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采访人：戴萦袅（青年作家） 受访人：任溶溶（96岁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

任溶溶先生1923年出生在上海，六十五年后的1988年，我在上海出生。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任老的诗歌和译作，中学时还在读《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看《没头脑与不高兴》的动画电影，超级喜欢任老翻译的《魔法师的帽子》和《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系列，得知自己能和任老对谈儿童文学，幸福感满满。能有这样一次对谈，感觉弥足珍贵。经风历雨的任老，希望从读书、生活、艺术等宽泛的角度漫谈，说最想说的话，无论话题是否遥远、严肃或随性，能坦率表达真诚的内心，最合他心意。

最初的文学启蒙，冥冥中的引路人

任溶溶：我自小爱读书，5岁进私塾，识了许多字，就开始看连环画，读旧式章回小说。读书完全是读故事，读得懂多少就多少。我进小学一年级已经会用文言作文。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文心》，还有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宝岛》等。抗战爆发后，我在英国人上海开办的雷士德中学学习，高年级同学里有地下党员，介绍我读进步书籍。我初中就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深受影响，以后很多事情都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想。我爱上了新文学，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文字改革运动，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接下来，我就做这个工作，读大量的中外语言学书籍。当然我又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读大学时，觉得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用不着老师教，但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有老师指点，于是选了中国文学系。

也因为我读语言学的书，对学外文很有兴趣。中学时代英文打了基础，后来爱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加上老同学草婴俄文学得呱呱叫，又产生了学俄文的兴趣，学了俄文。我英语是在学校学的，俄语是请俄罗斯人到家里教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是自学的。敌伪时期日语电台有讲座。我在1947年投入儿童文学前，就是这样读书的。

戴萦袅：我母亲是儿童文学作家，父亲是宏观经济学教授，家里藏书多，品种也丰富。晚饭后，他俩便手捧着书，坐在餐桌边静静地读。幼年的我，看到父母夜读的情景，总是无比神往，盼着早日能识字读书。我的父母对我读书一事，非常开明。父亲从做学问的角度出发，认为博览群书，方能建立好的批判性思维。母亲则认为，天下感觉灵敏的女性都有当作家的潜质。我三四岁时，母亲每晚给我讲故事，还把我即兴编的两首儿歌给一家报纸，居然还发表了。我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喜欢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安德鲁·朗格的《彩色童话集》，还有就是任老的译著。任老翻译的芬兰童话《魔法师的帽子》，构建了一个清新、纯净的北欧童话世界，里面的人物译名也非常有趣味：小木民矮子精、小嗅嗅、小吸吸、某甲、某乙……还有，《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神奇保姆玛丽阿姨，轻轻松松就能驾驭“熊孩子”；她乘东风而来，又随西风而去，把班克斯家的孩子们带上奇幻之旅。我读了意犹未尽，查到任老还曾翻译了续篇《玛丽阿姨回来了》，又请家慈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资料室，借来了已经绝版的书。不同于很多书的续篇有“续貂”之嫌，这本书的续作很是精彩，里面还有几首儿歌。二十年过去了，任老幽默的翻译风格，我依然记忆犹新：“环球去旅行，我们不愿意，因为到头来，还是回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有只黑加白的母牛，正在树上坐。如果我是她，那我就不是我！”颈、尾两联，还成了我少年时期的宣言，经常挂在嘴边。八岁起，我开始读《红楼梦》，在上外附中就读时，英语水平大幅提高，乐意读英文版的文学、历史读物。父母去国外出差时，我就请他们帮我买点英文书，像凯撒的《内战纪》、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司各特的《艾凡赫》等。后来，我去复旦大学读书，第二专业是英汉双向翻译，爱在文科保留书库读史料，在理科图书馆读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红楼梦》，还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图书室，在员工探究的目光下，细看明清文物图册。

我童年幸运的有两点：一来，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师长——他们对许多事情有偏见，还动辄打压别人；有的书自己没有读过，也不让孩子读，怕孩子读了会学坏。二来，是我十岁时幸运地收到任老给我的一本译作《邮递员的童话》，他在扉页题上我的名字，如今想起来，感觉我走上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道路，任老是冥冥之中的引路人。

“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

任溶溶：翻译界一直谈论的“信达雅”问题，我想理应由理论家来讨论，我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我的中国话说出来，但求“信”，原文“雅”，我也雅，原文不“雅”，我也不雅，作者要读者懂他的话，自然“达”，那么我也达，这也是“信”。我翻译如此而已。我认为儿童文学家应该是文学家，应该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翻译也是这样，有了文学修养，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我是代替外国人用中国话讲他要讲的故事，YES就是YES，NO就是NO。我尽自己的力量，原作是怎样就翻译成怎样。

