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新时代，必然会产生自己的伟大的“书记员”；新时代是“创造性”的新时代，必然会催生自己的“文艺旗手”；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新时代，必然会伴生自己的“精神主将”。新时代，文学家、艺术家何为，方能堪当“杰出”与“高峰”，方能不负人民、无愧时代？

弄笔时代大潮

辉煌的大唐气象，往往是跟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吴道子、李龟年、颜真卿……灿烂的文艺复兴，离开这些名字会黯然失色，他们是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邓斯泰布尔、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论诗的名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解释说：“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恩格斯曾称赞意大利文学家但丁标志了“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呼唤有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只有紧跟时代，才能像但丁那样感应时代、把握时代、应和时代，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

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在于他们和自己的优秀作品一起，成为时代的声音与灵魂，给伟大时代以精神鼓舞和助力。其影响之大，当后来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那些峥嵘岁月就在这些文字和线条、音符和颜色之间生动起来，使当下的心灵、思绪、情感、精神具有了厚重而鲜活的历史感。去年在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不少文学家、艺术家作为“改革先锋”被表彰，有讴歌改革开放的歌唱家李谷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表演艺术家李雪健、“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蒋子龙、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谢晋、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一个时代，因为有其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而富有意味，并向未来敞开。

人民的奋斗，是孕育和推动新时代的根本力量。文学艺术不深入人民，不和人民站在一起就不能深刻把握时代，不能深刻把握历史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只有扎根人民，才能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方向。文学家、艺术家不仅要咏叹潮头激荡飞舞的浪花，更需呈现深隐于潮头之后、浪花之下的汹涌潜流。

任何一个时代，其主体都是人民，正像无论哪一个春天，都无不植根大地一样。文艺表现时代、反映生活离不开人民，离开人民的时代和生活是抽象而空洞的时代和生活，是没有本质、缺乏力量的时代和生活。只有人民能够代表时代，只有他们才是时代的真正本质。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诚心诚意表现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紧跟时代潮流，在记录时代中把握时代、在书写时代中引领时代、在讴歌时代中创造时代。也唯此，他们才可能弄笔新时代大潮，成就其优秀与杰出。

塑造经典形象

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不只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作品，在于其作品中呈现的经典艺术形象。可以说，塑造一批属于时代的经典艺术形象，是文学家、艺术家成就“杰出”和“高峰”的根本，正如同福斯塔夫、哈姆莱特、麦克白、夏洛克之于莎士比亚，阿Q、闰土、孔乙己、祥林嫂之于鲁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家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一方面揭示了时代精神图谱的三个层次，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塑造经典艺术形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引领。“画像”是直观的层次，画像写意传神，从表象的方面、从共时性的层面呈现时代精神图谱；“立传”是纵观的层次，写一个时代的来龙去脉、起伏大势、历史定位，从历时的层面呈现时代精神图谱；“明德”则是深观的层次，写一个时代的价值追求，人文取向，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甚至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从这样三个层面去表现时代、刻画艺术形象，才会真正展现出时代精神图谱的全部丰富性和进步性，从而也体现出艺术形象的经典性来。

塑造经典艺术形象是有较高难度的，关键要突破两点。一是人与现实生活的媒介化。我们如今看到的人、感受到的生活，很少是原汁原味的人和生活，而是被媒介化了的。媒介物，特别是电子产品，无时无刻不在占据人们的眼睛和耳朵，媒介物的便携化，使其有能力在我们的所有时间和空间铺展开来，无论站着、躺着、坐着、走着，抑或是在家里、在公园、在商店、在格子间，阅读媒介几乎成为我们生活的所有。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大多的人们就这样被媒介化了。如何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生活，成为一个困惑，这个困惑也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特质。塑造艺术形象，必须突破媒介的障壁，发现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生活。这样才能为经典的创造奠基。二是创作的套路化。或许文学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创作方法是没有被尝试过的，或者是没有先例的。新文艺家玩前人的套路，玩别人的套路；老文艺家玩自己的套路，也玩别人的套路，有时玩别人的套路多了，也就混淆了别人的和自己的界限。告别套路的路径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条，就是“萃取”，即把精华的创作方法综合、整合起来去表现。人和生活的复杂性、多维性，既决定了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的思维方式的复杂性、多维性，也决定了呈现形式或表达方式的复杂性、多维性。主调的价值取向、复调的艺术形式或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文艺创作的主流。

