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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江总督大人

南京有个众所周知的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埋在这。城东的紫金山地区因此成为禁地，有军队和太监守陵，擅入者要杀头。明成祖迁都去了北京，死后又葬在那，于是有了后来的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多少有点形影孤单，虽然设立了神宫监，设立了孝陵卫和祠祭署。遇到重要日子，在位皇帝生辰，太祖帝后驾崩之日，都要上香点烛祭以酒果。清明和中元日，也就是七月十五日鬼节，各至祭以太牢，派遣勋旧大臣一人，譬如徐达之后裔嗣魏国公前去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员要陪祭。

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牛羊猪全备为“太牢”。这些针对明太祖的繁文缛节，到了大清，自然而然全部取消。魏国公的封号也被削除，明孝陵的地位立刻下降。清军到南京，多尔衮下达命令，“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四百晌，以供祭祀、护守之用，余悉入官”。表面上看，只是将守陵的规格降低，实际效果则是，陵园因为缺乏有效管理，它的光环不再，衰败已不可避免。

南京紫金山最早叫金陵山，汉代称钟山。汉末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于此，为了纪念，东吴的孙权封他为蒋侯。孙权的祖父叫孙钟，为避讳，又将钟山改名为蒋山。南北朝的孔稚珪写过一篇很有名《北山移文》，收入《古文观止》，广为流传，他笔下的北山，就是紫金山，因此文化人掉书袋，除了说蒋山，也喜欢说北山。

紫金山还有一个称呼，叫神烈山。这个称呼有点莫名其妙，与北京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有关。世宗是武宗的堂弟，武宗是独子，没兄弟没儿子，他死了，堂弟继位。偏偏这位堂弟是大孝子，做了皇帝，不断地给自己亲爹追封。按照皇室规定，这么做很出格，三句两句也解释不清楚，反正史称“大礼仪”之争，闹得十分厉害。皇上总是可以有些话语权，为抬高葬在湖北钟祥的生父地位，嘉靖封生父的显陵为“纯德山”，封祖陵为“基运山”，封皇陵为“翔圣山”，南京的明孝陵当然也得跟着追封，于是诏改为“神烈山”，并在今天的下马坊公园，立了一块“神烈山碑”。

进入了清朝，中山门外的明孝陵，与南京隔着一座满城，很快变得很荒凉。紫金山地区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却在这里留下了一首《侨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亩居，偶因行药到郊墟。

依稀玉座浮云里，落寞金茎淡日初。

塔葬属支城外土，营屯塞马殿中庐。

犹余伯玉当年事，每过陵宫一下车。

这时候，留在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一个个都已削发降清，清廷留发不留头，谁也不敢违抗。顾炎武打定主意，要做明朝的遗民，不剃发不易服。这样的人在当时显得很特别，也很麻烦，因为与众不同，只要一出门，就会变得十分惹眼。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民国初年，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不过是被旁人笑话，在大清时代，顾炎武这种顽固坚持，很有可能会掉了脑袋。

顾炎武在南京，选择侨居在神烈山下，显然也是迫不得已。毕竟这一副前朝人的打扮，会有太多不方便，非要出门，不得不“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他不得不隐姓埋名，自署“蒋山傭”，蒋山即神烈山，表明自己仍然还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他的《蒋山傭诗集》和《蒋山傭残稿》，就在此期间完成。

南北朝时的士大夫喜服五石散养生，服了药，要漫步以散发药性，所谓“行药”。“药后足行千步，信其血导气捎，效能薄震邪薮”，顾炎武的“偶因行药到郊墟”，肯定不会是无意。顺治年间，他曾前后七次谒孝陵，当时的灵谷寺，据说还供奉着一幅明太祖“御容”，瞻仰以后，无限感慨，写了好几首与孝陵有关的诗。除前面引用的《侨居神烈山下》，还有《恭谒孝陵》《再谒孝陵》《孝陵图》《重谒孝陵》，其中《孝陵图》是长诗，前面还有一段长序，十分沉痛：

重光单阏二月己巳来谒孝陵，值大雨。稽首门外而去。又二载昭阳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谒。十月戊子，又谒，乃得趋入殿门，徘徊瞻视，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后盖小屋数楹，皆黄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视明楼宝城；出门，周览故斋宫祠署遗址。牧骑充斥，不便携笔砚，同行者，故陵卫百户束带玉为指示，退而作图。

政治文明沦丧，衣冠文化尽废，这是明末清初南京社会风气的基本写照。明孝陵越来越破败，“陵卫多官军，残毁法不捕”。异族入主，山河破碎，借拜谒孝陵，一抒故国之恸，成为明遗民最后的精神寄托。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坚守，国破家亡，作为一介文人，只能做到这样。顾炎武编过一本《建康古今记》，除了不剃发不易服，他学问渊博，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代朴学“开山始祖”。

说到明孝陵拜谒，不妨顺便提一下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创造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在位时都是六下江南，只要下江南，必定要到江南的首府南京转转。明孝陵埋葬着前朝皇帝，别人怕犯忌不敢去，他们无所谓，兴师动众来到南京，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去明孝陵祭拜。其中只有一次，康熙的第四次下江南，行色匆匆，在南京待了两天，便迫不及待离开，不得不“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是历次南巡中绝无仅有的事情。