戴萦袅：任老翻译了300多本童书，在我眼里，如同深阔而宽广的海洋，无比浩瀚。我从小学的外语是英语和德语，但翻译的文学作品不算多，感触最深的是前年翻译了一套六册《了不起的玛德琳》，我喜欢英文原著里的优雅文风，字里行间有巴黎人的慵懒和随性，叙事活泼，节奏感强，语句抑扬顿挫。我发现，虽然中文译本众多，但还有空间，我想更传神地译出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这个率性画家潇洒的文本。我尽量让译文如诗歌般押韵，朗朗上口，既易于低龄读者接受，又能成全故事的精妙和思维的活力，简单之中，留有看似不经意的幽默和深奥。在细节处理上，我选择“异化”的译法，保留英语特点，介绍欧洲文化，也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国际化程度提高了。

创作，没有不好玩的时候

任溶溶：我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首先学会取材，我发现生活中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有不少比人家写得更好。我用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译了许多名家作品，学了许多手法，我也会创作啊！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国际关系改变无书可译时，就尝试创作，写得最多的是儿童诗。我写的儿童诗，我认为与外国儿童诗相比，是不逊色的。（有点自吹自擂吧？一笑。）我写的每首儿童诗真有生活来源，或是童年回忆，或是几个孩子的生活趣事。正因为我对外国儿童文学比较熟悉，才会有这种信心。我想我译的东西对同行也会有借鉴作用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没有书翻译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不做事，我开始写儿童诗。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其中三个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是贺宜，一个是金近，他是个童话家，还有一个是胡德华，她曾经是少儿出版社的社长，后来当妇联领导人，是胡仲持的女儿。因为受到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儿童诗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其实50年代我也创作，创作能力还是有的，主要精力在翻译上，有时翻译创作两手都做。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50年代写的。我写儿童诗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人热情一下子上来，也可能一下子熄灭，写一百万字不可能，我喜欢写短的东西。

戴萦袅：我的写作也是兴趣为大，但篇幅都比较长，写短的不过瘾。我起步的时候是写校园小说，出了几部长篇，有我自己的影子。幻想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写的不多，可一接触就收不住，彻底迷进去，比如我主笔的《“小熊包子”系列》。其实我写这本书时，也从任老您的诗歌《绒毛小熊——我的童年伴侣》中受到了启发。任老笔下的男孩长大了，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不能再和儿时玩伴绒毛小熊比赛翻跟头，只能把小熊洗干净，缝补好，连同美好的记忆，藏进柜子里。我就想：哎，这可真令人惆怅，如果小熊可以从柜子里钻出来，和男孩一起去上学，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加入了从欧洲的一些熊的图腾里找到的灵感，写了一个有魔法、充满爱和勇气的小毛熊，它和男孩一起上学、冒险，探索身世之谜。写作“小熊包子”系列时，心里像开满快乐而浪漫的小花，奋笔疾书时一点不枯燥，前后写了三年多，真的欲罢不能。

乐天精神是天生的，更是修炼而成

任溶溶：我经历实在太多了，也因为活在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里，我的达观乐天，大概是从小过优哉游哉生活养成的吧？我业余爱好太多了，听京戏，听古典音乐，看电影电视，吃美食，等等。我还做别的事，例如写剧本。我早就把左拉的《酒馆》改编过剧本；我会当编辑，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过《文化学习》杂志。对了，我大半生涯是当编辑，上海少儿社、译文社，我都当过编辑。可我天生是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按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工作，儿童文学也需要我这样的工作者。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是新兴的文学，是大文学中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需要人才，我做这个工作真是如鱼得水。

戴萦袅：我爱文学，虽然大学读理工科，硕士学的数学，在读金融学博士，做神经网络和自然语言处理。音乐也是我挚爱的一种语言，我弹了近三十年钢琴，也常在音乐会上表演。余暇时继续阅读，去各种博物馆学习，在山水间悠然徒步。除了写儿童文学，我痴迷写关于《红楼梦》的系列随笔，通过写作，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里的知识连结起来，分享给“红迷”们。文学永远是我的必修课，我在文学里找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归属感。我感觉自己所学的林林总总，兜兜转转走过的路，都能和文学挂上钩，这让我惊喜，觉得自己天生是个文学人，从来不曾远离。

爱和使命，中国儿童文学薪火相传

任溶溶：我爱儿童文学，是我爱文学的延续。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是重视儿童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但前途无量。我一向称儿童文学为新兴的文学。正因为历史短，古典儿童文学数量有限，且质量也很难与大文学比拟，把儿童文学看作“小儿科”，看不上眼，可能与此有关。期待儿童文学的新作家们能有大作品陆续出现，出现在未来，这就需要大作家出现。我老了，写不动了。儿童文学的担子就拜托年轻作家了。我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前程远大，祝今天和我对谈的戴萦袅和所有的年轻作家们写出好作品，不但受到我国儿童的喜欢，也会受到世界各国儿童的喜欢。

戴萦袅：1988年出生的我，刚走上文学征途，是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一员，我想到的是趁着年轻，饱饱地读书，多多历练，走长长的文学路，写出任老所期待的好的儿童文学。

（“两代作家对话”是由上海作协儿委会发起、与本报合作的一个新设栏目。期待此栏目的开启，能让年轻写作者有机会静下来与长者对坐，倾谈和启发、聆听和汲取，知道自己的来处，了解先行者筚路蓝缕趟过的足迹，而后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坐标。你给孩子写作，同时也在为辽阔的心灵世界写作。——编辑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