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黑 白

黑短裤、白短袖的弋舟站在角落，一边抽烟一边注视着周遭。他的朋友评论家梁鸿说他有一双“过于明亮而悲伤的眼睛”，现在这双眼睛隐匿于帽檐的阴影下——常常如此，他喜欢戴有檐的帽子。弋舟有一张经典黑白人物像，照片里那双眼睛在帽檐下露了出来，虽然依然被阴影覆盖着。你能看到他的目光，温润而悠远，望向远处。

弋舟掐了烟，从烟雾缭绕里走出来，台上已经坐好了主持人，和一张给他预留的椅子。7月底，第二十九届全国书博会在西安举办，媒体邀请当地作家录制访谈宣传预热，作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得者，弋舟是毋庸置疑的人选。

下午3点半的采访，弋舟2点就到了。“人家认认真真准备的，咱们也要认认真真对待。”看好场地和环境后，他窝在休息室的沙发里。一间让人昏昏欲睡的房间，灯光昏暗，黑胶唱片放出旋律舒缓的曲子，桌上打开的书页写着“了解显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现在，无论从哪个意识看，弋舟都是疲惫的。

“写小说到清晨5点，睡了一会儿，大概四个小时吧。”一家杂志约的稿，拖了近一年，编辑最后使出杀手锏：在下期目录直接排上了弋舟的名字，没有稿子就开天窗了——这招好用，弋舟最怕因为自己给别人造成实质性的麻烦，哪怕他是个相当自由散漫的人。

采访时有位记者问，相对其他陕西作家，你的作品似乎多了些南方气质。弋舟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说，“如果当真如此，只能归结于血脉深处那些玄奥的基因了。”

弋舟祖籍江苏，在西安成长，后长居兰州，现在又回到西安。他常说自己是没有故乡的“异乡人”，西安的古城墙和一毛钱一碗的岐山臊子面，是童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记忆，还有那个希望与绝望同行、文化与思想碰撞的70年代生人的成长史。

弋舟至今留有一本书，著名教育家林汉达编著的《春秋故事》，发黄的扉页上写着母亲的字迹“弋舟 1978.8.17”，这年弋舟6岁。

“70后”作家在文坛的存在并不像改革开放那样有着大刀阔斧、翻天覆地般的激昂，“过渡的一代”“夹缝中生存”“艰难中突围”等形容词都用在了“70后”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上。很长一段时间弋舟不太认可，“虽然也没太大所谓，但谁都愿意将自己想象成特殊的个体，不想被归成一堆说。” 直到越来越往后，他还是逐渐接受了这个说法。放在历史时期看，这一代人和改革开放40年紧紧连在一起，进程合在一个拍子里。国门大开，新鲜事物潮水般涌入，重要的是，在他们青春年少的生命体验中，中国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

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开枝散叶，弋舟这一批“70后”作家正处于十多岁接受文学启蒙的年龄，余华、马原、格非、苏童…… 对这些作家，弋舟始终怀有“自己人”般的亲切感，直至今天，格非依然在他的文学“万神殿”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他实在太棒了，平衡感好极了，温文尔雅地残忍着，一副可持续发展的派头。”

与同龄人相比，弋舟的写作呈现出现代主义的美学趣味，更被视为“先锋精神”的延续者，他也基本愿意自己是个“先锋”——七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谁会真正抵触先锋呢？在一些小说篇首，弋舟常引用前辈的句子：策兰，里尔克，纳博科夫，冯内古特，还有庾信和李商隐。这些句子能有效地使他找到写小说时需要的“根本性焦虑”。

作为一个小说家，如何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人的内心、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的审美，今天看来，需要回到传统中重新翻检我们的宝藏，开启东方文化的精神密码。“讲究些的说法，他们是传统，如果我还有一些先锋的影子，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先锋实际上是回望的姿势。” 弋舟说。

