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

石钟山，男，汉族,1964年生人。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著有长篇小说《天下兄弟》《遍地鬼子》《男人的天堂》等三十余部，各种文集五十余种。共计一千四百余万字。有三十几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共计一千余部（集）。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代表作品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一样》《天下兄弟》《军歌嘹亮》《大陆小岛》等。

 

在部队当排长的二哥因下属三班长丁伟失踪被处分回家，同是军人的父亲不认这个犯错回家丢人的儿子。无奈离家出走的二哥凭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做生意，成了房地产公司老板。若干年后，丁伟被意外找到，当年他是被大烟泡吹进边境一个荒洞口牺牲的。二哥面对终于大白的真相及当初遭受的委屈，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和选择？

一

二哥在北部边陲当了八年半的士兵和排长后，在一天黄昏，灰头土脸地又一次回到了家里。

二哥在部队出了大事。在二哥还没回来前，父亲已经知道了二哥所犯下的错误，在带领全排执行巡逻任务时，三班长丁伟消失了。

一个战士在巡逻时失踪，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是政治事件，弄不好还是个外交事件。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件，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件事竟和二哥有牵连。

失踪的战士丁伟是二哥排里的战士，排长兵头将尾的一级军官，是负责带兵打仗的，排里的士兵出了事故，二哥的责任自然首当其冲。二哥被处分了，按战士复员了，他的档案里还有一个记大过处分。

父亲在得知二哥的结果后，已经两天没有睡好觉了，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父亲都披件军大衣，站在书房墙上的一幅地图前。那是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用地图，地图上纵横交错地标注着地名。父亲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二哥哨所的位置上，那个地名叫大风口。大风口所在的位置只是一个小点，不经意的人，很难看见小米粒一般大小的三个字。自从二哥出事的消息传到父亲的耳朵里之后，父亲的目光就没离开过地图最上方那个鸡头一样的地方。

二哥八年半前参的军，高中还差一年没毕业就被父亲送到了部队。二哥如愿以偿，终于参军了。他换上真正军服那一天，把自己的假军服和假军帽郑重地递给了我。二哥在欢天喜地的鼓乐声中，登上了去火车站的卡车，二哥站在车厢的最后边，他手扶着车厢，咧着嘴冲送行的人们笑着。他看到了送行人群中站着的王晓鸽，王晓鸽手里拿着一条花手绢，冲车上的二哥挥舞着，脚都跳起来了。二哥还学真军人的样子，冲王晓鸽敬了一个不标准的军礼。

二哥随着运送新兵的卡车渐渐模糊，我看到人群中的王晓鸽还在用手绢擦眼泪。王晓鸽的手绢上印着两只鸳鸯。二哥前两天在商店里买了两条这样的手绢，当时我还问二哥：买一条得了呗，买两条干啥？我的意思是让二哥省下钱来给我买两只“二踢脚”。二哥把他用过的火药枪也送给我了，有枪没火药等于是摆设。当年我们自做的火药枪，弹药的来源就是“二踢脚”，“二踢脚”膛大，里面装了许多黑火药，两只“二踢脚”里的火药，够火药枪打好几次的。

二哥没给我买“二踢脚”，而是买了两条绣着鸳鸯的花手绢。王晓鸽手里的花手绢一定是二哥送的，我坚定地认为。

王晓鸽是二哥的同学，她的笑声和她的名字有异曲同工之处。她笑起来也如同鸽子一样“咕咕”的，圆脸圆眼睛，也如同鸽子蛋一样。二哥和王晓鸽好上，我早就知道，有几次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二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就坐着王晓鸽。她的笑声如同鸽子叫声一样，一路“咕咕”地响下去。

二哥和王晓鸽好上，他不怕我知道，但怕我们的父亲，所以，二哥总是背着我。他带着王晓鸽在路上飞驰，见到我，忙掉转方向消失在胡同中。有一次，我们班的朱革子磕磕巴巴地冲我说：你、你、你二、二哥，和、和王晓鸽好了。我给他个白眼道：这还用你说。我说完转身走掉，留下朱革子失望的一张脸。