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康熙爷第一次过南京的情形，他亲率“内大臣、侍卫、部院官员往谒明太祖陵，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于宝城前三奠酒”。同样是看到了亡国原因，与顾炎武谒陵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康熙从明孝陵的衰败中，看到了“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依”，看到了“六朝偏安，弗克自振”，看到了“成平既久，忽于治安”，“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康熙还因此写了一篇《过金陵论》，大发兴亡感慨：

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

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心情不一样，康熙盛赞明太祖的丰功伟绩，“礼文隆渥，逾于常祀”。在明孝陵，他还写下了四个擘窠大字，此后谁要去明孝陵，都会迎面看见刻有“治隆唐宋”的御碑。不会作秀的人当不了好皇帝，康熙的谒陵被誉为“千古盛德之举”，载入史册，与明太祖当年歌颂元朝的皇帝如出一辙，朱元璋也曾说过成吉思汗祖孙起于漠北，“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说到底，都不过是借题发挥，表明自己这个天子名正言顺，拥有主宰天下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当时在南京城，真正能像顾炎武这样有骨气的，绝对凤毛麟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都是说说而已，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更多的是老老实实地做顺民，国家兴亡与他们有屁的关系。改了朝换了代，经过丁酉江南科场案，经过金圣叹的“哭庙案”，南京土著居民变得更加老实，晚明的恶习改了许多。南京的城市级别与前朝相比，大大降低，然而仍然还是一个硕大的官场，只要形形色色的官场还在，当官的仍然可以逍遥快活。

清廷派洪承畴来到南京，前面已经说过，洪是汉人，在前朝就是大官，官至兵部尚书。到了清朝，继续是大官，继续得到朝廷重用，比前朝的官还要大。他胸有成竹地来到南京，对于如何管理这座城市，脑海中已有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方案，上报清廷，很快便得到了认可：

江南改京为省，一应设官，自当与各省一例。应如所议，设操江都御史一员，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员，分守江宁道一员，屯田水利道一员，布政使司经历、理问、都事、照磨各一员，按察使司按察使一员，驿传兼盐法道一员，分巡江宁兼江防道一员，整理马政道一员，按察使司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省城内掌印都司、操捕都司、管屯都司各一员，都司、经历、断事、都事各一员，江宁府知府一员，江防同知、马政同知、船政同知、管粮同知各一员，捕盗通判二员，查盐通判、水利通判、管粮通判各一员，推官一员，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各一员，江宁府儒学，江宁、上元两县儒学教授、教谕、训导俱照旧，两县县丞各二员，主簿、典史各一员。

这段有些啰唆的文字记录，有助于了解当时南京的干部配备。洪承畴知道，要稳定南方，首先要把南京的这个官场给稳定住。清王朝已定都北京，“居北制南”，南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与北京并称都会，宜“去京之名，存设官之实”。把当官的搞定了，也就把老百姓搞定了。世异时移，为什么大家会很在乎城市级别，原因就是级别高，官员名额就多，能分给大家的糖果也多。很多职务听上去都很奇怪，反正属于官场一套，弄不明白查查百度就行。当然，也可能查了百度，仍然还不明白。

说起清朝时南京最大的官，无疑还是两江总督大人。南京人很在乎虚名，这基本上也是明朝留下来的后遗症，留都的虚名不复存在，现在，此地又有了一个两江总督。老百姓吹牛，排座次，总是喜欢讲两江总督的重要。大清有八大总督，两江总督排名绝对靠前，仅次于北方的直隶总督。事实上，两江总督官衔虽然不小，真正的实权很难说，它可大可小，有时候很牛，有时候也就那么回事。

两江总督之名，最初可以上溯到洪承畴的“总督大学士”，当时清军刚占领江南，这一职务的最初使命，只是“招抚南方”，辖境并不仅限于江南一省。顺治四年，马国柱被任命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接替洪承畴。过了两年，河南划归直隶总督管辖，马国柱的职务变为江南江西总督。几经折腾，到康熙后期，江南江西总督开始简称为两江总督。江南省又拆分为江苏和安徽，从此两江总督的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以及后来从江苏分出去的上海。

江南省的总督名称与辖境一直在变动，巡抚和布政使等官员的驻地也经常会变。清朝改京为省，曾在江南省设立了三名巡抚。凤阳巡抚驻泰州，辖江北淮安扬州庐州凤阳四府，以及滁州和州徐州三州，并协助淮扬总督办理军务。安徽巡抚驻安庆，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五府，广德一州。江宁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

江宁巡抚不在南京办公，这个大约会是后来很多南京人想象不到的。整个大清期间，南京都叫江宁，在南京办公的叫江宁知府江宁布政使，而江宁巡抚不在南京，在苏州上班。其实江宁巡抚就是江苏巡抚的前身，只不过江南省原有三巡抚，后来重新组合，分成江苏安徽两省，江苏巡抚一直都在苏州。南京作为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它的行政职能随形势而变，基本套路就是，如果世道不安定，两江总督大人的权力就会大一点，必须党政军一把抓。

