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化传承、文学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不断发生成长的。文学的创新变化，也总是在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满足人们新的渴望中探索推进的。任何一种文学对象，其存在、表现和改变，都不完全依赖于作家的爱好和主观取舍，更取决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上对于时代的适应程度。在时代文体和作家之间，也有一个相互选择适应的关系。自《诗经》、先秦散文之后，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今现代话剧、电影等很多种生动的文学体裁萌生，不同时期、不同文体都曾经出现过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创造出伟大的文学高峰，为我们的文化积存和灿烂表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每一次重要文体的出现，对于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说都举足轻重。文体形式，作为一种蕴含自己个性特点的体式出现，往往会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的表达空间和更大的艺术可能，是开疆拓土般的创新行动。所以，文体创新建设，是有力推动发展文学创作的根本性基础工程。中国的文学历史，正是在不断开创新文体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繁荣和辉煌的。最近，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为话题，人们从各个方面回顾总结70年历史道路上的收获及经验教训，这大有裨益。在70年的历史中，当代中国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这是已经为人们所认可的事实。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崭新的写实文体——报告文学的生长、成熟和初现繁荣的过程，却似乎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和重视。而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茁壮成长，恰恰是70年中国文学创作中最鲜活、最个性、最具有现实生命活力的文学存在，它为文学历史创造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越单个作家或单篇作品所能带来的成就。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其茁壮长势和卓越表现，应当是70年间最值得人们看重和欣喜的一种收获，必将在中华文化历史上留下清晰痕迹，对中国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看花莫待花枝老”

作为一种文体，报告文学是在百年前，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萌生出发的。那时，因为纷乱和剧烈变化的战争环境，诗人、作家不能够安心地坐在家里的案头优雅地创作，而战争中出现的许多真实的矛盾冲突和生动的人物故事又非常精彩，也足以满足人们的了解渴望。这时就有作家、记者亲临现场，将书写的笔触投向了这些自己真实面对的对象，以独特个性的发现和生动形象的笔触将其书写、表达出来。报刊在发布这些书写在新闻和虚构文学创作的中间地带生长出来的真实内容，兼具新闻真实特质和文学感受技巧的新型报告作品时，就冠以报告文学的名义刊发出来。报告文学由此而不断走向热点、敏捷、开阔、厚重和伟大，成为继诗歌、小说、戏剧之后的一种崭新的、富有时代生命力量的文体存在。

中国是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经由日本接触到报告文学的。期间，当时的文学团体“左联”和袁殊、周立波、茅盾、夏衍等作家都为报告文学在中国的生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以新闻报纸业作为平台而发生，最早多被新闻报纸和记者所运用，因此它的新闻性也非常突出和明显，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内，报告文学被文学所推拒而不得进入文学的殿堂。这样顽固偏颇的意识观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报告文学来到中国之后，因为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受到作家的影响，因此，报告文学在自觉保留其新闻因素的同时，也更多地吸收了文学发现、感受以及形象书写、生动表达等个性特质。所以，报告文学一开始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表现风格。例如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萧乾的《流民图》等作品，都是作家在面对民族危难时候以报告文学的表达手段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描绘了真实社会生活图景，文本中的现实社会参与精神和独立文学表达态度，在那个危难和纷乱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力量。

在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中，在后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建设中，报告文学都以独具个性的文学表现而始终存在。至今依然被人们不断提起的司马文森的《新中国的十月》，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徐迟的《祁连山下》，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作品，都在推动着报告文学的成长和渐臻成熟，虽然其中也曾经历曲折和艰难，有过惨痛的经历，但物质不灭，生命永存。

1976年中国社会开始的重大改变，是对潜藏于人们内心的激情、渴望、智慧和能量的巨大释放，报告文学也在这种释放中开始了新的出发。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是最为响亮的号角和鲜明的旗帜，也是中国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就自己荣誉地位、书写自己辉煌存在的先声。《哥德巴赫猜想》在关注社会热点、独立表达现实观察态度、生动形象地表现真实生活人物等方面，全面地发挥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个性优势，使人们在已经长久习惯了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之外，突然有一种新颖特别的发现。因为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引领，迅速出现了很多参与社会反思的作品，如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痴情》，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张书绅《正气歌》，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柯岩的《奇异的书简》《船长》，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等作品。前述报告文学作品的发表，因为以真实事件和人物命运为对象，使报告文学的个性力量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给读者强烈的冲击和印象，从而也使报告文学这种新的文体形式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喜欢和看重。一时间，报告文学之风甚烈，气势若虹，占领文学舞台的中心，成为主角，各地到处都有报告文学的活动在开展。