我虽然知道二哥和王晓鸽好，但这事我从没和父亲打小报告。我还知道二哥的好朋友林晓彬和杜鹃好了，他们都是同学，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就没放在心上。但二哥担心我会给父亲打小报告，经常用小恩小惠笼络我。我们这帮军区大院的孩子，经常和地方的育红学校那帮人打架，我们是部队子弟，他们是工农子弟，相互谁也看不上谁，经常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发生冲突。我们一打架，二哥就出面，不仅他出面，我们院里那帮大孩子都出面。二哥是林晓彬的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我们一有事，二哥就和林晓彬一起出现，两人各自骑着“飞鸽”牌自行车，风驰电掣地来到我们面前，把育红学校那帮人吓走。自从二哥和王晓鸽好上后，二哥[典][见]着脸经常问我：老三，有人欺负你么？我不耐烦地冲他摆摆手，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二哥就把他的火药枪从书包里掏出来，递到我面前道：借给你三天。我欣喜地把二哥的火药枪牢牢地抓在手中时，二哥又不放心地交代道：千万别弄坏了呀。我拿着火药枪早跑得没影了。

二哥的火药枪和一般火药枪可不一样，他是花了五块钱求人在机床上车出来的，浑身上下都是铁家伙，两个火药装置，也就是说，一次可以装两发子弹，一次可以打两枪。因为是铁铸的，握在手里硬硬的，跟真家伙差不多。二哥因拥有这把火药枪而变得威风凛凛，我也没少沾二哥的光。

我一直认为他和王晓鸽的爱情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王晓鸽也是我们大院的孩子，她爸是我们军需部的一个副部长，脸上长了许多坑，我们私下里称他为麻子部长。后来我们得知，王部长参加过抗美援朝，脸上的坑是被炮弹炸的。王部长说话公鸭嗓，我们经常听见他训斥自己的几个孩子，当然也包括王晓鸽。

二哥走后，王晓鸽变得形只影单起来，她总是一个人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像怀着心事。她经常用温柔的目光望向我，也许是因为她和二哥有一腿的缘故。后来王晓鸽毕业了，听说她去了通讯团当话务员。后来就很少见到她了。

二哥当满三年兵回来探了一次亲，那次我又一次见到了王晓鸽。王晓鸽已经是当满两年兵的军人了，她穿着军装，脸红扑扑的，一下子似乎变漂亮了。二哥探亲在家里待了十几天，他有事没事总往通讯团跑。通讯团和军区大院不在一起，而在郊区的山里。部队有班车，也有公共汽车通往山里，二哥早出晚归地总往山里的通讯团跑，不知父亲知不知道二哥的伎俩，反正没见父亲发火。

二哥再次回来，是他当满五年兵后，他超期服役终于有了结果，他提干了，当上了边防排长。他回来时，已经是穿上四个兜的干部了。此时，王晓鸽已经从通讯团复员，到市电话局当上了一名话务员。

提干后的二哥，那次休假回来之后，他还大大方方地把王晓鸽领到家里一次，母亲还欢天喜地的给他们包了一次饺子。在我的感觉里，父母已经承认了王晓鸽未来的身份。从那次之后，二哥和王晓鸽来往已经变得正大光明、理直气壮了。

每次王晓鸽来家里，两人就躲到二楼二哥的房间里，许久都不出来。就是吃饭，母亲让我上楼去敲二哥的房门，敲过许久，才见二哥和王晓鸽两人脸红扑扑地从屋里出来。在二哥和王晓鸽两人离开家之后，我冲母亲说：二哥一定是和王晓鸽睡觉了。母亲听了，“啪”地打了我一掌。半晌才说：你二哥都二十三了。我心里不解，二十三就可以和姑娘睡觉了吗，什么逻辑？我心里这么想，但没说出来。

二哥出事前，说春节要回家过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要完成，他和王晓鸽要结婚。在二哥回来之前，母亲就开始收拾二哥的房间了，二哥的房间变成了新郎官的新房了，墙找人刷过了。原来那张单人床，换成了双人床，还置办了一桌一椅，床单被套都是大红色的，就连窗帘也变成了红绒布的。王部长夫妇还到我们家吃过两次饭，和父亲推杯换盏地亲家长亲家短地叫过了。

谁也没有想到，二哥出事了，在巡逻途中，路经大风口时，遇到了“烟泡”。烟泡是北方人的叫法，是遇到了大风夹着雪，刮得遮天蔽日的那种风裹雪。结果三班长在大风口的烟炮中消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二哥是直接当事领导，他自然难逃处分，于是二哥变成战士，被处理复员了。在出事前，二哥即将提拔为边防连的副连长了。命令还没宣布，就出了这件事。