相比较而言，两江总督最要负责的是军事，有权“节制三巡抚、一提督、六镇”，即江苏安徽江西三巡抚，江南一提督，苏松镇、狼山镇、徐州镇、寿春镇、九江镇、南赣镇六总兵。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他的权力更大，大到他自己都有些害怕。权力大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曾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因为要与太平军作战，他必须拥有非常大的兵权，四省巡抚和提镇悉归节制。然而一旦剿灭太平军，就犯了功高震主的大忌，变得十分危险，于是连忙请求削藩，主动削去自己的兵权。

南京的两江总督署，位于“沐府东门”，即今长江路总统府旧址。太平天国占领江宁，将总督署改为天朝宫殿，即天王府。太平天国覆亡，天王府大部分毁于战火。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又在原址重建，次年四月竣工。两江总督是南京最大的官，应该是一直就在这里办公。

清朝时期，南京一共有过八十三个两江总督。最初三位都是汉军旗人，所谓汉旗，基本上就是汉奸的意思。老百姓的观点可以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南京人心目中华夷之分，不再是满人和汉人，而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满人刚入关，对内地风土人情一无所知，对江南一带的民风根本不了解，起用介于满汉之间的汉军旗人，以汉治汉，显然能起到非常好的沟通作用。经过三任汉人两江总督，天下越来越太平，接下来，两江总督的头衔，基本上落入满人囊中。

一直到道光年间，两江总督的职务，大多由满人来出任，渐渐地，汉人总督开始多于旗人。从套路上来讲，考虑到南京所处的位置重要，太平年月，一般都让满人来担当总督，因为在和平盛世，说起来也算是个封疆大吏，两江总督也就是个用来享乐的闲职。毕竟江南的重点不仅是军事，更重要的还是保障税收，这是维持清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的生命线，顺治皇帝就有过明确批示：

总督、巡抚，责任不同。巡抚专制一省，凡刑名钱谷、民生吏治，皆其职掌；至于总督，乃酌量地方特设，总理军务，节制抚、镇文武诸臣，一切战守机宜，调遣兵马重大事务，当悉心筹画。

总督大人只要把枪杆子抓住就行了，雍正爷也有过差不多的批示：

巡抚统率全省文员，提督统率通省武弁，至于总督，则兼文武而统辖之者。

道光皇帝之前的历任两江总督，非进士出身者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旗人出身的两江总督，大多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这些人天生就是贵族，承袭世职，根本用不着什么学历和文凭，即便没什么真才实学，在太平年代能够下放江南，来南京干上几天两江总督，也不能算是太委屈他们。

汉人要想在南京担任总督，则完全不一样，必须得有功名。担任两江总督的名人很多，大清历史上很多厉害的角色，都干过这差事，譬如林则徐、曾国藩兄弟、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端方，都是清代的重臣。上述名人中，除了端方，都是汉人。事实上，两江总督一职，权力有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大致说来，除了紧紧把握枪杆子之外，民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毕竟在清朝，和平的年月更多。

清朝后期，两江总督开始承担一些新的职责，譬如兼管漕运和河道。清朝在八大总督之外，还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部长与水利部部长。两江总督把这两项差事兼任了，可以想象其职务的重要。此外在扬州设有巡视两淮盐政，监察御史一员，专管盐务，道光十年裁两淮盐政，改由两江总督兼理。到了咸丰和同治之后，两江总督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管中外交涉事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兼理焉”，也就是说，都管到浙江、福建和广东去了。

2 秦淮冬尽不堪观

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船搁浅滩。

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

这是明朝书法家文徵明曾孙文震亨写的《秣陵竹枝词》，一首民俗风景诗，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枯水季节的南京秦淮河情景。文震亨只是个很小的官，标准的文人，能写字会绘画，喜欢写诗，留给后人有点影响的作品，不是书画，也不是诗，而是一篇《福王登极实录》。

南明福王南京登基，六十岁的文震亨恰好在现场，目睹了整个过程。这篇实录十分传神，写到了当时南京民众的兴奋，“都人聚观呼万岁，见两大星夹日而行，钟山紫气中五色云见”，“龙江浮楩楠巨木千章，若为鼎新大内而出者”。好像也没人会想到亡国，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死了，大家仍然十分乐观，特别是听说“辽东总兵吴三桂疾驰至山海结虏入关，大杀贼十数万，夺其辎重无算”，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

南京人很快尝到“结虏入关”的恶果，接下来，清军不仅入关，而且立刻南下，立刻大兵压境，南明小朝廷说完就完。文震亨避居阳澄湖，清廷下达了严厉的剃发令，文震亨投河殉国，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而亡。读当年的一些文字记录，清军进入南京，正是雨季，虽然秦淮河水很大，内涝严重，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多像他这样投河殉国。可能此前的南明小朝廷也折腾得太不像话，南京人多少有些离心离德，觉得不值得为那帮鸟人去死。