同为“70后”作家，张楚和弋舟这对好哥们儿常被同时提起。张楚曾骑车驮着弋舟在滦南小县城漫无目的地绕行，“这是最大的商场，这是老街，这是我家以前住过的地方……”夏日夕阳下的小县城，像一幕老电影从弋舟眼前晃过。酒后神游之时，弋舟没少让张楚充当自己的忠实听众。张楚觉得弋舟高蹈优雅，迷惘又自知，“老让我想起在江南杏花春雨里买醉的唐朝诗人。”

最近，弋舟出行总带着一对文玩核桃，名曰“中国核桃走世界”。盘盘珠子喝喝茶，他也不再片面地视为附庸风雅与土豪做派。弋舟说，这里面，确乎有某种中国精神在复苏。中国式的端庄乃至中国式的放荡，红尘万丈和一片空茫。

上学时候弋舟因为“先锋”让老师头疼，不到6岁，在课堂上根本坐不住，饶是如此，还是能一眼看出这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弋舟说这是自己吃亏的地儿，外表显得挺机灵的，“其实还是一笨蛋，挺老实的人，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天 命

弋舟的膝盖旧疾难愈，随着年纪渐升导致下楼越发痛苦，前一阵他戴上了老花镜，郑重其事地以文字为记——“老花眼是身体开始衰老的信号之一。” 人到中年，河流入海，弋舟至此尚未对岁月弃甲投戈，也许什么时候不再写小说了，才能走进心安之地，“没办法，我这个生命本身跟文学已经紧紧挂钩了”。

一次行车途中，《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说起养的猫在海关历经“生死劫”后被自己强势破案的离奇遭遇，弋舟听得兴之所至，当即表示这是绝佳文学素材。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出警》，创作灵感也多少关乎当时一个耸动视听的社会事件。

“当年他转身而去，走在山路上，脚底发虚，轻飘飘得像是腾云驾雾。后来还跌进了沟里。旷野无人，他在野地里昏睡了一宿。醒来后，山风浩荡，感觉像是死过了一回。”——小说其中的一段文字，你难以想象这是一篇写警察的作品。

《出警》授奖辞为“体现着对心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不回避人性的幽暗和荒凉，更以执著的耐心求证着责任和疗救。” 尽管获奖了，时任评委之一、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却坦率地说，《出警》并没有显现出弋舟最鲜明的文学个性。参评作品中还有另一个短篇《随园》，也许更具有弋舟的典型面孔：将古代文学中的一个文化象征“随园”复原在西北荒原，以安妥自己的精神孤独。既有内省式的自责，也有冷峻的社会批判；既有不屈不挠的追问，也有不留情面的揭露。这一切构成了复调式的叙述，弋舟一层层剥开孤独的内核，以反省的姿态面对大千世界，并试图寻觅到精神拯救的途径。

评论家谢有顺在书页上给弋舟题字：“从尘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他是这样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并充分展现在他的小说中。

“我们关注的不是热点本身，是背后所含纳的人性奥秘，那是更为本质和更为恒久的命题，相较于热点的偶然性，我们着力在必然性的探究上。” 现实壳子下那个芜杂而庞大的精神世界，那些人心的沟壑浮沉，像是潜伏在暗处的狩猎者，弋舟并不意图抓住猎物，而是制造陷阱甚至幻象，欣赏一场逃离与追逐的游戏，弋舟乐得这种伺机不动的冒险，并且游刃有余。

虚构于弋舟是写作的巨大乐趣，是他作为小说家所能施展的魔法，他更乐于想象世界。用弋舟的话说，身边事，鸡零狗碎，真那么值得拿出来描摹与渲染吗？长久以来他都被“虚构的热情”所驱使，“可能就是基于想象，导致我的写作有着对意象的依赖，对隐喻的依赖，对寓言的依赖。大多数人可能通过眼睛观察世界，有前辈说我是通过意识。”

世界在弋舟眼里由观念和概念构成。体现在文学中，写的是现实生活，却饱含形而上的思辨与诘问。从观念中来，到观念中去，这样的哲学气质让弋舟有着自省般深刻的一面，也让不少采访他的人苦恼：

Q：你是怎么走上写作道路的？

“ 命运吧。我们生命之旅的那些重要事实，可能都不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我只能回答，那是许多非我意志所决定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Q：哪本书对你影响比较大？

