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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覃月:别了,我的小猩猩

来源:《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 | 覃月  2019年07月30日08:55

外交部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就在非洲的项目投资数量而言,中国排名世界第七。多年来,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专业人员,从中国启程,踏上了广阔的非洲大地。

公司的资深维修技师陈工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次聚餐中,有人问陈工:“哥,你在非洲最难忘的是什么?”

陈工放下酒杯,给大家讲了这个满含挂念和追忆的故事。

文章为陈工口述。

二〇一四年年中,我们新一批的高级维修技师培训刚刚结束,销售部同事洽谈已久的设备出口订单就顺利签了约,目的地是刚果(金)。

当时我已毕业五年,父母仍在湘西老家务农,有个交往三年的女友,我们非常相爱,可谈婚论嫁时,未来岳父母按照湘西习俗,谈及了聘礼这事。女友一再从中调和,但我心里知道,就我那点存款,距离对方父母要求的车、房、彩礼还远远不够。

按采购方要求,公司需要指派两名维修技师随设备一同前往,提供为期三年的维修服务。那时刚果(金)的时局还有些混乱,依旧属于“一级危险”地区,公司给出的外派补贴相当丰厚。粗粗算了笔账,如果能坚持两三年,别说车、房都能解决,还能存上一笔可观的彩礼。

在和父母、女友商量之后,我毅然报了名。

抵达刚果(金)后,我先在金沙萨驻扎了两个月,公司设备随着工程进度的调整,很快被运往了布尼亚,我也一同跟了过去。

布尼亚在刚果(金)东北部,地处乌干达、卢旺达、苏丹交界处,虽然当地有来自孟加拉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常驻,但山区内也常有叛军游荡,纷争不断。我所搭乘的金沙萨飞往布尼亚的航班,中途经常停在军用机场,机场的跑道还是未经混凝土硬化过的黄土地,每一次降落和起飞都黄尘滚滚,颠簸不断,让人心惊胆战。

抵达布尼亚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竟是那片工作区里唯一的中国人。我分到了一辆没有牌照也看不出品牌的皮卡,凡是机械设备出了任何问题,当地人就会立刻通知我,我再开着车前往项目所在地进行“诊断”。

同事们经常反复告诫我,如果没有本地人陪同,最好不要外出,面目特征明显的黄种人,最怕遇到抢劫或者其他危险。但我内心一直觉得布尼亚的民风要比金沙萨的淳朴些,就算顶着一张标准的“黄皮肤”脸孔,也并未遭人怠慢。

日子久了,我也结交了几位当地朋友,交往得最深的一个当地人叫布鲁诺,是我们工程上的后勤司机,负责接送客人和采购物资,听他说,之前也有中国公司外派人员在布尼亚工作,但基本上都没有待满三年的。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作为当地稀有的外国人,既无法与当地的黑人掏心掏肺地做真兄弟,也没有谈得来的同胞可以结交,没有网络,没有能听得懂的电台和电视,在这片异域天空下,异乡人只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

这里没有餐厅、超市,小商店里全是本地“土特产”,丝毫无法勾起我的购物欲望。平日里,除了要注意别生病以外(一是国内能带来的药物有限,二是很难相信当地的医生和药物),生活倒也没什么大问题。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资,比如洗发水、沐浴露、擦脸油,甚至是老干妈辣酱,公司都会定期从金萨沙邮寄过来;穿衣方面,几身公司发的制服和工装足够应付一年四季,鞋子就是凉拖、运动鞋,怎么舒服怎么来,毕竟当地人完全不讲究,能遮体就好。

作为湖南人,唯一需要花时间适应的便是饮食了。公司包三餐,但大厨是个土生土长的黑人,别说中国那些精致的包点、小菜,就连最基本的炒菜也是不会的。

当地人吃的食物大多是水煮或者油炸的薯类、肉类,米面也有,但大多都做得极为难吃。面包太硬太干、米饭总是煮过头。用现成的咖喱配料煮一顿咖喱饭,在当地就算是高级食物了。