那天，二哥背着行李，灰头土脸地站在家里的客厅时，父亲站在窗前一直没有说话，二哥也没有说话，把肩上的行李放下来，二哥挪了一下脚，作休息状。突然，父亲回过身大吼一声：你还有脸回来！二哥低下头，面色铁青。父亲又吼：你是个逃兵，不明不白的逃兵，我当了一辈子军人，我最看不起的就是逃兵！二哥的身体哆嗦了一下，他的头更低了。父亲拍了一下茶几，茶几上的东西抖了几下，发出“哗哗”的声音，父亲抬高声音道：你滚，滚出这个家门，我石光荣没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二哥这次身子没抖，他又把行李背上，提起装着衣服的提包，默默地打开门，离开了这个家。

我以为父亲这是一时气头上，过几天父亲消气了，二哥自然还会回来。没想到，二哥这一走，一直没再回过这个家。

二

二哥走了，离开这个家，便再也没回头。

起初，我以为二哥去了同学家。二哥有几位要好的同学，除了和他一样同去云南当兵的林晓彬，还有翟天虎、刘大头等人。最不济，他的女朋友王晓鸽也会接济他。

二哥的同学都是真朋友，记得二哥上初中时，就发生过一次失踪事件。失踪的不仅有二哥，还有他的死党翟天虎、林晓彬、刘大头几个同学。大院里几个孩子同时失踪的消息传出来后，军区大院动用了特务连和警卫连的士兵分头寻找。特务连又名侦察连，这些士兵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翻墙越脊，专门在战争时抓敌人的“舌头”。军区机关大院的人各种招数都使尽了，仍没能找到二哥他们的身影。

一周后，二哥他们几个人被一群民兵押解回来了，他们被送到军区大院警卫室里。二哥他们头发长了，人也瘦了，只有他们的牙齿是白的。原来，他们去了辽西的调兵山，说是去打游击。

那次二哥回来，遭到父亲一顿胖揍，把二哥绑在门口的树上，父亲用皮带抽，抽一下问一声：还打不打游击？嗯，你打谁的游击……二哥一声不吭，成缕的头发耷拉下来，我想起许多英雄人物。那一次，二哥就像一个英雄一样，在我心里高大起来。

这事还没完，二哥上高一下学期时，他又一次失踪了。失踪的还是他们那几个同伙，这次没有发动机关里的兵，因为有人看见二哥他们扒上了一列开往南方的运煤的火车。十天后，先是昆明守备区的人把翟天虎和刘大头押了回来。他们到了昆明就被抓住了。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组团要去越南，要拯救水深火热的越南军民，要参加抗美援越的保卫战。二哥和林晓彬却跑了。我听到这消息，暗自为二哥松了口气，我知道，倘若二哥被抓回来，又省不了一顿胖揍。但事与愿违，又一周后，二哥和林晓彬也被押了回来。这次是云南省军区的人。两人要越境红河时，被侦察连的战士按在了地上。

这次回来的二哥，更黑更瘦了，头发更长了，裤子还磨出两个大洞，露出黑黢黢的皮肤。出人意料的，这次父亲没再揍二哥，而是把他叫到自己跟前，望着二哥说：你真想当兵？二哥用力地点着头。父亲站起来，用力拍了一下二哥的肩膀。当年年底，二哥被父亲送到了部队，去了北部边陲的一个哨所。第二年，林晓彬也参军了，他去了云南。此时的林晓彬已成为云南省军区的一名排长了。

暂不说林晓彬，先说二哥复员。

几日后，也许十天，也许二十天，我突然听说二哥去了暖瓶厂上班了。在这之前，我知道二哥的同学好朋友刘大头就在暖瓶厂上班，刘大头是顶了他母亲的名额去的暖瓶厂。之前刘大头的父亲也是军区的一名干部，早些年转业去了暖瓶厂当上了厂长。我想二哥一定是走了刘大头的门路，才去的暖瓶厂。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没说话，黑着脸把脸扭向窗外。母亲却悄悄把我拉进了二哥的新房，我只看见了满眼的红色。母亲说：老三，你抽空去看看你二哥，他咋样了。我望着满眼红色问：二哥不回来结婚了吗？母亲的眼里涌出一层泪花。

几天后，我去了一趟暖瓶厂，在暖瓶厂职工宿舍看到了二哥。那是一天的傍晚，二哥坐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了个铝制的饭盒，饭盒里有没吃完的半个玉米饼子。二哥坐在桌上吹笛子，断断续续的。二哥的头发长了起来，他刚回来时，头发是短的。二哥看见我，并没说什么，只是把笛子从嘴角移开，定定地看着我。我又想起了满眼的红色道：二哥，你不结婚了？我看见二哥的脸扭向了别处。我不知二哥这是怎么了，又说：妈让我来看看你。二哥这才又把脸转过来道：老三你回去吧，我挺好的。他又开始吹笛子了，身子坐在桌子上，脚踩在一张椅子上。我看见了二哥的床，那张床上铺着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白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特务连士兵的被子一样。