“ 读过的每一本书。就像吃饭一样，无法指认哪一口饭让我们长到了今天。”

Q：抛开文学，你的人生算是平顺还是跌宕起伏一些？

“ 现在是和平年代，再大的颠簸都不如战争时期。每个人都有他内心的磨难与煎熬，如果跟14亿人比，我肯定活得比13亿都平稳，我好意思说跌宕起伏吗？”

Q：写作遇到瓶颈期如何度过？

“ 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是瓶颈，这种状态一直要到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整个状态就是持续地克服，无所谓姿势好不好看，过去才是关键。”

……

看起来就是不配合采访，不好好跟人说话。弋舟也笑：“这已经是我很真诚很耐心的回答了。说老实话，这些问题让你回答，你能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吗？”

如果将一切解构并且辩证的来分析，只有一件事在弋舟的世界中是整一的存在，他无从抵抗，无可辩驳，那就是文学。他常说自己是误入歧途的小说家。这是他的宿命，他也认了这个命。

弋舟甚至没有为文学创作本身焦虑过，他的确有这样的自信——从正式发表作品起，没被退过稿。收到的唯一一次退稿函是14岁给《收获》的投稿，“还挺难忘的，认认真真地抄在作文本上。”弋舟记得那时投稿和退稿庄重而严肃，虽说是格式化的退稿函，也会写有“您的大作已读，不合我刊适用”之类的措辞。

弋舟自视不是百折不挠的人，舞文弄墨真的要归功于老天爷赏饭吃。“我很敬佩经历过漫长退稿期的人，退一年的稿，可能这事我都不干了。”

有段时间他投入生活进程，工作娶妻生子。消磨于琐碎而平实的日子，越发感到写作可能是这辈子最应该干的事情。

学美术出身，弋舟喜爱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扭曲的人物画风贴近他的文学气质——囿于自身的不惑与精神的挣扎。

张楚读弋舟的小说，既妒忌又哀伤。“我完全不知道他将把人物带向何方。或隐约知道人物去何方，却不晓得以何种姿态摆渡。”

《缓刑》《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把我们挂在单杠上》《平行》《寰球同此凉热》…… 像这些意犹未尽的小说名字，弋舟的文学疆域并没有一条笔直道路提供给读者。他自己倒是很明确，有多大能力统领这片领土。

没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妄念，一路写下来，弋舟知道想要够着的东西是在手臂范围之内的。“我只是没有去写，写了一定是个好的小说家，这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弋舟说。

对文学，弋舟视为不容轻慢的艺术，并怀有信徒一般的忠诚。为了回到艺术亘古的准则中去，弋舟常和小说较劲，也和自己较劲。

写系列中篇《刘晓东》时，他的生命状态正处于黑暗的低谷中，切实的“肉体感”让弋舟这次不再“飘”了。刘晓东，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弋舟说，他太像我，这一次我写写自己吧。熟悉的生活写起来难度不大，然而他会担忧，贴地写作的风险损害小说艺术的某些本质性原则；也会怀有现代人的罪感试图在文本中自我审判——当他将刘晓东确定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时，才能获得那种即便是自欺欺人的阔大的安慰。可若谁真的非要以刘晓东来印证他自己，弋舟又是要表示反对的。

作家石一枫曾打趣：弋舟的小说专门写那种不缺钱还忧愁的事。对此弋舟并不否认。小说与生命“贴身肉搏”的劲头不够，他坦诚这是自己的精神困厄，是写作的局限，搞不好会有矫情和虚妄的风险。