还是回到文震亨的《秣陵竹枝词》，还是回到冬季的秦淮河枯水季节。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就有了南京这座城市。有了这条河，南京城自然而然就活了。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通常说的秦淮河，都是特指内秦淮。它从东水关流向西水关，流向走了一个V字形，从东北端开始，向西南流去，河道的最南端是镇淮桥，然后又蜿蜒向西北。镇淮桥位于聚宝门内侧，也就是今天的中华门内，因为紧靠南门，亦名南门桥。

南京人并不太在乎秦淮河是从哪里流过来的，反正它缓缓流过，经过了这个城市。除了内秦淮河，南京城里水道曾经很复杂，有运渎，有青溪，有杨吴城濠，还有金川河。说起来，有些水系现在已不复存在，然而毕竟是南京城历史的一部分，是永远都不能抹去的痕迹，它们当年“皆与城外各河脉络贯通，既便客货往来，兼资居民汲饮”。

秦淮河在城东的通济门外与护城河汇流，经东水关流入城内，与内秦淮河相通。外秦淮河沿城墙外侧，在城市西南角分道，也就是在赛虹桥那里一分为二。自水西门城外的石城桥，至西北隅龙江关抵达长江，这一段称之为下河，长十五里，“为漕盐挽运及闽浙各省商货必由之路”。自中华门城外的赛虹桥，至西南隅西新关通往长江，这一段称之为北河，长十二里，“为民田灌溉所赖及安徽、江西、湖广各省行旅通津”。

要想把历史上的南京水网图说清楚，很不容易。沧海变桑田，南京城的文明史，基本上是从一大片沼泽地，慢慢发展而来。遥想当年，在城北，玄武湖与长江相连，白茫茫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石头城也是临江，古人站在今天的石头城上，可以对着浩瀚的长江赋诗。南京城在一开始格局很小，东吴建都时开始都市规划，挖了一些人工河道，譬如运渎，譬如青溪，譬如北堑和潮沟。

用今天的眼睛看古时候的南京，很局促很小气，远比你想象中的小还要小。东吴赤乌三年（240年），“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赤乌四年（241年），“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运渎在西，青溪在东，青溪的遗迹还在，运渎现在已很难考证明白，查看老地图，在晚清至民国初年，今天的户部街淮海路铁汤池一带，还散列着大大小小的池塘，水道十分明显，沿洪武路一线展开，自南向东北延伸，因此研究者有理由认定，这附近很可能就是运渎故道。

简单里说，河道就是古时候的公路，必须四通八达。内秦淮河既是母亲河，同时又相当于北京的长安大街，是南京这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主干道。河岸人家开始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河道纵横，水路交错，两岸人民要交往联络，就必须借助渡船，借助桥梁。以秦淮河最南端的镇淮桥为例，在东吴时曾被称为“南津”，为什么叫“津”，因为最初还没有什么桥，只是个渡口，陈作霖的《东城志略》上说：

晋立大航以与朱雀门对，故名朱雀航，实二十四航之一，至唐始有桥。

镇淮桥东北的秦淮河上，有武定桥，有文德桥，有利涉桥，这些桥和六朝古都没关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只是唐朝时风景。没有人说得清楚朱雀桥的准确位置，在六朝时它只是一座浮桥，到了清朝，已经沦为传说，“野草溪花媚晚凉，残基犹说晋咸康，镇注桥北无遗址，何处当年廿四航。”武定桥“在大功坊右”，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也就是说，南京吹嘘起来挺风光的这桥那桥，它们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久远，唐之前并没有镇淮桥，南宋之前没有武定桥。

文德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地点是在江南贡院以南，紧邻夫子庙，基本上可以算作南京当年最热闹的一座桥。“跨文庙泮池之上，蒋山真面，青翠扑人”，这一段河流是十里秦淮精华之所在。位于桃叶渡的利涉桥，也就是相传为东晋王献之送婢之地，它的历史更短，到了清顺治初年，江宁一个叫李正茂的知府才在这里建桥，最初是座木桥，康熙时一度改为石桥，后来又改建为木桥。

镇淮桥往西北去的一段秦淮河，显然没有东北方向热闹，不热闹也必须还得有那么几座桥，挨个数过去，有新桥，有上浮桥，有下浮桥。新桥名“新”其实很旧，原名万岁桥，它的历史倒有些悠久，竟然是六朝遗迹，早在齐梁时期就有，北宋改为饮虹新桥，俗称新桥。然后是上浮桥和下浮桥，所谓浮桥，顾名思义，最初应该是漂浮在水面上，这肯定会影响通航。

丰富的水路交通，给了南京最充分的水上便利，然而有利必定有弊，有水利就有水患。水患注定也会困扰这座城市，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船搁浅滩，到冬天枯水季节，秦淮河通航首先会成为问题。当然，随着城市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陆路交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便捷，水路通航渐渐已不是太大问题。甚至老百姓的饮用水，也变得无关紧要，大家已习惯了喝井水。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与枯水相比，南京这个城市所面临的真正水患，很显然还是发大水，是内涝。