几天后，母亲包了饺子，让我送给二哥。可二哥不在宿舍，门锁着，我只能往家走。走出暖瓶厂的大门，在对面的那条街上我看见了刘大头，要不是他的脑袋我几乎认不出他了。此时的刘大头穿着暖瓶厂的工作服，显得人模狗样的。刘大头看见我，亲热地叫了声：老三，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我来的理由，刘大头盯着我手里提着的饭盒道：你二哥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和他说话他都不爱理我。那王晓鸽来找过他吗？我担心二哥的爱情，家里的新房准备好了，原打算春节二哥休假他们就结婚的。刘大头说：你还不知道？你二哥和王晓鸽吹了。我似乎没听明白刘大头的话，问了一句：什么是吹了？刘大头就说：你二哥回来找了王晓鸽几次，人家门都不出，他们黄了。

我把刘大头的话告诉了母亲，母亲用手背去擦眼睛。几天后，我看见母亲把二哥新房里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满眼的红色不见了。

在这之后，我又见过几次二哥。二哥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常常一个人发呆，望着某一处，我叫他好几声，他才转过目光看我一眼。在我眼里，二哥傻了。

三

二哥在暖瓶厂并没有干多久，他因为打人，而被暖瓶厂开除了。

后来我听刘大头说过二哥打人的经过，他打的是一个同车间姓白的职工，这个姓白的三十多岁了，前一阵子刚离婚，原因是自己老婆和单位领导搞破鞋，被他抓了个现行。姓白的很快就离了婚，过起了单身生活。

有一天下班，姓白的留在厂里和几个单身汉打扑克，姓白的耍赖皮，被二哥抓了个现行，并把他驱除了玩扑克的行列，他站在二哥身后就问：听说你们那个班长，跑到邻国那边去了。我听收音机说，那边可以娶两个老婆。二哥当即摔了扑克牌，站起身来瞪着姓白的，姓白的又说：你看你混的，干部当不上了，来当工人。要是我，我也跑[求]了，娶两个老婆多好，那可是洋妞哇。姓白的话还没有说完，二哥提起暖瓶砸到了姓白的头上。那暖瓶刚从锅炉房里接满了刚开的沸水。这一砸的后果可想而知。姓白的当即被送到了医院。

事情有点大，二哥到暖瓶厂工作，走的是刘大头父亲的关系，此时，二哥半年实习期还没到。出了这档子事，刘大头父亲也保不住二哥了，由书记带头开了一次厂级领导办公会，二哥被从暖瓶厂开除了。

我是又一次去看二哥时得到的这个消息。这件事从发生到结束，家里人不知道，二哥也没回过家里。刘大头苦笑着说：我也不知你二哥去哪儿了，你去问翟天虎吧。

翟天虎也是二哥的好朋友，当初他们一起去调兵山，又一起去云南，翟天虎一直不离二哥左右，可以说，他是二哥的死党。我知道，二哥去参军后，翟天虎读完了最后一年高中，便去下乡了。在二哥走后的一年里，翟天虎成了我们的守护神，当我们这些军区大院的孩子受到育红学校那些高年级欺负时，只有翟天虎替我们出头了。他书包里放了块板砖，书包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随时准备应战的架势。

有一次放学路上，我和朱革子几个大院里的孩子被育红中学的人截住了，他们经常和我们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头上那顶或真或假的军帽。他们经常抢我们的军帽。那天，育红中学两个男生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其中一个过来，横冲直撞地摘了我的帽子，也摘了朱革子的帽子。我的帽子是二哥当兵走送给我的礼物之一，那顶帽子还带着二哥的汗味。那两个育红中学的男生得手后，骑车就要走，突然从斜刺里杀出翟天虎，他远远地把自行车扔到地上，抡起装着板砖的书包，向两名育红中学的男生抡了过去。那两个男生在一阵铿锵的打斗声中败下阵来，翟天虎从他们手里夺回军帽，戴到了我们的头上。我热热地叫了一声：三哥。翟天虎在家排行老三，人称三哥。朱革子结结巴巴地说：谢、谢、谢三、三哥。翟天虎说：你二哥当兵去了，以后有人欺负你就找我。说完转身扶起自行车，一跃而上。我看着翟天虎结实的后背，又想起了二哥。