但他同时也坚定地清楚，精神上的苦难需要赋予哲学式的辨析，以此寻得救赎，“这种笔下人物的痛苦，看起来往往是无端的，没有所谓现实逻辑的必然——他们丰衣足食，苦什么呢？是什么戕害了他们？也许我们太迷信那种其来有自的事物了，但这世上就是有人在无端端地哭。我们没法再像前辈们那样去书写苦难了，饥饿，战乱，甚至失业和失恋，给那些苦难轻易地赋予正当性，但这些‘正当性’，就能反证大观园里那群男女之苦的不正当吗？这种‘精神上的苦难’，搞不好，会显得无病呻吟，如果出现了这种效果，要么是作家没写好，要么是阅读者不被一根现实之针扎在指尖里，就无从想象那永恒的疼痛。”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弋舟的小说能与人发生深入对话，形成讨论的场域，无论共鸣还是争辩，都能够激发你，让你生出很多想法。

真正的好作家是什么样呢？有人说，那是神经末梢耷拉在皮肤之外的人，敏锐地感知着世界，一不留神也会疼痛至死。

弋舟被疼痛侵袭过，一度濒于被吞噬的边缘。有两年，因为纷扰杂事和生活遭际，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肉体的切实疼痛感，失眠，幻听。作家的内心总隐藏着一个顽固自我，弋舟将这个顽固自我交给了《圣经》。

“算是在人最绝望的时候，有一点支撑吧。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

有人问弋舟，临近知天命之年，有何感慨。弋舟说，这组词真的太扎眼了，透着股活腻歪了的劲儿。年纪渐增，愈发羡慕年轻的愚蠢，愚蠢可能是对知天命的抵抗吧。

说说最近让你开心的事，我问。想了想，加了两个字，“有吗？”

“没有。” 他反问我，你有开心的事吗？我说，这篇写你的稿子快完成了。

弋舟回，太好了，我为这事儿开心。

 

失 衡

录制访谈，弋舟比主办方还操心，“给他们拿点水果”；“布景可以吧，灯光会不会太亮”；“我说的行吗，有没有要补录的，省得你们再跑一趟”……

《出警》的电影制片人，和弋舟有“一起洗过澡”交情的老贾说，这个人啊，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像表面上那种冷冷的范儿，内心还是非常热情的，爱帮助别人，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

作家的短板更容易暴露在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弋舟在自己的小说中偏爱的人物和他本人相像——《蝌蚪》里的郭卡，一腔热忱，却又羞涩胆怯。

这次采访前，弋舟说：“把我写得酷一点儿。”

在很多同龄作家朋友眼里，弋舟的酷带有长者般的包容和体恤，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会说什么，却自有安然淡若的气场，仿佛周遭一切与他无关，又尽在掌控。鲁迅文学院培训期间，大家聚在一起玩杀人游戏，他常充当法官的角色，既可以言简意赅地说话，又不必陷入角色间的撕扯。

“仿佛他比我们老着那么一截，没有什么可以令他兴奋，算计不可以，杀戮不可以。他深谙一切规则、阴谋和秘密，言尽于小说。在那些夜晚，我们听从他字正腔圆的串词，暗自钦佩他的自我牺牲和服务精神。”曾和弋舟同班的“70后”作家杨帆说。

比弋舟小4岁的田耳称弋舟为大哥般的人物。新疆之行让二人做了7天同居密友，田耳发现弋舟最是夜里欢，宝刀总在深夜跳匣而出，过了凌晨一点，白日里深藏的少年意气风发，妙语迭出，时有诛心之论。“跟他相处，我这样的夜猫子，是有福了。”

弋舟细致地体贴着身边每个人，田耳倒希望，他能放任一些，洒脱一些，让自己多一点不管不顾的态度。

“我自认为是认清了人性，但是认清之后没变得决绝和冰冷，反而让我更体贴他人，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顾对方情绪。”好像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甚至修行，有时弋舟内心还会沮丧和自责，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世界托住。

“这种想法太危险了，怎么能把世界托住呢，结果这个人肯定就碎了。”我反问。

“对啊，所以现在肉体都疲惫到一定程度，何况精神上。”

多年前的一个采访，弋舟曾用“力图平衡的跛足者”形容自己，现在看依然有效。“平衡”是弋舟试图与自我和解的关键词，于职业，写作能将他的精神统摄成相对完整与稳固的状态，于生活，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弋舟在文学上有天赋。他看向窗外，“我其实不想多谈天赋这两个字，我们见了太多极具天赋的同行，十几二十年来纷纷倒在路上，最后不知所踪。”弋舟认为，真正能成就一名作家的，是常年累月不松懈的文学态度。