为了调节南京秦淮河水位，在利涉桥东北方，也就是内秦淮与青溪交汇处，设有一个限制水位的东水关，直接控制进入南京城的水量。东水关为砖石结构，共有三层，每层十一券，共三十三券。所谓“券”，就是门洞，俗称为“偃月洞”。上面二层安置守城的将士和储藏物资，最下面一层调节内秦淮河水位，中间的铁栅栏可以防止敌军从水路偷袭。

东水关修建于明朝，它与玄武湖南侧的武庙闸一样，至今仍然还在发挥作用。它们与城墙完美融为一体，在中国建筑史上堪称一绝。秦淮河水流到了东水关，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股顺城墙外侧流淌，成为护城河，另一股穿过水关入城，便形成了著名的十里秦淮。

从线路上来看，入城的水流自东水关进，再蜿蜒向前，经过西水关出，绕城大半圈，是非常合理的设计。城市北面还有一个玄武湖，又是个巨大的蓄水池，进退有序，这城市旱涝无虞，应该在情理之中。事实却并非如此，掰开手指粗粗计算，虽然有东西水关，有武庙闸，明清以来的南京，仍然屡遭水灾，“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不假，接下来，随着绵绵雨季到来，南京城里很可能变成一片汪洋。

因为城市在长江边上，南京自古遭受水患之苦。操舟行市屋毁民亡，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根据文字记载，早在东吴时期，大的水灾就有过六次。赤乌十三年，也就是250年，“丹杨、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过了一年雨季又来，长江洪水漫溢，“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五凤元年，东吴又一次全境大水，再次因为大雨“水泉涌溢”。

从孙权定都南京，一直到陈朝灭亡，六朝时的南京，平均七年有一次水患。东晋穆帝永和七年，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的两年前七月，无情之江水突袭石头城，南京城“溺死数百人”。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的一天深夜，南京城遭到江涛袭击，江水再次倒灌，南京的石头城“沉没”，城下商旅船只猝不及防，被摧毁千余艘，尸陈江面，一派惨状。

整个六朝期间，一共有五十多次淹水事件，时间差不多都发生在雨季。到了507年，也就是梁朝天监六年，连续下暴雨，长江水倒灌，城内积水无法排出，导致御道水深三米多，梁武帝的皇宫也被浸在水里，朱雀楼上的屋顶被大风掀掉，梁武帝一度被困，情急中，大臣们只好划船去把梁武帝救出来。

处理水患一直是南京城的最大问题，六朝时秦淮河两岸，为防止河水侵蚀，曾用木栅栏筑起高堤。考古发现，在御道和皇宫内外，有规整的六朝砖修的明沟。皇宫里还有暗沟，暗沟也都是砖砌。在今天南京图书馆一带，发现了深埋的六朝排水管道，说明当时已相当讲究，只是生产力水平有限，还不足以抵御大自然威力。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与一百多年后的盛唐长安城相比，南京城排水能力要领先很多。长安城只有一条宰相府到大明宫的御道，铺上了沙子，供人在雨天时行走，其他土路遇上下雨，三天内不能出门，排水不畅导致长安城被水淹的记载屡见不鲜。

从中唐开始，长江江岸西移，南京的水患相对减少。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出现过一次大的灾情。这一年，整个长江流域发大水，圩堤被淹没，田地毁坏，秋粮绝收。正遇上宋金关系紧张，朝廷也无暇顾及水患。南京城浸泡在水里，老百姓房子被淹，出门必须划船。“操舟行市者累月，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宋史·五行志》有记载，人们吃不上粮食，靠吃米糠度日，江淮一带的流民匪徒，多达数十万。

明清之际的南京，城市规模与以往已不同。东西水关以及玄武湖武庙闸的建成，大大地提高了这座城市抵御洪水的能力，但是作为一座滨江城市，水患问题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朱元璋在南京定都，他填掉了燕雀湖，把自己的宫殿建在了低洼地带，皇宫前昂后洼，地势并不佳，为解决这个致命弱点，朝廷对南京城的排涝尤其关注。

当时的皇宫与四周水网交错，为了防止大雨，除了借助自然水系和原有的河道外，对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又有了更新。在南京五龙桥和草场门，以及明故宫遗址，都发现过当年的地下排水通道。五龙桥发现的是铜制圆柱状下水管道，明故宫发现了圆柱形水闸，将近两米多长，一截截套接，这些水闸能把皇宫内的水汇入附近御河。

最神奇的考古发现是1991年，南京建邺路进行拓宽改造，人们意外地发现明朝初年的地下水道，它正对着明故宫，与内秦淮河相通。说明明朝初年的南京城，地下水道不仅有合理布局，设计还相当讲究。这条南北走向的古地下水道横截面呈现拱形，它高两米，宽两米半，距离地表面有一米，都是用厚厚的明城砖垒砌，人可以自如地在宽大的下水道里行走。

然而明朝的南京，仍然水灾不断，明城墙被多次冲坏，下关的江堤也多次被冲毁。明弘治十五年，接连数日狂风暴雨，致使“江水泛溢入城五尺余”，军民房宇倒塌一千多间，连明孝陵的一些墙垣桥梁，都未能够幸免。万历三十六年，大雨连下近二十日，城内一片泽国，南京地方官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水灾异常，百姓被淹，“盖二百年来未有之灾”。