布鲁诺找来了一只二手电饭煲给我,我这才开始告别顿顿非洲餐,能偶尔焖一小锅米饭或者炖汤煮粥了。后来布鲁诺找来了点山间的野辣椒,我草草搭个锅,也能做出类似湘菜口味的非洲版辣椒炒肉,这才解决了饮食这个大难题。

跟我有工作、生活上接触的黑人朋友,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 “中国人什么都吃”,经常把抓到的蝙蝠、乌龟等野味拿来给我,问我吃不吃,除了尴尬,心底还是感激他们的那一份热心的。

当然,如果有野兔、野鸡之类相对正常的野味,我通常都会给他们十几元人民币作为酬劳,然后给自己来个非洲烧烤,算是打打牙祭。

到布尼亚差不多快半年,我就已经非常厌倦这样的生活了。

在设备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我只能待在驻地两公里范围内的区域,从中国带来的书籍早就看了多遍,PSP也玩坏了,因为没有零件无法维修。MP3里面那几十首歌,早就听腻,没有工作的时候,除了寂寞,还是寂寞。

有人也劝我养只狗之类的,但我想着总归是要走的,就一直提不起心思。那时还真有点打退堂鼓的心思,但公司把外派补贴又提升了一档,希望我能继续坚持,留在布尼亚。我也就想着忍忍,多攒一些积蓄,总归会回去的。

遇到平仔的那天,我正百无聊赖地躺在驻地平房的屋顶上看日落,布鲁诺兴奋地找到我,用英语夹着手语比画:“陈,下来,有礼物。”

我心想准又是打到什么野味了,等我到了院子,当地工人正围着一只猩猩说笑,它看上去只有两三个月大,也就不到半米高,非常虚弱,正趴在院内一棵倒下的树干上一动不动。圆圆的黑眼睛睁得很大,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群。

有会英语的工人跟我解释道,这是侏儒猩猩,据说全球不超过五千只,长不大的,它的父母都死在丛林里叛军的冷枪下了。

“吃不吃?便宜卖给你。”捡它回来的工人比画着对我说。

我赶忙摆了摆手。

工人叹了口气,抓住它的脚踝倒提着,就要往旁边树林里走。我问布鲁诺:“他要把它放了吗?”

布鲁诺笑了笑,露出一口歪歪扭扭的白牙:“不,他要把它扔掉,这个猩猩不会自己找吃的,被扔掉以后,很快会死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动了恻隐之心,总觉着它的眼睛有灵性,便急着伸手拦住了提着它的工人。

最终,我用三百人民币买下了它,起名叫平仔,寄托着我平安回国的念想。

平仔最初非常虚弱,全身无力,我只好用勺子一口口给它喂面糊吃。

我先带它去当地防疫站打了疫苗,又托从金沙萨来的当地同事买了奶粉、奶瓶、尿不湿、小饼干等婴儿用品。就因为给猩猩花了这么些钱,我还被当地人当成笑话,调侃了很久。后来遇到了当地兽医,确定了一下平仔的年纪,果然只有三个月大。

那时候,设备维修的活儿不算多,我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平仔,把它当成人类的宝宝一样喂养。过了两个月,平仔的身体就一点点好了起来,活泼、好动的本性也显现出来。当时,我们时常买些鸡鸭幼仔,养几个月后再吃。平仔最初看到我们买回的鸡鸭都非常害怕,但慢慢地,也敢去拽它们的羽毛,到最后甚至满院子撵着鸡鸭跑。

我渐渐感受到平仔一天天长大,不仅体力越来越充沛,智力也越来越高。

它完全懂得自己的名字叫“平仔”,只要我叫它,无论在院子哪个角落玩耍,都会立马过来,乖乖坐在我面前。而且,它还是个小馋猫,最爱多样化的饮食,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只爱吃香蕉。对它来说,食物的种类越多越好。除了不吃肉,各类蔬菜瓜果,小点心、饼干,甚至啤酒、可乐,它都很喜欢。而且还会撒娇,双手抱拳上下晃动,甚至抱着我们的腿讨要吃的。