在这条无限接近理想状态的路上，弋舟是痛苦的，甚至有渐行渐远的危险。

明天，他去作家贾平凹处取字，给十月文学馆的题字牌匾要带去云南丽江。在这之前，有3天在江西的文学活动，然后飞到四川待4天。这之后西安书博会开幕，少不了推广新书、为朋友站台的诸般事宜。

“今天去哪，后天去哪，全是被决定。我得记下来，一拍头今天该干嘛了？”

“没想过拒绝别人吗？比如有事或其他理由。”

“我所理解的是，我真的在写作才算是件事。比如我在参加另一个活动，好像就不是个事儿，我就拿另一个活动当拒绝你的理由吗？”

拒绝这种行为，在弋舟看是对别人的情感伤害，“今天这个采访也是，我其实特别想等到自己状态好一些，也让你有更良好的感受。但是我又不能说不行你别来。”

弋舟深知这是自己的性格缺陷，并对此极度不满——自律能力差，太容易被直觉性的东西带走，不进入理性沉淀和分析。这影响着他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生活和他的创作。

“如果满分十分，一路写下来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四五分吧。

让弋舟煎熬和痛苦的不是文学能力不够，而是面对写作之外的各类繁杂事物，他没能止损式地达成平衡。

“我知道真正投入能达到什么程度，现在还远远不够。” 弋舟看着桌上的水杯，“总被裹挟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中，让写作这事大打折扣。”说完又顿了一会儿，“一是面子软，二是也好热闹，贪玩，甚至有虚荣的诱惑。”

弋舟觉得自己既幸运又惭愧，“我知道我能写得更好，实际的水准跟今天的荣誉都有点不匹配。”

两周前他和作家朱山坡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二人约好相互督促，期间各写一篇小说，最后双双付诸东流。

没能踏实写东西的恐惧和压力，每一个对文学和写作有追求的作家都深有体会。而今对于知识分子的想象，已不同于农耕时代陶渊明般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作家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蓬勃的文学业态也为作家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荣誉、名声、社会地位难免成为文学背后的连锁效应。

弋舟对此很清醒：“好的文学不一定在热闹的文学现场。精神能量的过度使用、人情世故的过度消耗一方面让我们享受到某些福利，一方面，我们为之牺牲了自己的才华。”

内心的挣扎让弋舟也会借酒浇愁。

“相对开心和放松的时候是在喝酒后吗？”

“不是，反而是对自己管理良好的时候。”

弋舟半个月没理发，超过了忍耐极限，他念叨着今晚一定要解决，“这一篇千万不能写成我很忙，说出去有点儿丢人。”

写下《丙申故事集》的2016年，是弋舟相对平衡的一年。早起锻炼，上午写作，午休。下午读书，喝茶，避免过多社交。那个阶段他的创作力和成果非常好，一个月三个短篇，从容顺畅，《出警》和倍受好评的《随园》都是那时的作品。

“不是取得了所谓成就才满意。我知道把状态调整到哪才配得上上帝给我的才华。更多的时候，就是把才华在乱七八糟的事上挥霍掉。”

从那年起，弋舟决定以这种良好的状态写三年，朋友们笑说这个计划该进行一个甲子。然而在跛足和平衡之间，弋舟还是跌向了跛足。2017年写作《丁酉故事集》，已经暴露了无法坚持的苗头。“丁酉我都是咬着牙到最后才完成。”

2018年，弋舟的工作地点从兰州迁至西安，生活上多了三个小时的往返，8月份弋舟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彼时他知道，2018的下半年，很大程度上将不再属于自己“文学的戊戌”。最终，他弄丢了那本“戊戌故事集”。

写作经年，弋舟的心态有所改变——“当然是变得更糟糕了。”现在他会重读自己的作品，“看看那时的才华”，弋舟说。他脑海中常有这样的意象：打开胸腔，把心肝脾肺拉出来好好洗洗，再塞回去。