文学家、艺术家如没有对人与生活的真实把握，没有打破套路、走出舒适区的勇气，以及萃取方法、探索新路的努力，塑造新时代经典艺术形象，就是难以想象的。

坚定文化自信

杰出的文艺作品之所以杰出，主要在于其塑造的艺术形象心灵的充盈和精神的光华。而艺术形象心灵的充盈和精神的光华，来自于从文学家、艺术家内心深处升腾出来的文化自信。巴尔扎克曾说：“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文艺创作丧失文化自信，将如同枯萎的心灵，不仅毫无生气，而且还将在虚无中走向幻灭。

坚定文化自信，可以为文艺创作增强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或主体性可谓艺术形象之根，其基本特征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同质物的依附。从实质上看，坚定文化自信就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即确立民族文化精神、核心价值观对文艺创作所发挥的主导性支撑和引领作用。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具有精神向心力的内核，一旦确立，就能够避免各种异质精神倾向、价值倾向的逆反。坚定文化自信，确立文化主体性，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才能摆脱被动状态，体现出心灵和精神的光彩来。

坚定文化自信，可以为文艺作品增厚内涵意蕴。意蕴深厚是艺术形象之魂。日常生活中极平凡的现象和细节，一旦进入到优秀文艺作品中，即“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原因就在于文艺创作赋予了其深厚意蕴，使之有了别具一格的形外之意、象外之旨。优秀国画家画梅兰竹菊，虽极常见，亦会使我们长久思悟；优秀文艺家以作品扬善惩恶，亦极常见，仍会使我们心动神会。就在于这些经历长期文化建构的意象和母题已经渗透着文学家、艺术家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强烈自信。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言说方式，能够使我们自觉到日常生活的文化蕴涵，这种自觉体现在文艺表现上，就能够深化日常生活在文艺图景中的意义和特质，从而使作品意蕴深厚。

坚定文化自信，可以为文艺创作增强底气和中气。底气和中气是艺术形象感染力的源泉。在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包括文艺在内的一些文化领域历经欧风美雨激荡，一些文化产品、文化形态、文化人格被西方文化所牵引，得了“软骨病”和“失语症”，底气虚、中气弱，无精打采、失魂落魄，成为文化上的寄宿者、精神上的异乡人。徐特立说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文艺创作也是如此，失去了自尊、自信和独立性，就会充满奴性，成为被奴役的文艺。没有文化自信、欠缺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文艺产品、文艺形态、文艺人格，根本无法承担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流传久远的文艺经典和文艺大家。

担纲共同价值

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作品，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未来性”，体现在创作蕴涵和倾向上就是关切人类发展、担纲共同价值。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新时代，是新的高峰，我们站在高峰，瞩望未来，理应视野更远，襟怀更宽，担当更重。

以人类的名义、以普遍关怀的名义进行创作，过去，我们或许会觉得西方文学家、艺术家更是担纲者，认为他们更具有人类意识和普遍关怀的价值取向。在新时代，这个担纲者的角色或许应转到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身上。

当前某些西方国家政客极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关系领域令世人大跌眼镜的自私、失信和霸凌，当然并不一定代表一国文化的总体倾向，但却从现实的层面击碎了一些西方国家普遍关怀的文艺镜像，使西方文艺致力构筑的所谓“普世价值”黯然失色。而新时代的中国，却自觉扛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应该说，我们古有大同社会理想，今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推己及人，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担纲全人类共同价值，显然是更为顺理成章的，也是更有底气和自信的。

作为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着眼于人的解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取向。在文艺创作上，这也意味着一种“共同体文艺”或“新世界文艺”的倡导。共同价值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共生”，即“和实生物”，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共同建构的价值，对于所有国家和地区来说，都具有内生性的一面和作为主体参与建构的一面。这是其与“普世价值”最大的区别，“普世价值”是某个霸权确立一个价值及其阐释框架，自命其为“普世”，然后在全世界单向度推广。这实际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殖民主义，是文化殖民的内核。

早在1827年歌德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并将其称为“伟大的聚会”。文学家、艺术家担纲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歌德的“世界文学”在将近200年后的重演。歌德的“世界文学”，实际是强调一种文学交流交往的关系。而我们现在倡导的是在价值伦理层面构建的新“世界文艺”，它是一种以“共生”为中心的写作态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本形态，是在21世纪的新时代引领人类探索更好前行之路的“和合文艺”，是“世界文学”的更高阶段，将至少作为一个学派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在新时代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和美学制高点。而这无疑是造就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重要条件和优势。

“星星——/将灼在人的心里。/而歌声呀，/也永远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