渐渐的,平仔还学会了分辨“喜欢的人”和“讨厌鬼”,特别喜欢女性抱它,抚摸它的小脑袋,却从来不理睬之前要把它扔掉的那位工人。甚至还会“狐假虎威”;如果我在旁边、它就会作势伸手去打对它做鬼脸的人,如果我不在、则会飞快地爬上屋顶等我回家。

还有一点,平仔非常喜欢“干净”。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它会定期洗澡、洗脸,还总是做得有模有样,甚至还偷了布鲁诺的小毛巾,当成自己的“擦澡巾”,让布鲁诺哭笑不得。

之前当地的厕所就像国内农村的“旱厕”,一个深坑两块木板,不仅蚊虫多,还恶臭无比。我来了以后,聪明的黑人行政经理以我不能适应为借口,打了报告给总部,竟不知从哪个中国的旧工地上,调来了两间国内工地常见的活动板房当成临时厕所,这才解决了我宁愿去露天“释放”,也不愿意上旱厕的大问题。

平仔最初在屋内上厕所,被我训斥了几次之后,很快就明白,只有在屋外才能大小便;后来甚至学会跟我一样,去临时厕所解决问题了。

这里的晚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每天,平仔都会拖着我给它准备的干净毛巾和衣服,准时回屋睡觉。有天晚上,我发现平仔没像往日一样按时回屋,以为它贪玩还在外面,但喊了几声名字,一直没有回应,我担心它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连忙发动全院子的人一起找。最终在后院杂物堆的角落里发现了它。原来它是玩累了,抱着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芭蕉睡得很沉,还呼哧呼哧打着鼾,真让人哭笑不得。

平仔一岁半时,开始跟我一起出任务。它对我大大的工具箱最好奇,扳手、钳子、会发光的测电笔都成了它的玩具。

每一次我驱车从布尼亚市区赶往项目地时,平仔都是我路途上解闷的伙伴。维修机械时,最初它喜欢静静地坐在我脚边观察,后来看的次数多了,甚至还学会了给我递工具。但平仔搞不清楚在哪个环节,我需要用哪种工具,就常常用两只小爪子捧着我最常用的几种,眼神充满期待,等着我抓取它眼里正确的那一个。

我很喜欢平仔的各种“小聪明”,如果它递给我的正是我需要的扳手或者钳子,我就会奖励给它一块小饼干,这时它的猩猩本色会彰显出来,开始手舞足蹈,嘴里也叽叽喳喳的,表示很开心。

平仔与我能在工作中“配合”,使得当地工人也不再把它当原始动物看待。

此前平仔贪嘴,经常偷吃工友们的食物或饮料,偶尔还会恶作剧,故意从高处跳下来吓人。于是,我也会特意买些啤酒和可乐,分给工友们喝,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高级饮品”,当地的穷人家是绝对不会花钱去买的,而我的私心其实是希望他们在接受我的这些小小恩惠之后,能在我忙的时候,不要为难调皮捣蛋的平仔。

渐渐的,大家也都习惯了平仔的存在,工人们午休乘凉,会主动对着平仔挥手微笑示好,我点头应允后,平仔就会立马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甚至枕着他们的胳膊安心睡个午觉。有的工友还会故意在瓶子里留些可乐给平仔,等着它喝完以后,打个滑稽的饱嗝来逗笑大家。

在布尼亚的时光,艰苦、寂寞、缓慢而悠长,却又无拘无束、充满未知。

在平仔陪伴着我的那段时光,它就像我的儿子、伙伴和助手,让原本漫长的外派生活,变得与众不同。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和某种动物产生这样的情愫,牵挂、迷恋又不舍。

我们外派工程师每年都有回国探亲假,整整一个月,在我离开的日子,就拜托布鲁诺照顾它。回国后,我才发现自己总是非常想念平仔,但又无法跟它视频,只能发短信询问布鲁诺它的情况。