翟天虎插队回到了城里，一直没有工作，他插队之后，他两个哥哥先后结了婚，就住在他们军区的房子里，他回来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在小河沿的一排平房中，我找到了翟天虎的姥姥姥爷家，我打听到了翟天虎从农村回来后就一直住在姥姥家，我找到他时，正看见二哥和翟天虎两人在院子里生炉子，弄得一院子烟。我叫了声：二哥。两人同时回头看我，二哥穿着草绿色军用棉袄，看我的一瞬间，眼神躲闪了下，又马上问：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的眼睛有些发热发潮，用袖口抹了下眼睛道：我听刘大头说你在这儿。我这才把目光投到翟天虎身上，几年没见，天虎哥长高了，也壮了，宽宽的肩膀门板似的立在我的眼前。他走过来，拍拍我肩膀道：这不老三吗，长这么高了。

那天，翟天虎从屋里拿出一个烤地瓜，硬塞到我手里，地瓜是热的，我一路热乎乎地把它拿到了家里。我把见到二哥的情景悄悄地告诉了母亲，说到二哥近况时，我的眼泪还流了下来。我看见母亲的眼圈也红了。

晚上，我正在二楼的屋里写作业，突然听到一楼客厅的父亲大声喊：他是逃兵，是耻辱，他就该受苦！我从屋里出来，站在楼梯上往下看。父亲站在窗前，背着身子。又听母亲小声地：别人失踪，他也没办法。父亲回过头大声地：胡说，他是领导，是他的工作没做到，士兵出事，领导就要负主要责任，我不会原谅他的，除非他自己能证明是被冤枉的。我知道，父母这是为二哥吵架。其实当时，我们家有许多空房子，完全可以容纳下二哥。早些年，大哥和大姐去了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建设兵团。二姐是工农兵大学生，在遥远的上海读书，一年就回来两次。我不知道在二哥的问题上，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原谅二哥。从那以后，母亲在父亲面前再也没提过二哥。只有我把只言片语的信息告诉母亲时，母亲才会背过身去擦眼泪。

在那段日子里，二哥让我和母亲为他操碎了心。

翟天虎下乡是最后一批回城的，那是1978年上半年，许多知青都回城了，一时人满为患，找个工作就像古时中状元一样的难。后来我听刘大头说，二哥和翟天虎去了火车站货场，当上了搬运工。这种搬运工都是临时的，干一天结一天的钱。我记得当时的工资是干满十小时两元二角钱。有一次，我去火车站货场看二哥，远远地看见一群灰头土脸的人，打仗似的往铁皮车厢里装水泥，一旁有人拿着小本在记，我想那人就是工头吧。在这一群人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翟兴虎，哪个是二哥。一列一列车皮被装满，二哥走到一旁拿起一个罐头瓶子喝水，我才看见了二哥。二哥已经面目不清，脸上全是水泥，汗水冲得一道一道的。我哽着声音叫了一声：二哥。二哥突然生气地冲我说：回去，谁让你来这儿了？我没料到二哥见到我会这么生硬。翟天虎露出一口白牙冲我笑了笑道：老三，我们干这个比上班挣得还多，主要是自由。我看见天虎哥拿瓶子的手在哆嗦。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是精疲力竭后才会有的表现。二哥继续生硬地冲我道：回去，谁也不要说。说完，背过身去瘫坐在地上。

那天，我不知怎么离开的，回去时还走错了路，来到了客车的月台上。让人意外的是，我竟在人流里看到了王晓鸽，此时她穿着一条瘦腿裤子，半截短大衣，高跟鞋，含情脉脉地和一位海军军官在说话。那位海军军官也穿着皮鞋，恋恋不舍地和王晓鸽说着什么。直到开车的铃声响起，那个海军军官伸手在王晓鸽脸上拍了两下，一跃登上了即将启动的列车。王晓鸽一直在冲开动的列车招手，她的身子还随着越来越快的列车跑了几步，然后停下，一直望着列车消失在岔路口的尽头。她幸福地转过身体，咔噔咔噔地向出站口走去。在我眼里王晓鸽很美，比之前见到的王晓鸽还美。我又想到了二哥，想到了满眼大红色的婚房。要是二哥不出那件事，无疑她会成为我的二嫂。

后来我知道，王晓鸽找的这位海军军官是大连海军基地的。

我再次见到二哥时，没提见到王晓鸽那一幕，也不知他知不知道王晓鸽的近况。反正，我觉得二哥越来越忧郁。他经常骑在翟天虎姥爷家的院墙上吹笛子，声音幽怨，曲调凄凉。以前志得意满的二哥不见了。一直想成为英雄的二哥，此时成了狗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