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帆

1980年生于山东济宁。2011年与李阳执导《李献计历险记》上映。2014年执导《同桌的你》上映，获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大奖。2019年执导《流浪地球》上映，跻身一线导演行列。

印象

成功之后仍然淡定

做好准备接受新挑战

印着“流浪地球”LOGO的黑色T恤，牛仔裤，整齐的短发，下巴上密布胡茬儿，严肃时表情淡定，笑起来又有些夸张。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在上海电影节见到郭帆，看上去他没有丝毫变化，但只相隔一年，他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锐导演、中国科幻片开创性的人物。“因为我们干过《流浪地球》，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有多大差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从言语中可以感觉到，他做好了面对更大挑战的准备。

1980年，郭帆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3岁上幼儿园时喜欢画画，小学时拿过全国少儿书画大赛绘画组冠军。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海南大学学习法学，但毕业后没做相关工作，而是进了旅游卫视一档音乐节目的节目组。

2011年，郭帆跟李阳共同执导电影《李献计历险记》，这部电影经历了票房惨败。他这个人比较钻牛角尖，不肯就此失败，而是写了长达3万字的总结，找出各部分出现的问题，也想到了一些解决办法，明白了观众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到拍第二部电影《同桌的你》时，2000万元的成本，拿下4.5亿元的票房，位列2014年国产片票房第10名。

中影制片分公司的人找到郭帆谈合作，他们当时有三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版权，分别是《流浪地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郭帆想选《流浪地球》，他觉得更容易与观众产生共情。中影公司原本计划邀请詹姆斯·卡梅隆、阿方索·卡隆、斯皮尔伯格这一类大导演来执导《流浪地球》，但没人愿意来中国拍科幻片。中影公司又考虑过国内一线导演，也没有人愿意接。就是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上，选择郭帆，也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

那时郭帆常约朋友聊《流浪地球》，好友龚格尔说：“我帮你。”龚格尔是天津大港人，出演过《同桌的你》，有他在，郭帆觉得踏实。拍《李献计历险记》的摄影师刘寅、参与过《三体》项目的美术郜昂、做过《寻龙诀》视觉效果的丁燕纷纷加盟……接下来四年多时间，经历了拍摄超期、资金超支、资方撤资等噩梦后，“活下来，别赔钱”成了郭帆当时最大的愿望。

《流浪地球》最终让观众沸腾了。郭帆感念观众的宽厚，却在心里压制住了这种“沸腾”，他说：“这个影片它真实、客观的水准放在那儿，咱们实际有多大的差距，咱们心里自然清楚。”成功之后，他始终保持淡定和从容，这种心态，让他能走得更远更长。

拍《流浪地球》就是手工作坊

经验没有太多，但教训有很多

记者：《流浪地球》大获成功，沉静下来之后您在做什么？

郭帆：拍了这部影片，我们觉得有很多经验教训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总结。我们开过一次会，做了详细的计划，之后我们又做了详细的调研，大概分两轮，在全国一二三线城市做调研，还要做线上大规模调研。调研目的是我们之前没有目标，但我们现在终于有这么一个片子了，相当于有一个抓手，基于这个抓手，基于现在这部影片去除掉观影情绪之后，电影本体的问题在哪儿？大家的预期值在哪儿？这是我们调研的目的。这里面还有关于美学的调研，我们设计的衣服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点儿大？这些事会指导我们今后的作品应该怎么做。我们也在做更多的梳理和总结，当我们有一些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讨论，给我们反馈。

记者：作为一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拍摄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到很多技术，涉及到电影工业，您认为我们现在电影的工业水平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郭帆：其实拍《流浪地球》的时候，我们是处在工业化最开始的阶段，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前段时间我去《封神》剧组探班，看了他们的工业化系统，觉得很震惊，特别棒。我觉得跟他们相比，我们拍《流浪地球》就是手工作坊，可能连手工作坊都不算，而是畜牧业，我们工业化不足的时候，都是拿人肉填的。是在不休不眠的状态下完成的。所以我们影片拍完之后经验没有太多，但教训有很多。很多时候觉得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自满的，因为我们干过《流浪地球》，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有多大差距。

记者：如何让观众更快地融入一部科幻电影，在这方面拍《流浪地球》时您做了哪些尝试？

郭帆：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违和感。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看“钢铁侠”，如果摘掉面具露出一张东方人的脸，你会觉得有差距，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建立违和感是需要时间过渡的。我们没有科幻基础，所以要在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样式、形状和颜色，才会让观众觉得舒服。对于中国美学来说，提到科技、科学，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蓝色，这是往外推的感觉，冰冷的、理性的，而《流浪地球》你会发现出现更多的是红色、黄色、青色的画面。

