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提及20世纪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国外作家，海明威这个名字，大概不会有人遗漏。《老人与海》为海明威赢取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一世盛名，那些读着《老人与海》长大的年轻人，如今在自己孩子的必读书目里依然能找到这本语言简单朴素，精神质地却格外硬朗厚重的作品。

虽然距离海明威诞生已过了120周年，当我们重新回望烟云厚重的20世纪历史，依然难以找到在人生经历的丰富性上能与之匹敌的作家。历经两次战争、两度飞机失事，当过记者、斗牛士、拳击手、猎人和渔夫，这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传奇的美国作家似乎成为某种“硬汉精神”的代表，而他以双杆猎枪轰轰烈烈结束自己一生的行径，则为传奇赋予了一个悲剧意味浓烈、烟花般的收尾。

近期，在中信·大方所推出的六本《最后的访谈》中，关于海明威的一册赫然在目。在一生所接受的最后几次访谈里，对于自己戏剧性的一生，海明威依旧刻意回避，也保持着对于记者时而热情、时而刻薄的两面性态度，并且关于写作这件事，他向来坚持“说出口，要写的东西就溜走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得以与部分真实相见——从渴求名声，到获诺奖后为名声所累，海明威一生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自己。

在围绕该书展开的纪念海明威120周年诞辰活动上，翻译家黄昱宁提出的观点不可谓不尖锐：当如今我们看待海明威时，是否会意识到，“硬汉”这一词，或许是海明威给自己所定下的最鲜明的“人设”。

众所周知，相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当着家庭妇女、却轻轻松松地在笔下描述各种谋杀事件的作家相比，海明威完全是另一个极端的代表：他的人生是他整个文学生涯、作品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正如海明威自己所言，作家的身份只是进行创作的工具，而创作本身才是永远最重要的事——这一行为和思维关联，和生活本身亦紧密结合。“当作家故意退出生活，或是因为什么毛病被逼退时，他的创作能力会逐渐萎缩，就像人的四肢一样，如果不用它们的话。”1954年底所说的这段话，仿佛是他对自身肉体老去、被伤病困扰之下的某种预言——在遭遇两度飞机失事而严重受伤，并因此错过诺奖颁奖时，仍在恢复期的海明威尚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业已完成，剩下的时光，是周而复始的情绪起伏和记忆闪回，以及无止境的疼痛。

“海明威生活的年代，也是美国传播业大发展的时候，作家不再是一个藏在文本后面的人，无论是杂志访谈，还是其他传播方式，通过这些手段，塑造一个统一的个人形象是可能的，这一形象对海明威来说，就是硬汉形象。”黄昱宁说，“倘若海明威活在当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很有‘网感’，他也许能成为‘网红’。”从作家与传播手段的关系切入，黄昱宁认为，海明威既很好地利用了传播手段，又为其所累，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时代的紧密结合，也是使他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一个因素。尽管多次否认，海明威始终被定义为“迷茫的一代”背景下的代表性作家。从《太阳照常升起》的问世，他所刻画的“无意义生活”状态下的男女，就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同勾勒了战后经济发达和年轻人价值观的“真空状态”。连同福克纳、多斯·帕索斯、E.E.肯明斯、T.S.艾略特和汤姆·沃尔夫等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化历史上颇为少见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不久之后，他们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分道扬镳。无论如何，这一时期作家们相互印证的写作，使时代切面如同被影印一样忠实留存了下来。

究其一生，海明威的爱好始终充满对抗性：拳击、斗牛、钓鱼、打猎……这种对抗性不仅是他的兴趣所在，更体现在了他对于文学和人性的关照中。“在海明威的人设里，有一种对抗性的存在——就像他所说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他的一生，无论是作品内还是作品外，都在践行斗士的生存准则。他是一个矛盾体，至少在公众面前，他一定要保持对抗到底的形象。”黄昱宁认为。这种对抗性，也体现在他与同时代作家的紧张关系上——不仅在作品中，许多以往的友人被他“对号入座”，这甚至是他脑海中无法根除的一种偏见：他有一种古怪且不得体的冲动，总是要与他同期作家的名望针锋相对。“从格特鲁德·斯坦因、舍伍德·安德森，到艾略特、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等，提及他们的名字时，他无一例外地都要攻击那么一两下。”在与海明威共处两日之后，采访者罗伯特·曼宁最直观的感受，也是不少亲近他的人曾经共同的记忆。

作为一名曾经的记者，海明威的文风的确受到新闻写作方式的影响，就像译者汤伟翻译时的感受：简洁明了、节奏分明，善于勾勒和描述，越简洁，对翻译者的压力越大。“翻译《老人与海》，老人到船上去拉渔线，他用了100个‘拉’，但你如何翻这100个‘拉’，既尊重原著又考虑了读者的感受，这一点非常难。”但就像海明威所倡导的“冰山理论”，事实永远不限于他所表露的那些，体验也并不是，读者需要仰赖自己的常识和经验进行补足，方能得以一窥他真正的思想世界。但即便无法得观冰山的全貌，也并不影响水面上那部分的阅读体验。正如黄昱宁所言，海明威是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成就是没有争议的。“1960年代许多极简派的写法受到了海明威写作方式的影响，而‘冰山理论’更是影响深远，学习写作特别是学习短篇小说写作的人，是绕不过海明威的。”

罗伯特·曼宁说，海明威身上有一种浓烈的风格：“他让自己能够轻易地被拙劣地戏仿，却不可能真正被模仿。”这就像后世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在身为严肃作家的同时，海明威身上有一种文化偶像的气质。在因为各种历险经历而伤痕累累、以及经历了四次婚姻和朋友的陆续疏离后，海明威已经在“硬汉”的角色里禁锢了太久，却不知如何摆脱。“他对自己的‘人设’看得那么重，也不愿意在别人面前示弱，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最坏的选择。”黄昱宁说，“对他来说，最悲剧可能是大家都看到他被打败的样子——他选择不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