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一系列或远或近的纪念活动，都或明或暗地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着联系。在这样的时间线索中，去着重清理发生的一切，详细勘察理论的蛛丝马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向未来。

一、四十年文学总结与现实主义大讨论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回顾40年走过的曲折道路，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其中有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成果。杨扬在《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中别出心裁地将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实验，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以及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冲击。总体上他又将40年分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非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后一个时期则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由此预示中国文学自印刷术产生以来的最剧烈变革。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两个大范围的文学讨论值得重视：其一，“回首四十年，放歌新时代”的重要研讨。《文艺报》举办了“回首四十年，放歌新时代”系列研讨会，探讨40年当代文学的经验与启示。在会议主办方看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场域，不同门类共同见证了当代文学的发展，系列研讨涵 盖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尽可能呈现40年文学现场的全部概貌。会后，与会者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如王干的《改革的呼唤小说的开放》对40年来的小说作了历史回顾与梳理。潘凯雄的《纵横不出方圆———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演变启示录》从总体上概述40年来的文学发展。何言宏的《历史转型的书写与回应》认为40年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其二，“新时代与现实主义”大讨论。《长篇小说选刊》发起的“新时代与现实主义”大讨论引人瞩目。该杂志于2018年第５、６两期发表了数十位评论家的笔谈文章。这些文章结合现实主义概念的丰富意涵，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流变，以及当下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面貌，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关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孟繁华在《现实主义：方法与气度》一文中认为，“一直是一个有多重阐释空间和可能的概念。”而在程光炜看来，在新时期文学40年的历史中，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契机往往出现在三个关口：第一是伪现实主义文学盛行，文学走向末路的时候；第二是文学形式探索达到饱和、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第三就是在文学过分商业化、圈子化的情况下。而丁帆则在《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现实主义”》中指出，百年文学史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随着政治与社会的需求而变化的，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我们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的内涵和价值立场。

二、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

批评的自我反思，始终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就此，南帆的论文《文学批评：八个问题与一种方案》无疑具有总结意义。在此文中，南帆饶有意味地讨论了影响文学批评的八个理论问题，即当代文学与经典、审美与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本中心与理论霸权、作品的有机整体原则、文学批评是否科学、作家与批评家，以及精英主义的困境等。在他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无法获得正视，它们的外在征候必将长期干扰文学批评的质量。这些集中展示出的问题，恰恰需要批评从业者长期关注。总的来看，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的重要讨论。《文艺争鸣》杂志2018年第１期组织的“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的讨论专辑值得重视。多数文学评论者坚决表达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满。例如，孟繁华在《文体意识与文学批评实践》中认为，我们现在的批评困境表面看是文体问题，但本质却在对文学是否有真知灼见，或者换言之，涉及的是态度问题。在《文体与文风》一文中，贺绍俊对当下批评文体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如果将文学创作中的文体意识状态比喻为某种“高烧症”的话，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意识状态则是“冷漠症”，因此在文学批评中呈现的是文体的单一化和僵尸化。其二，批评代际问题的持续思考。何平在《小说评论》2018年第３期主持的“反思70后”专栏所引起的讨论虽稍显老套，但他们谈论的问题却不能说毫无意义。在这一专栏中，参与讨论的李遇春、郭洪雷、张均等70后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在近40年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学和文学生态变革背景下，反思“70后”作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绩、局限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对“70后”新的美学原则的创造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也对“70后”作家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性前景进行了细致分析。

三、重要作家作品的持续关注

就2018年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而言，各大期刊杂志组织的诸多专栏批评都颇富声势，产生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讨论成果。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文学评论》杂志的路遥研究专辑。王兆胜在《路遥小说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学史意义》中指出，如何看待和评价路遥小说，已然成为当前学界的焦点和难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简单理解，也受制于西方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路遥的小说成就和地位没能得到凸显。他认为，路遥的小说一面奠基于现实主义传统，一面又是非常开放和异常广阔的。它的天地境界、对婚恋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同呼共吸”的心灵叙事，都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维度。其开拓性、创新性和深刻性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同样影响不凡的还有《中国文学批评》的“作家聚焦”栏目。该杂志第１期推出了“范小青研究专辑”，分别刊载王光东讨论范小青短篇世情小说，曾军论述《右岗的茶树》，何言宏讨论《桂香街》，以及张冀研究《女同志》的评论文章；第２期的“儿童文学聚焦”涉及曹文轩、张炜和杨鹏等几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而第３期则推出“毕飞宇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专辑，郭洪雷、张堂会等作者从不同角度讨论毕飞宇的创作状况。

四、其他重要理论批评问题的讨论

除此，2018年值得一提的重要理论批评问题，至少还应包括以下几种：其一，《西湖》杂志的“排行榜研究”。这是《西湖》杂志2018年新推的栏目。它不仅仅是在研究年度文学，同时也在研究排行榜本身。《西湖》“排行榜研究”栏目就各种榜单涉及的相关问题组织讨论，每期邀请一位青年批评家发表观点。其二，“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笔谈专栏。针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高度发达，而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文艺报》组织“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笔谈专栏，邀请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者广泛参与其中。该专栏意在特定的文学史区间里，汇聚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散在力量，朝向儿童文学的多重理论维度，以此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形成更具客观性与全局性的观照，也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其三，网络文学20年的总结与研究。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网络文学20年重要总结的体现，何弘在《从自然生长到有序引导———新文学群体现状分析》一文中对以网络文学从业者为主的新文学群体的发展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何平在《再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一文中认为，网络文学是现阶段中国的大众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解释网络文学，应该在将其视作比“文本”比“文学”更大的“文化”，关注到网络文学的“文学周边”，充分尊重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３期的“网络文学研究专辑”推出的三篇论文也是这一年重要研究成果的体现。马季的《网络文学的渠道与内容关系解析》从渠道和内容关系角度梳理了20年来网络文学的发展；黎杨全、何榴的《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叙事语法》从叙事语法的角度具体讨论玄幻小说的内容层面；张春梅的《“网文”通向电视之媒介选择———从〈后宫甄嬛传〉在电视上的“被删”谈起》，论及网文与电视剧这两种传播介质在时空、人物、线索、叙事重点等方面的不同处理方式，由此论述网络聚落的情感结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另外如许苗苗的《游戏逻辑：网络文学的认同规则与抵抗策略》，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批评的述史之辨》也都是这一年较为重要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邵燕君长期关注网络文学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杂志2018年第１期便刊载了邵燕君团队成员的集体成果《网络文学2017年度推荐榜》。该文以笔谈的形式呈现了王玉玊、薛静、高寒凝、郑熙青、吉云飞和肖映萱等团队成员对藤萍的《未亡日》、倪一宁的《丢掉那少年》、七英俊的《有药》、mockmockmock的《如此夜》、赵子曰的《三国之最风流》、非天夜翔的《天宝伏妖录》等2017年最新网络文学作品的精彩评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