正是基于报告文学的这种轰轰烈烈开展的局面，鉴于报告文学的空前收获，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与诗歌、小说等评奖活动并列进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先生，于1983年3月在《人民日报》撰文郑重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这是宣示报告文学伟大成就的举动，是宣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完成的公告。从此，报告文学结束了在新闻与文学之间被人为推拒而游离不定的局面，以庄严进取和不断胜利的姿态活跃在文学的天地间。

“一身能擘两雕弧”

任何一种新型文体的萌生和成熟，都需要一个过程。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文体，当然也不会例外。报告文学有效地吸收了新闻的客观敏锐、事实真实、现实表达特性，同时又融合了文学艺术生动形象的表达手段。新闻因急速、简洁、短小而不能够过多顾及真实社会人生内容，小说等文学写作因在虚构基础上创作而不会直接面对社会真实，两者各有其限制。而报告文学在新闻和小说之间成功地开辟出了自己的活动天地，它是当下时代最具有社会观察和选择思考行动能力，且具有宽广、丰富表达方式和强盛作用力量的新型文体。报告文学是机敏地在新闻和虚构文学之间找到自己活动天地，分别吸收新闻和诗歌、小说等文体表现的特长，是一种智慧的发现开辟、一种适应时代社会现实需要自觉改变进取的新型文体实践。所以，它不是在玩概念、耍手段，更不是人为地制造空中楼阁、沙滩积塔，制造风景。有人因为中国的《史记》等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写实笔法，就认为报告文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这是简单和随意的。报告文学的特性中有明显的写实内容，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写实传统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传统的写实更侧重于记史，与报告文学更强调跟踪现实、记录事实，及时参与社会变革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简单地将报告文学的生成时间向前延伸，也是缺乏事实支持的随意行为。

报告文学这个概念虽然萌生于百年前的德国，似乎是一种外来“物种”。但是这种“物种”进入中国之后，因为地域辽阔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复杂影响，逐渐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和新生。例如，早先西方的报告文学多为新闻记者所采用，像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报告文学开创者之一的捷克作家埃贡·埃尔温·基希的作品，就非常地注重新闻性。但报告文学刚开始在中国被接受的时候，却是更多在文学的范围进行着。所以，像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就很注意文学的艺术形象性表现，也更多地看重对人物的记述和形象描写。再后来因徐迟、黄宗英、理由、柯岩等作家优秀的文学表达能力，使得中国报告文学的特性和文学风貌更加突出。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出于现实文明社会建设需要，通过文学艺术手段走向事实真相和人物真实的独立表达文体。这种文体既不等同于客观简洁的新闻表达，也明显区别于立足虚构基础上的故事情感和艺术描绘。报告文学包容新闻基础的真实性和诗歌、小说的形象艺术性，具有整合发挥新闻和文学的新优势，沟通了社会真实生活与文学表达之间的渠道，使自己更加具有立足社会、影响现实的存在必要性。“一身能擘两雕弧”，强力尽显！

最初，因为报告文学的这些个性特点还未相对充分地展现，人们的接触感受还比较清淡，不认可其文学地位也可以理解。但今天，在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已经如山般巍峨地矗立在眼前的时候，还试图将报告文学排斥于文学舞台之侧，甚至置于文学史叙述之外，就是无视、可悲的行为。

“文章体制本天生”

“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清人张问陶的这首《论文》诗，很多人是知道的。虽然这诗说的是作文要自由通脱的道理，但对于我们理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文体的生成也是很有启发的。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式，总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社会生活对于文学的表现方式其实也是由潜在的要求来左右的，那些锐敏和机智的作家时常可以在需要改变的时候，勇于探索和创造。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像屈原、三曹对于诗歌的影响，初唐四杰对唐诗繁荣的推动，范仲淹、苏轼对宋词风格的影响等等，都有很大的文体建设作用。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文体的茁壮生长和繁荣，也是社会现实生活对文学表达的一种期待、选择和接受。伴随着人类科技手段的丰富和社会生活的日渐纷纭复杂，这个时候，社会生活非常需要一种直达现场、真实清晰、生动形象的述说，快速改变的现实生活也很需要如实的传递与记录。这些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恰恰给报告文学这种注重现实观察反映、真实艺术表达的文体提供了机会，提出了要求，报告文学适时地抓住和呼应了时代社会的这个需求。在人们因为耳闻目睹范围的扩大和自主判断力增强，对于作家一般的虚构表达兴趣减退，反而对社会生活的真实真相渴望知晓。这种反映真实社会现实和生活事实的内容对于人们感知、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对于人们面对生活选择、调整命运机会等都可能有着借鉴参照价值。所以，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中国生成壮大，完全是一种时代呼唤和报告文学作家积极响应并努力实践的结果。