相比较起来，清朝时期南京的大水患要少一些。这个少，只能说是相对。数据往往可以骗人，引用不同的资料，查看不同的文件，有些记录自相矛盾。事实上，根据印数只有八百册的《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记载，1736—1911年，南京共遭遇大小水患六十四次。其中乾隆朝二十一次，嘉庆朝两次，道光朝十五次，咸丰朝三次，同治朝四次，光绪朝十八次，宣统朝一次。计算下来，平均不到三年时间，南京仍然要遭受一次水患的侵袭。

明清时期的南京水患，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河道畅通关系到水利体系的正常运转，所谓“岁时旱涝，尤复籍资蓄泄，必须一律疏浚深通，使内外脉络贯通，呼吸相乘”。平时要疏浚河道，这是水利工程的重点环节。明万历四十四年，曾对秦淮河进行了一次疏浚。此后直至清嘉庆年间，南京城内外大规模的河道疏浚屈指可数，由于长期缺乏疏导，“秦淮渐就淤塞”，越来越不像话：

嘉庆辛未以来，民犹殷阜，夹淮运起屋者众，河身日狭相近，弃灰土瓦砾者率于河，以是日淤垫，几成平陆。

清嘉庆年间，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再次疏导秦淮河。嘉庆九年，当时的布政使康基田，“率邑中绅士”，疏浚秦淮以及城内其他河道。嘉庆二十二年，又是盐巡道方体，“率邑之绅士”疏浚运渎，反正还是当官的带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自斗门桥至北乾道桥，东至内桥，西至铁窗棂，悉行疏决。始复旧道，可通舟楫，民甚便之。

可惜问题并没彻底解决，积重难返，越往后越糟糕。人患不止，水患不绝，道光十一年气候异常，梅雨期持续时间长，长江中下游各地都是大水。南京“江潮与内水交相顶灌，无路疏通，遂至城内民居、官署多在水中，并贡院号舍亦俱被淹”，“城中被水，十淹七八，水不退者三月有余”。

面对严峻水患，只能关闭东水关，不让洪水进城。内河新鲜水源得不到补充，长期处于死水状态，污秽无法外排。接下来，“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记”。当局只得重新“开放水关，起除各坝”。水患始终困扰着南京，道光二十年，“五六月间连降大雨，山水骤发，潮涌灌入城”，贡院再次积水严重，乡试再度被迫改期，连高考都要改日子，由此可见灾情有多严重。

有人因此提出引湖入江的设想，历史上玄武湖与长江本来连成一片，宋朝的王安石以粮为纲，废湖为田，湖面消失了二百多年。经过元朝两次疏浚，玄武湖已变成了一个与长江完全隔绝的内湖。新的治水思路是凿断山脉阻隔，利用玄武湖相对较高地势，使湖水直接入江，这样即便遇到北麓山洪暴发，城市面临的水患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从大禹治水开始，疏浚从来都是上策。但是这个设想，在讲究风水的南京官绅眼里，显然无法接受。双方观点没有办法协调，一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另一方认定玄武湖的湖水，经过武庙闸，“通秦淮，出西关，归大江，为钟山随龙养荫真正胎水，断不可旁泻”。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引湖入江的必经之路，即南京神策门一带，系“大龙正脉入城之处”，六朝时曾经凿断，引后湖通江，“故百余年间屡遭杀戮，至明初建都，始复其旧，最忌开凿”。

风水是一种说法，军事防卫还真不能不考虑。一旦开通运河，则“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此时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东南地区局势紧张，若开通一条足以危及城防大局的河道，多少有些冒险。结果只能妥协，大水来了，该淹的地方还是在淹。道光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长江中下游接连大面积发水，南京遭遇的水患更是史无前例，“道光己酉年，金陵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东花园、王府巷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船行其间，为水中树枝所挂，辄至覆溺，人谓之渡海”。

好在太平天国之后，气候异常导致的大水，明显减少， 治理水患已不再是地方当局关注的重点。同治九年“浚西城外北河口”，次年“复浚东水关一带河”，光绪五年“疏运渎”，旧有的弊端并未彻底消除。反正就是被动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简单粗暴的治水，在南京已经成了常态。

3 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林则徐，对于南京人来说，并不是太陌生。这个人在南京做过父母官，当过江宁布政使，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也就是在南京负责过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科举是封建时代的高考，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赵翼有诗夸赞袁大才子，说袁枚“曾游阆苑轻三岛，爱住金陵为六朝”。袁是大名士，他定居在南京，带过不少女弟子，写了很多诗，写过一本《随园诗话》，还写了一部《随园食单》，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

林则徐不是名士，他为友人题画，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然不怕抄袭，也学着赵翼的腔调，随手来了一句“即今仍踏长干路，官爱金陵为六朝”。不太明白“官爱金陵”的准确意思，难道是说当官的都喜欢在南京任职？林则徐是从南京官场上打拼出来，他的政声很不错，是一位能做实事的官员，兢兢业业，一次次地就地提拔，升任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