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后记中，弋舟写到：如果上帝足够仁慈，我还想继续向他祈祷，请他让我在这本集子付梓以后的写作中，不怀有任何一种与小说艺术无关的奢望（这里面包含了对于名利的渴求与对权威的迷信），从而让我不至于因为怀有了这样的奢望而蒙受羞耻。

 

行 船

2018年8月11日，弋舟在西安处理完工作，拖着行李打算回兰州的家。时间还宽裕，他临时起意去看看母亲。骄阳下的墓园空无一人，弋舟擦拭了母亲的墓碑，关掉手机，席地坐进一个整全的时光里。不多久，大雨忽至，只好拉着行李，拦下了墓园外的一辆出租车，于漫天大雨中，他打开手机，信息蜂拥而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他获得了短篇小说奖。

弋舟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如果自己还算有点文学成就的话，母亲没能看到。”

很多场合，说到文学兴趣缘起，弋舟都归结于命运。过度谈论关乎个人经历的家事在他看来是不体面的事情，然而弋舟与文学的渊源，也许真的是从被母亲拿网兜抽打背诵唐诗开始的。

弋舟的父母在大学读的都是中文系。弋舟说，母亲是一个特别有文学愿望的人，自己也搞创作，但是没能实现文学梦。“她多少会对我有些期许，最后我当了作家也有回报母亲的愿望这点儿意思在。”

当年母亲在学校教书，常借文学刊物回来，弋舟记得她喜爱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和家人热烈讨论。这是弋舟对当代小说留下印象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83年的《十月》上，那年弋舟11岁。

那个年代正是文学的好时候，后来弋舟和图书馆阿姨熟了，最热的文学新刊都给他留着——作为“先锋”重镇的《收获》和《花城》是少年弋舟最喜爱的刊物。他看到好的作品会推荐给母亲，母亲看到好的也会告诉他，弋舟渐渐发现，在和母亲的文学互动中，自己的品位“可能更高一些”。

“她给我推荐的那些我开始看不上了。我给她推荐的，比如余华的《活着》，就特别能打动她。”那些作品让弋舟觉得，我们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并不遥远，它是亲近的。自己也有了一试身手的冲动，才萌生了14岁给《收获》投稿的念头。

不同于很多人少年时喜欢写青涩朦胧的成长体验，除了一篇武侠小说的处女作，弋舟青春岁月的练笔已经有了纯文学的严肃味道，对此他不乏几分骄傲：“开蒙层次不一样，我怎么可能写校园生活那点事儿。”

至今他还有印象的是写过一篇现代题材的小说，少年通过孩子的视角窥探一个在房子里的老女人，字里行间弥漫着神秘与阴森。

如果将其视为弋舟作品特质的发端，这之后慢慢走向成熟的文学风格亦可见端倪。有评论家指出，羞耻、罪恶、孤独、痛苦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率极高，一些读者在弋舟的小说中读出了一股压抑的苦气，城市幽暗萎靡，时代混沌没有方向……

对此弋舟感到震惊：“那不是我想在文学中提供给世界的。如果我的作品有这样的观感，那是我的写作能力和目的没能一致，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私下，弋舟琢磨自己的小说，其实有温存的一面。“就像我这个人，即使有消极或厌弃，还是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对待世界。”

作家与他的作品之间，常存在神秘的相互投射。弋舟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如今看来并不够轻松与快乐。

他的父亲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郁郁而不得志，弋舟的成长环境又相对“孤岛化”，亲戚少，与热闹的尘世没有密切交集。家庭的沉郁气氛让阅读成为他最依赖的体验。“西部”于弋舟，很长阶段是对立的他乡，甚至是诸多不幸的根由。“如果一定要说我的西部经验，从根本上讲，可能只会是厌弃和恐惧，我无法将情感上升为眷恋。”弋舟说。