对土地的情感是中国人固有的

这是我们的文化内核

记者：您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片导演，觉得现在中国的科幻片应该拍什么样的内容？

郭帆：首先要建立一个世界观。我们知道科幻片跟现实主义题材不太一样，比如说一部电影，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故事，上海是一个现实世界，所以观众不会对这个故事产生怀疑。但是在科幻片里，世界是要被重建的，往往会讲几十年之后的未来，或者讲过去，这些世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第一要义就是让观众相信。如果观众不相信这个世界，也就不会相信里面的人物，也不会相信里面的情感。所以相信是最大的。

记者：如何让没读过原著的观众去理解这个世界观？

郭帆：这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说中国特别著名的电视剧“86版”《西游记》，它在拍摄之前就已经跟很多观众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我们对《西游记》的世界观不会较劲，我们不会怀疑猪八戒为什么长成这样，孙悟空为什么长成那样，我们提到孙悟空一定会想到猴子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做《西游记》的时候，我们都不较劲。现在我们和科幻还没有达成这个协议，需要慢慢地建立，直到大家就像接受《西游记》里面的设定一样接受我们的科幻片，才可以构建出科幻的土壤。

记者：怎么才能拍出属于中国的科幻片？

郭帆：拿《流浪地球》来说，我们面临大危机的时候，离开的方式是带着地球逃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科幻片，当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就选择跑，而我们是选择带着家一块离开。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是中国人固有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内核。文化内核才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我们可以看李安的《喜宴》，有一段特别详细地讲父亲做菜的过程，怎么炖一只鸡，非常接地气，符合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特别容易看明白，同时还有强烈的情感共鸣，因为父亲对孩子的爱，这些是我觉得特别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地方。所以那个桥段是其他国家的人拍不了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放大它。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科幻片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郭帆：国家够强大，我们才可以拍科幻。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容易做的是灾难部分，另外是太空的冒险部分，这都是有现实依托的。人工智能可能要比外太空战争更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生活。超级英雄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我最近看了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一部分剪辑，里面有一小部分关于超级英雄的东西，处理得挺好的，我觉得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如果这个故事只有中国人能拍

那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故事

记者：现在也有一种软科幻的电影，是否比科幻片更容易理解一些？

郭帆：我个人建议在现阶段先尽量不要做软科幻，因为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好莱坞做了很多软科幻，硬科幻也有，但硬科幻其实是基础和土壤，他们用了几十年时间铺设这个土壤，才可以种下种子，才可以有收成。做软科幻前端要构建世界观的过程，跟做硬科幻是没有区别的，目标都是要让观众相信。如果你想让观众相信，你做五六十年后一个机器人和姑娘谈恋爱的故事，需要设定的世界观和《流浪地球》需要设定的世界观区别不大。整个世界观的设定，对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的设定都做完，包括未来100多年的编年史，包括大量名词解释，你会发现，做硬科幻和做软科幻没有区别。在中国科幻类型还没有完全确定的前提下，我们需要一步步铺垫和积累。

记者：如果给您100个剧本，您根据什么挑出您想拍的那个剧本来？

郭帆：重点是判断故事好与坏。我认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强烈、共情的，第二个是鲜明的文化特征。因为从电影来讲，我们最大的弱项是我们电影的工业化，我们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看到100个剧本，你怎么选？你按照一个好故事的标准来选，100个剧本能够刷掉95个，还剩下5个，基本都是好故事。这时候再增加一个标准，看它有没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如果有，我们就选择做这个。这个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如何界定？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故事是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都能拍？如果都能拍，那就不选。如果只有中国人能拍，那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故事。

记者：您如何看待电影工业化这个问题？

郭帆：拍了《流浪地球》，我才知道我们的差距有多大。举例来说，剧本的格式，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会较劲这些格式？但是你想过没有，几乎每一个官方的文书、文件，都是有一个工业化标准的。同样的字号是为了高效，剧本格式会让剧本变得不仅仅是纸上印的字，而是越来越数据化，通过软件变成大数据库。我们的剧本格式就是工业化标准中一块块的砖石，没有这个，就不会砌成墙。我希望能不断地去完善、实践，我们的工业化才能走得更好、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