只是林则徐这个两江总督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调任湖广总督，然后又去了广州，在虎门销烟，跟英国佬干起来。广州十分遥远，远隔万水千山，虎门那边在热火朝天地销烟，南京这边并没有什么太大动静。南京人当然也有吸鸦片的，也欢迎禁烟，究竟如何动真格地禁止，并没有太当回事。虎门销烟差不多一年，英国人的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了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南京人都觉得这打仗跟自己没关系，隔得非常遥远。没想到这大英帝国也太厉害，说和南京有关系，立刻就有了关系。广州那边感冒，南京这边也打起了喷嚏，英国军队的军舰，竟然会沿着长江，气势汹汹地就杀过来了。很快打到镇江，一阵猛烈炮轰，先把镇江给拿下。然后逆流而上，兵临城下，炮口直接对准南京，龙盘虎踞的金陵立刻危在旦夕。

谁都没想到林则徐大人会给南京惹下这么一大堆麻烦，朝廷慌忙调兵遣将，河南江西湖北的援兵匆匆赶到，数量上还说得过去，可是考虑到双方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的差距，大家心里都明白，人再多也没用，根本不是对手。英军舰队是移动的，人家想打哪打哪，南京作为“省城地方辽阔，周围五十余里”，需要分兵把守之处太多，“以之守城则无兵御敌，以之应敌则无兵守城”。

当时南京最高军事将领叫德珠布，是一名“年逾八旬，室有六妾，其人风烛余光耳”的老家伙，下属求教御敌之策，他“默无一语”，毫无主张。当时的守城计划，认定英军会从西面进攻，后来解密的英军攻城计划，恰恰是要从城市东面发动，城东的钟山居高临下，俯瞰全城，英军计划一旦开战，即以此山为基地，“把大炮安置在钟山的山坡上，用大炮作掩护，从高地上向南京进攻”。

好在这一仗并没真正打起来，根据双方作战计划，英军若展开攻势，南京城迅速陷落不会有任何悬念。南京人幸运地躲过一场血光之灾，当时居民慌不择路往城外跑，形势危如累卵，英军随时可以攻城。经过一次次求和，英国佬要求先付三百万“赎城金”，再坐下来谈判，“坐定之后，逐条议论”。结果众所周知，不得不在城外的静海寺签订《南京条约》，英方条件共有八项，包括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圆，“割让香港地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外交上使用平行礼，废除广州行商，赦免汉奸等”。

指望南京人能像广州三元里的老百姓那样抗英不现实，自南唐抗宋以后，南京基本上都处在和平的环境中。东晋和南宋基本上改变了吴人好战的习性，南京民众已经习惯于远离战争，说他们胆小怕事有些不恭敬，可是你也还真不能说他们有多勇敢，会有多少宁死不屈。《南京条约》是晚清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算是让洋鬼子给打怕了，打服了，被迫割肉，牺牲香港止损，保住了更为重要的南京。这以后，仿佛魔瓶塞子被打开，魔鬼开始从瓶子里接二连三跑出来，《南京条约》开了很不好的头，接下来，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连着一个，套在了中国这条巨龙的脖子上。

不管怎么说，向洋人乞降，城下之盟虽然很丢脸，考虑到能够免于战乱，躲过一场兵灾，南京人还是觉得很庆幸。庆幸南京的龙脉没被挖断，庆幸没贸然实施引湖入江工程。大家发现风水这玩意儿还是有点道理，该讲究的必须得讲究，事实证明龙脉在，南京就可以安然无恙。当初反对引湖入江工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考虑到了军事：

至于金陵之城，背山面水，仅仪凤一门与江相近，择要凭守，后顾无虞。倘湖路一通，则神策、太平皆失其险，三方受敌， 防不胜防，四不可也。若形家者言，谓后湖为胎元之水，气一外泻，则会城之中，上而达官，下而居民，皆有不利。

较真起来，说历史上的南京多灾多难，并不太准确，事实上，除了隋朝灭陈稍稍惨烈一些，把南京城差不多给毁了，其他的改朝换代，在本地老百姓看起来，也就那么回事。兵荒马乱的日子是有，哪里都有，哪个城市都遭遇过，南京也说不上特别多，说不上最厉害。遇到改朝换代，要说抵抗，说起城市保卫战，六朝开始的孙吴孙后主，六朝结尾的陈后主，根本谈不上进行了什么有效抵抗。倒还是南唐的李后主勇敢一些，都以为写了“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只是一味软弱，一味风花雪月，不知道他的南京保卫战，其实是打得最好的。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南京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风水，相信龙脉，相信“后湖为胎元之水”可以保佑自己的城市，相信是龙盘虎踞，把气势汹汹的英国佬给镇住了。可惜同样的风水，同样的龙脉，抵挡住了洋人，却抵挡不住从两广过来的太平天国。静海寺的《南京条约》签字十一年后，外国的洋鬼子走了，中国的“长毛”却势不可当地又来了。

太平军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炮口又一次对准了南京。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描写的“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历史场景，再现在南京人眼前，汪士铎的《汪悔翁乙丙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登三山门望之，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