当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魅力在徐迟、黄宗英、理由等作家的作品中强力释放之后，迅速被很多的作家、诗人选择和使用。伴随着中国不断深入的社会变革脚步，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中国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文化丰富、社会建设、观念更新、历史收藏、精神塑造、情感表达等诸多社会生活面向尽显风流。像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黄宗英的《小木屋》，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孟晓云的《胡杨泪》，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核火》，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赵瑜的《强国梦》《马家军调查》，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胡平的《中国的眸子》《战争状态》，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鲁光的《中国姑娘》，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震中在人心》，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李春雷的《木棉花开》，邢军纪的《最后的大师》，吕雷、赵洪的《国运》，萧亦农的《毛乌素的绿色传奇》，陈启文的《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李青松的《薇甘菊》，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李发锁的《围困长春》，丰收的《西长城》，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何建明的《国家》《浦东史诗》，徐剑的《东方哈达》《大国重器》等作品，都曾经从不同的题材、人物和角度，真实生动地书写了重大的题材对象，表达了厚重的主题，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文化文学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再像陈祖芬、傅溪鹏、刘亚洲、李存葆、祖慰、张胜友、白描、袁厚春、贾宏图、杨守松、张雅文、蒋巍、麦天枢、贾鲁生、邓贤、江永红、苗长水、梅洁、肖复兴、李玲修、徐志耕、张建伟、黄传会、王旭烽、杨景民、郭晓晔、董保存、董汉河、郝在今、曹岩、李忠效、沙志亮、康刚联、谭楷、杨晓升、陈歆耕、张健、杨黎光、王兆军、王光明、吴东峰、傅宁军、李迪、岳南、党益民、沙林、长江、铁流、聂还贵、杨文学、丁晓平、丁燕、任林举、许晨、徐锦庚、高建国、高洪雷、高艳国、王鸿鹏、卜谷、王立新、陈廷一、程雪莉、哲夫、鲁顺民、黄风、蒋殊、李英、丁一鹤、邢小俊、余艳、王国平、赵方新、刘国强、马娜、赵雁、张亚明、艾平、曾散、向思宇、兰宁远、王成章、陈新、李燕燕以及研究报告文学的丁晓原、王晖、李朝全，用最丰沛的心血浇灌报告文学生长的周明、刘茵、田珍颖、陶泰忠、萧立军等等，这个庞大的作家队伍及他们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很有力地支撑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存在，并展示出多彩多姿的景观，这在中国乃至在国外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重大文学现象。这些作家，以报告文学写作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文名，也给这种文体建设以很大作用。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与创作葳蕤生长的情景，充分表明了这种文体蕴含的胸怀和张力。当报告文学以现实的接近态度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时候，鲜活的社会生活就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其提供力量和支持，使得这种立足现实的文学焕发出新机和生气。最近的40多年是中国社会起伏变化最大的时候，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个时候适时成长，御风而行，给社会以及时的呼应，在催促社会文明进程中发力，在客观地认识书写中保存时代的精神和创造业绩，成为社会历史在场的见证者和文学记录，将历史和文学很好地整合修为，功莫大焉！

在我看来，作为一种文体存在，报告文学的演绎还仅仅是个开始。就这种以现实作用力为核心的文学目标来看，从真实原则和现实行动、独特观察、艺术表达的基本特性来看，它具有很大的内含和张力。如今即使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但远没有将这种文体的特性力量充分展现出来。现今的作品存在视角狭窄、见识浮浅、手法单一等问题，更有简单地将记录等同于创作，以及自我陶醉一隅的明显倾向，有失却自我、随风附和的机械操作等问题需要强力解决。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文体本身。

陆游有诗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报告文学依然在成长的过程中，但这个文体的伟岸身姿和巨大的能动力量已经显现，而且，这也是世界性的现象。我认为，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新隆起的山峦。“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