）作为创作者的态度。作家艺术家的态度之于作品的重要程度，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在关切时代宽阔生活中铸就作品的品格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的确，技术不是根本问题，态度才是根本问题。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中看到的是托尔斯泰鲜明的生活态度，时至今日，形式的“加工润色”已经退到了“后台”，刻在我们记忆中的是那些散发着光彩与真实的对于我们“至为重要、极有价值”、也“最有说服力”的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态度。是这种态度构筑了叙事，成就了人物，是这种态度通过历史事件、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至今仍打动着我们，而若抽去了作家的态度——他的哲学判断、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的价值观，或者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呈现模糊“骑墙”的态度，那么这些历史与命运的书写则会变得像失去语法规则的文字般支离破碎、毫无生机。同样，作品的分量也会变得轻薄和可疑。

有的作家认为：我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生活之中，我的作品自然会呈现这个时代的生活，而不必去刻意观照时代生活的课题。这样的想法我以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态度于作品是有害而非有益的。柳青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任何真正的作家，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不可能是外在的，好像摆在他书架上的那些哲学书籍、政治书籍和文学书籍一样。如果书架上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和作家精神上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发生矛盾的话，那么在生活中和创作中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后者，而绝不会是前者。”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作家的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形成并在作品中成型，取决于作家对于时代生活介入的宽度与认识的广度。柳青经由创作领悟到的，与托尔斯泰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说，“如果小说面对的题材包括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各阶级人物心理特征的丰富性，那么作者就要用艺术描写的密度和强度，来展开作品的巨大幅度，绝不能靠出现的人物多和故事的过程长。作品布局上的缺陷归根到底是表现作者对题材缺乏深刻理解，对主题思想把握不定。这从根本上降低了作品的质量，任何素描能手和修辞专家，都不可能用个别细节描写的雕虫小技，来补救总意图的肤浅。”我们看到有的作家往往在其文字中并不乏才华睿智，其素描与修辞的能力也堪称一流，但其作品整体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却是暧昧不明的，我们看不到他的态度，或者说他的态度本身就是漂移的，与其说隐藏于作品中，不如说是“中立”于他的表述，这样的作品所描绘的时代生活不仅局促失真，也缺乏时代慷慨给予他却为他个人漠然拒绝而丢失的真正的力度与筋骨。

“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是一定历史时期先进时代精神的反映者。”如何做好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者，如何做到“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秘的东西从内心深处揭示出来”，所需的仍是创作者对时代生活葆有的态度。热情关切的态度，而不是旁观中立的态度，才可能使作家获得更宽广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才能把握时代的整体发展而不只纠缠于一己的“杯水波澜”。对于这一点，柳青的答案是，“谁是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最终地决定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在《美学笔记》中他是这样写的，在创作中他更是这样做的。《创业史》虽只写出了他计划中的三分之一，但第一部的6年写作时间和四易其稿的“工作”，以它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变和中国农民“站起来”历程的史诗性气度，成就了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

身为作家，柳青从不讳言他对时代进步的关切，岂止不讳言，而且在对待自己所坚持的写作观时他始终旗帜鲜明，在1978年一次对业余作者的座谈会讲话中，他谈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这种源于制度自信的文化自信，是其作品的“筋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它越来越明显的优越性，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感佩时代的忠实记录者柳青的创造和贡献，同时，能否创造出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有筋骨”的优秀作品，也取决于我们的创作态度。

在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中实现作品的升华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作家是人民的一员，人民是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明确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他进一步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具体对作家艺术家而言，“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而作品要做到反映人民的心声，则取决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态度，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是浓烈还是淡薄，是热情还是冷漠，一定会通过作品反映出来。换句话说，一部作品是接了地气，或是打了深井，还是真正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会在作品中显露出来。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中讲，“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决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而能够做到于此，则源于柳青对人民的真诚态度。路遥另文《病危中的柳青》中，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一边是病房里的患者柳青，“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一边是记录人民创造的“交响乐”的指挥家柳青，“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熟知柳青经历和作品的人，读过他《王家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人，都会熟知他对人民的深情，那是经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它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面貌。随着岁月的流逝，写下来的故事终会成为往事，变成历史，但那将自己作为人民的“书记员”的信念与自觉，使我们时隔半个多世纪，仍能触到那文字中跳动的心的灼热。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的进步和塑造，因此也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与职责。马克思说，艺术家“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个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人民是作家的导师。一个作家如果在创作中放弃了人民，就是放弃了文学的初心。在创作中，任何闭门造车、作茧自缚的做法，都是轻视、漠视人民的做法，都是创作者与被创作对象间的吸引与认同关系上出了问题。不尊重人民的文字，又何以得到人民的尊重；不热爱人民的作家，又怎会得到人民的热爱。人民，是文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古往今来，一切受到尊崇的伟大作品无不在人物的“浇铸”中完成着这一朴素的思想。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巴黎圣母院》中的艾丝密拉达，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等等人物，之所以那么久还能被读者深深记住，其原因也在于此。