基本上,布鲁诺的回复就是:“它很好,只是吃得少,不怎么开心,像想要你快点回来。”

除了长假之外,我有时也难免需要搭乘飞机回金沙萨购买些零配件,或者给视察的主管汇报工作,需要跟平仔分开几天。最开始的时候,平仔对我的离开有着深深的恐惧,会明显地露出“垂头丧气”的神色,还会偷偷把我放好的行李拿出来。

后来,经历了几次短暂的分别后,平仔明白我还会回来,也就不再捣乱了。只是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它会坐在屋顶上默默目送我离开,每次回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心地跳蹿到我身上,用头顶蹭我的脸颊,我知道这是它在用猩猩的方式说:“欢迎回家。”

平仔也有犯错的时候,比如不小心弄烂我的书,或者咬断了我的数据线,这时,它会察觉出我不悦的神色,可能是从电视里学到了认错的姿势,它还会主动跪下,举起双手,睁大无辜的双眼看着我。

每每这样,我就完全忘记要去责备它这件事了。在国人眼里,男儿膝下有黄金,所以我固执地认为,下跪这件事,对猩猩来说也是屈辱的动作,在几次示意平仔停止做这个姿势后,平仔竟然也懂了,犯了错就来抱着我的腿撒娇,再也没有跪下过。

大约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没把平仔当作动物,它早就成了我的伙伴。

从衣食起居到工作娱乐,我们朝夕相处,工友们也都笑说,平仔就是“陈”的儿子,而且,平仔也没有让我失望。

某天,我们驱车前往项目现场,雨天路滑,车子抛锚撞到了路旁的树干上,破皮卡的车头当即凹陷,卡到了树干里动弹不得,驾驶座的门也严重变了形。

平仔反应灵敏,从窗口闪电般跳了出去,并没有受伤。可我左脚却卡在了油门和刹车之间,无法脱身,手机也没有信号。

平仔急得在我身边跳来跳去、抓耳挠腮。我掏出手机,指了指其中和布鲁诺以及其他工友的合影,然后指着我们来时的路,做了个“拜拜”的动作。

平仔像是瞬间明白过来,这是我要它回去找人来,它立马跳到了一旁的树干上,准备回驻地。但还是一步三回头地望着我,直到树林间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再也看不到对方了。

在车上等待的那段时间,我感觉异常煎熬,算了算,离驻地已差不多开出十几公里了,我不知道平仔能否安全找到驻地,它几乎没有独自在森林中穿行过,任何其他物种的攻击,对它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即使回去了,又能否用它的语言说服工友出来寻我呢。

没想到,只过了半小时,布鲁诺和其他工友就在平仔的带领下,骑着摩托车顺利找到了我。

事后他对我说,平仔特别聪明,它在地上画了个圆比作我的脸,还画出了我的眼镜,因为工地上只有我一人在维修时会戴眼镜。平仔甚至还拿了我的一颗纽扣递给布鲁诺,纽扣是中国公司制服上特定的,有汉字,所以布鲁诺一下就明白了,平仔是要带他去找我。

这件事发生后,我对平仔的感激和爱疯长了起来。

但我也意识到,今年已是我派驻的第三年,归期就要到了。

在和平仔相处的这两年多期间,我给它设想过很多结局,比如把它拜托给布鲁诺,或者训练它回归自然,又或者带它回中国。可真正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内心早就下了定论,我要想办法,带它回国。

这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

首先,就算平仔疫苗齐全,没有任何疾病,但要把它带出海关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我甚至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准备好英法中三个版本,要公司领导签字盖章,再拿去公证。后来海关的负责人跟我说,就算能出境,但到了中国,能否入境也是个难题。

而且,女友在国内帮我询问的结果也是,无法让它入境。

我走访了中国驻当地大使馆,使馆的工作人员好心劝说我,不要白费力气。平仔属于非洲特有物种,按民间渠道肯定是无法入境的,就算大使馆出具函件,让它入境了,但国家的动物保护机构也不会让我私人养育它。平仔最终的命运,一定是被送到动物园,无法继续过自由的生活。

