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康启昌的新作《烽火少年行·林声传》是一部小说式的真实传记，有故事、有细节、有情趣，有心理描写、形象刻画，语言生动，一章章地推进，很有吸引力，读着读着，你就会被抓住。

先说传主。林声同志并非普通人，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才。传记中记述了在他小时候，姑父就慧眼识珠，说他是个人才。2012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林声同志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属于球形、复合型人才。作为卓有建树的党的高级干部，既会管理又擅操作，既能实干又有思想、有远见，尤其重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文化学者，他既熟悉自然科学，又懂得人文科学，举凡小说、诗歌、散文多种文体，书法、绘画、篆刻、碑铭等多门艺术，科学、教育、文化、建筑、工艺美术陶瓷以及现代史等多领域学术研究，都获得了可观成果。现在，“廉颇老矣”，但老马有识途之功，对于如何发展全省的科教、文化事业，他有许多统照全局又很切合实际的想法。

再说作者。康启昌擅长散文写作，《哭过长夜》以情感人，《烽火少年行》以事抓人。评说一位作家的作品，我很重视自我的原始阅读感觉。有如未曾经过理性过滤的“初念”，这种原始阅读感觉，总是更敏锐、更纯真的，尽管并不一定全面、深刻。比如，《哭过长夜》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作家将笔触伸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使劲地往外掏，一股脑地抖落给广大读者，可说是如醉如痴。她的散文写得很恣肆，又很细腻，有时候还很新潮，反正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出来，率性而作，肆意行文，看不出有什么顾忌。这种赤诚的真实，对于一位有了一大把年纪的女性作家来说，原非易事。

传记写作表面上看比较容易，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除了要讲求章法、结构，匠心独运，还需要处理好文学与史传的关系，客观实录与主体参与、合理重构的关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而给林声这样一位综合型人才写传，可说是难上加难。起码需要精通多门类、多学科的学问，否则，莫说创作，即便沟通也存在困难。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作家的文学功力。康启昌虽然已是高龄，但是情感依然充沛，依然丰富；一片赤子之心、纯真之情，而且完全能放得开，特别是散文的语言，那么充满灵性，活泼婉转，跳荡多姿，体现了丰富的文化感染力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带给读者的是内心智慧被激活之后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康启昌未尝刻意为文，而文采自现。对她来说，有感而发，要写就写，写既是过程，也是目的。我觉得，这正是她创作成功的所在。

此外，传主林声本身就是诗人、作家，他懂得什么是文学，什么能够撄攫人心，知道什么是作者、读者最需要、最感兴趣的。实际上，他早已打好了腹稿，口述过程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这里有选择、有过滤、有升华、有加工，有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因而提供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场面描写、心理活动、细节刻画，叙述本身就非常形象生动，亲切感人。这样两个人合作起来，可谓风虎云龙，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良性效应。

第三，作品的成功还得益于真实人物的“原型属性”，人物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也有利于审美欣赏。就作者而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德国戏剧理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落实到《烽火少年行》这一个体文本上，具备着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特殊的个性的种种优势，为作品取得成功提供了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