很久以来，在西北这片土地上，弋舟都觉得自己是一滴没有融进油里的水，无力将苍凉寂寥、大气磅礴的西部气质转化为他的文学情感。

而今，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这位天马行空的小说家在岁月的研磨中落地生根，寻得了一份精神上的可靠——弋舟对身在的西北之地，渐渐有了无法说明的情意——“它似乎真的足以平衡我的一些委屈，让我得尝那些以往被自己视为陈词滥调的阔大与苍凉。西部这块疆域，不但是指地理意义，更是指精神领地。一个中国作家，有了这种大的参考，更有益于学会视自己为草芥。”

 

小暑 微风至；蟋蟀居宇；鹰始鸷。

夏至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

……

弋舟的朋友圈里，每个节气都配有照片与文字。时间似乎于弋舟有着特殊意义，想象与世界建立联系，和天地时序一起律动，让他觉得关在屋子里写作不是无足轻重的事。

除了获得鲁奖的2018年，2000年也是弋舟人生的重要时段。千禧年之际，他出版长篇小说《跛足之年》。因为有了严肃自觉的创作意识，弋舟也将其视为自己的写作元年。同年，弋舟的儿子出生。

“当爸爸了，应该会喜悦。怎么写出这么一本《跛足之年》？”我有些好奇。

“我的写作一开始就不专门是自我经验或自我心绪的书写，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乃至人类的普遍性。作家的情感与普通人不同，好比孤独，一定与大众理解的孤独不是一回事。”

“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吗？”

“肯定是，肯定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都不是正常生活在人间的人。他不适合组建家庭，不适合为人父母，但我们都在努力做好社会属性的那个人。作家的精神活动是双重的，他的沉重感更多。”

孤独与虚无，是驱使弋舟写作的基本动因。他怀疑过写作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最后发现，一切意义都是在怀疑中确立，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下去。正如当下文学被质疑边缘化，弋舟觉得不重要，“此起彼伏，曾经的喇叭裤也被边缘化了，但有一天它可能还会回来。回不来，也不妨碍有人穿得很好看，更不妨碍人类持之以恒装扮自己的企图，我们现在不就在谈论着文学吗？”

2013年，弋舟接受了一个写作计划，走街串巷，深入乡间，聆听一个个垂暮的故事，于是有了关注空巢老人的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一次，他带着儿子一起——“我想让他对生命有一种重视，知道人的全部肉体过程。”

交谈中，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过去，如今的境遇却羞于表白，这让弋舟对此番脚踏实地的写作进一步着迷。人性的复杂与深邃，鲜活与生动，在老人们的诉说中，一次次被他感受着。

如果用一句话描述笔下的世界，弋舟给出的答案是：顽强地重建垮掉的生活。

看到儿子小时候的可爱模样，想到日后要历经的人世诸多磨难，他开心又痛苦；写作非虚构时与孤独老人长谈，想到人是会死的，他悲伤又安慰。

如同他的自我挣扎与平衡，如同他与软弱相迎时的沦陷又抵抗——“克服缺陷是无望的过程，但是你要去做。这就是价值和意义所在。”即便是黑夜中的一条路，路途中的璀璨星芒，抑或幽魅萤火都让他觉得不负此行。

如同他痛饮白酒后的高歌，如同他唱九十年代金曲时的泪流满面，如同他放在窗台上的三朵向日葵，弋舟过不去那场旧事，却也对扑面而来的新生满怀深情，哪怕菩萨皱眉，蔷薇垂泪。

“人间不值得——这话本是很深刻的，现在却成了流行。你的生命经验配得上说这个话吗？人生虚无，所以消极，这是非常草率的。恰恰你看懂人生的虚无后，焕发出的积极弥足珍贵。给本来无意义的赋予意义，这才是人该干的事。”

以虚无至实有，不但是他的诉求，也是他生命本身的企图。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定数，弋舟说，他的定数只有上帝知道。

弋舟全名邹弋舟，“弋舟”并非笔名。摇曳的船，泊于水上，遇风而动，浮浪而行。

“如果不当小说家了，想干什么？”

“开个蛋糕店吧，或者做个体力劳动者。实在不想干精神的活儿了。”

……

“但是，我还真一点也不后悔当作家。” 

（文 / 周茉）

 

文中部分参考资料源于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