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柳青的这个“对象世界”就是人民。他对人民的真挚、彻底而持久的爱，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念，同时也是在对象世界中找到并肯定自己。这种将“我”融入到“我们”的创造，作为一份文学的遗产，深深打动着记述他的后来者。在这一点上路遥可以说是柳青文学遗产的忠实传承者，他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路遥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谈到“普通劳动者”这个词，它出现的频率与他文字中的“农民的儿子”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多，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路遥从不模棱两可，他一直以身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而自豪，他视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为作家最大的光荣。于此，他不断提醒自己，“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所以，《平凡的世界》并非横空出世，孙少安、孙少平与梁生宝有着精神的血缘。继“站起来”的农民梁生宝之后，路遥续写了中国伟大变革中“富起来”的农民故事，小说虽只截取1975年至1985年短短10年，但它因对中国城乡间“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的改革开放中的最广大的人民——农民人格成长的深度书写，而成为人民心中矗立起的一座新时期文学的丰碑。

在对创新创造的孜孜以求中成就作品的质地

任何文学丰碑的矗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读一读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便知一二。这部副题为《〈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的小册子，记述了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写作的繁难。我仍记得1993年——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第一次读它时的感动，在新华书店书柜前，我站着一口气把这部书读完，像是一块木炭被燃烧的感觉。它太灼烫太热烈，令人难以释卷。至今我都认为这部书不仅是解开一位作家创作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秘匙，而更应是所有有志于创作的青年作家的文学“教科书”。它记述了一位作家在创作前的准备和创作过程中要面对的种种，主题、题材、人物、细节、情感、乐趣、命运以及将它们从无到有、一一实现的劳作的非凡痛苦。当然，它更完整地展现了一位作家对于创作的虔敬而本真的态度。

《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超过6年，其中的4年都是在准备中过度。《人生》问世之后各方的赞誉并没有使作家飘飘然，相反他避开城市的喧嚣，而选择了在一个叫作陈家山的煤矿“躲”了起来，他的说法是，“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这种不走捷径、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的态度，我们今天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呢？为了写《平凡的世界》中的10年，路遥不仅集中阅读了近百部长篇小说，要知道那可是细细地研读，而且，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还找来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理论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的书，更有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甚至UFO等等小册子，在三遍细读《红楼梦》、七遍研读《创业史》的“临考”式的写作准备中，他找来了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如此浩大的阅读量所得到的第一结果是——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很快查到某月某日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对待将要写下的100万字的文字，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前的“吞吐量”则是千百倍于那将要落在纸上的。

实话说，我在读《早晨从中午开始》时，眼前总是出现一个人，他提着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奔走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当然还有集贸市场。凡是那要在稿纸上出现的，他都要求自己作为创作者不但在新闻报道中能够做到过目不忘，更要在日常生活中眼见为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比喻修辞，而就是脚踏实地、全神贯注。那时的路遥像一个“孵化器”一样怀着激情和期待不辞劳苦地工作。人物与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呼唤和磨折中渐次显现的，“他们”的出现对于一直寻找着他们的作家来说不啻是一种难得的回报。感激这回报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更好的文字回报赐予他的生活。时间对于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总是有回报的，当然沉下心的人不是为了回报而进行创作的。真正进入创造的人，往往已入无我之境。那是一种不计一己得失、与天地合一的大境界。他已把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对待创作的态度从来隐含着对待读者的态度。在对待读者的态度上从来隐含着对于人民的态度。对此，路遥从不含糊。“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放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从读者的审判。……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正是由于心中装有读者，他在对待创作时才可能是诚实而恳切的态度，才可能在作品中呈现出来一种致敬的品格，才可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和艺术的大境界。明确了目标的跋涉相当艰苦，当然更充满幸福。但如果我们仅是从祛除浮躁、耐得寂寞、静心笃志层面上理解路遥，还未能从精神本质上理解路遥。

志存高远的作家艺术家深知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路遥对于艺术创造的虔敬与尊重是他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原创与集成在创作中融为一体，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众多流行的“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中“跳”了出来，穿牛仔裤的“高大全”与披道袍的“高大全”，都没能动摇他的艺术信念。这种内在定力与艺术自信注定了“传世之文”的诞生。卢那察尔斯基曾说，“用自己的作品为已经制订出来的宣传条例作图解的艺术家不是好艺术家。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恰恰由于他开垦了处女地，依靠全部直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我想，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在避开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的同时也警醒于现实主义的庸俗化，使他真正深入到了“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而以精耕细作的扎实劳动使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若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的发展，我们无法绕过的一部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这部长篇小说何以做到了统计学与逻辑学都难以做到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创作者对艺术的清醒与执著，正是这种对艺术创作的真诚、敬业与专注的态度成就了作品的品位、质量和分量。它如时间中的一块“纯金”。当然，在它来到我们手中之前，已经历过有热烈激情与坚强意志的创作者的淬火和锻造，那里面，凝结着创造者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创作对象、提炼创作主题，同时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把作品展现给社会、呈现给人民。”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作家艺术家的态度，是创作的“最先一公里”。抚今追昔，70年的共和国文学正是这样坚实地走过来的。正因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才可能取得像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中高度评价的那样，“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

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更加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变革，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着中国近14亿人民砥砺奋进，创造着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创造？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我们将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怎样的灵魂？那个创作出《平凡的世界》、经过了生活的漫漫长路而走到书桌前、面对稿纸如面对“拳击台”的人，曾说过：“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文化，无比强大的动力，再加上我们无比自信的精神、无比诚实的态度、无比纯洁的初心。

是的，我们生正逢时。我们正是前来答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