我想起布鲁诺对我说过的,在非洲,动物们被禁锢起来养大,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一件极其可怜的事情。它们生来就拥有自由的灵魂,哪怕幼年死在野外,也是它们的宿命使然,只要死的时候是自由的,那么它们的灵魂很快会再次降临。

布尼亚当地的工友们也劝我,他们还从未听说过,有人能把活的动物带回中国的先例。

内心几经挣扎,我只能把平仔留在驻地,拜托工友们照顾。

我真正要回国的日子终于越来越近了,平仔变得更加敏感了。

它见我这次打包了几乎所有的物件,包括平时出差并没有带过的东西,大概也已意识到,我这次要走得很远。

平仔又开始捣乱了,把装好的东西拿出来藏在床底或者其他角落。我只好趁它睡着轻手轻脚地收拾,然后把箱子锁起来。但平仔很聪明,它见箱子打不开,就去试着拎箱子测重量,发现自己提不动了,就知道我在往里面“打包”,我还是要走。

走的当天,给平仔备好了几个月分量的小饼干和零食、可乐,嘱咐布鲁诺一定按时带它打疫苗,抽时间多陪陪它,布鲁诺都点头应下。

我把不需要带回国内的物资,分别送给当地的工友们。有开小灶的锅碗瓢盆、剩余的老干妈辣酱、调料,还有些旧鞋子、衣物、清凉油、药品等等。

我把最常穿的工装制服,留给了布鲁诺,那上面多少有我的气味,我希望平仔能和新主人和睦相处。

记得那天,布尼亚天气晴朗,我要上车时,平仔用了最大的力气,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我狠下心来,跟它道别。布鲁诺把它从我身上剥离的时候,平仔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大大的黑眼睛也一直在流泪。

终于,车子距离我生活了几年的营地渐行渐远,飞扬起来的尘土,淹没了后视镜里的影像,我只记得,平仔的哭声在慢慢变小,最终我耳边剩下的,只有车轮滚滚的声音。

这一幕,在我落地中国后,时常出现在我梦里。

回国后,我贷款买了房,全款买了车,按计划向女友求婚、上门提亲。繁忙生活稍稍治愈了一些我对平仔的挂念。

我很快搬进了新家,只是站在阳台上的时候,依稀记得我曾经有过打算,把新家里的一间小屋,留给平仔。

在回国后的第三个月,布鲁诺给我发来了平仔的死讯。

自从我们分别后,平仔就不怎么吃东西了,常常独自坐在屋顶发呆,后来甚至赶了几十公里的路,去项目现场找过我。在返回驻地的途中,估计被其他同类攻击过,受了伤。

布鲁诺虽然找了兽医,但最终平仔还是在郁郁不乐中死去了。布鲁诺对我说,平仔死前,抱着我穿过的那件旧工装,怎么都不肯放手。

我时常回想在布尼亚的这几年,一个人,一只猩猩。或者玩乐,或者它枕着我的手臂呼呼大睡的时刻,想起它的嬉笑、伤心、懵懂的各种小表情,无比怀念和痛心。

很快,我和女友结婚了,过起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日子,但我却再也不敢去动物园,不愿意重返非洲,不愿意观看、阅读人和动物题材的电影及书籍,甚至不愿意再喝平仔喜欢的那个牌子的啤酒。

因为每当无意中经历这样的时刻,我都会止不住地像个孩子一般流泪。

平仔是我此生中,最特别的回忆。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与动物能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大概是因为它们总能做到其他人类无法互相给予的事情。

比如,它对我,从不指责,从不怀疑,却永远相信,永远追随。

覃月:新疆阿勒泰人,毕业于中南大学英语专业。曾为专业英语翻译人员,现为某上市企业管理人员。喜欢独处,热衷码字,研究英美文学及小众电影,醉心于世界旅游,酷爱游泳、潜水、滑雪等。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