这种“既众且整”壮观场面，怎么能不让已多少年没见过战事的南京人“望之夺气”。1853年的3月12日，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对南京完成了合围，即将展开全面攻势，南北两路同时攻城。南路因地制宜，利用上新河木行的木材，扎制木筏“以济其众”，扎制云梯攀登城墙，同时轮番攻打聚宝门水西门和旱西门。北路猛攻靠近长江的仪凤门，在仪凤门外静海寺天后宫一带开凿隧道，安放炸药准备把城墙炸开。

总攻前连续数日，太平军对各城门实施游击骚扰，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弹药。到3月18日夜，攻城准备就绪，隧道里安放好炸药，只等着点火。攻城突击队已携带云梯和绳索，进入城外的前沿阵地。总攻开始，静海寺隧道一声巨响，狮子山正面城墙被炸开了，成群结队的太平军迅速冲入缺口。一路从仪凤门扑向鼓楼，一路经金川门冲往神策门，爬上鸡笼山。上山的这一路又分为两支，一支越山而下，经成贤街至小营和黄家塘，逼近清军驻防城，在黄家塘路口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另一支则由鸡笼山东侧下台城，经旧府学向东，与防守太平门的清军激战。

双方你来我往，死伤无数，很快，南京城大部分被攻克，负隅顽抗的是被称为城中之城的“满城”，是那些死到临头的旗兵。满城的防御工事相对要完备一些，因为太平军对旗人格杀勿论，旗人只能死战到底。东王杨秀清亲自指挥围攻正阳门和朝阳门，成千上万太平军在炮火掩护下，潮水般冲击满城，城中旗人疯狂反扑，妇女皆上城墙与太平军搏杀，老人孩子也跟着呐喊助威，三次强攻都未能攻克，阵亡数千人，尸积如山。

太平军分西北两路围攻满城，以正阳门和朝阳门为牵制，在炮火掩护下实施强攻。淮清桥畔，乌衣巷口，当年都曾是激烈战场。旗人士兵抵不住对方庞大的人数优势，杨秀清将部队轮批上阵，靠车轮战消耗敌军。战斗持续数日，旗兵最后竟有人“力尽气竭而死”。杨秀清又下令，投降的旗人可以免死，旗人士气顿减，无心再战。太平军乘机猛攻，一举突破城墙，清军主帅祥厚骑马督战，被太平军“砍折马足倒地，身受数伤殒命”。其余清将均为太平军所杀，洪秀全又下令，全城捕杀旗人，“有擒得旗人者，赏银五两”。于是城中的汉人都起来搜捕追杀旗人，旗人两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杀。

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从头到尾充满了血腥。在一开始，就是刀光剑影，而且已不是冷兵器时代，动不动则万炮齐轰，血肉横飞。那种老式的火炮，放起来像点爆竹，也没什么准头，大致瞄准一个方向，一轰一大片。老百姓被误伤是很容易的事，战事一旦发生，躲在哪都不行。后来的教科书中，太平天国一直正面形象示人，查百度，关于太平军定都南京，仍然用了带有褒赞的文字：

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这一句，很值得琢磨，可以是褒，也不排除是贬。跪迎从来都是对胜利者的屈从，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从英军要攻打南京开始，准确地说，自从来了长毛，这以后的漫长岁月，南京老百姓就没怎么太平过，就没少低过头。城头变幻大王旗，兵灾连绵不断，战乱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忍辱负重，渐渐地也习惯了，谁都想昂起高傲的头颅，但在强权面前，在刀枪威逼之下，这个城市中的居民能够活下来，已经很不错。

或许是度过了几百年的太平岁月，南京人对太平天国的到来，感到特别不适应。长毛给南京带来了十分痛苦的一段记忆，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战乱。本来太平军也有点像英军的舰队，是一支流动的大军，只不过人数更多，队伍更庞大，擅长于运动战。所向披靡，从广西一路打过来，沿江而下，想打哪就打哪，谁也拦不住。没人想到他们会停留在南京不走了，在一开始，太平军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会在南京扎根。按照天王洪秀全的意思，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本来是还要往河南去，去逐鹿中原，直逼京畿，彻底推翻清朝统治。

然而将河南与江南做了一番比较后，太平天国的高层意识到，南京“城高池深，民富足余”，拥有长江之险，舟船万千，远胜“水小无粮敌困不能救解”的中州之地河南。由太平天国官方刻印出版，名为《建天京于金陵论》一书中，四十一位朝臣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天京的天然优势，一致认为南京是帝王之都的不二之选，异口同声地盛赞在此建都的英明与正确。结果就一句话，习惯于流动作战的长毛，到了南京，被这里的金陵王气吸引，突然决定“不走了”。

改名为天京的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自六朝开始，加上南唐，加上大明王朝，以及后来民国的国民政府，南京终于成了十朝都会。好事者还喜欢给南京加上五代十国时杨吴的西都，加上南宋初年的行都，硬凑成十二朝都会。从1853年太平军攻进这座城市开始，到1864年城池被湘军攻陷，南京基本上一直都处于战时状态，战争和杀戮没有停止过，这一段日子，说南京人过得胆战心惊并不为过。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军事方面有三件事不得不赶紧做。首先要派劲旅继续北伐，所谓直捣幽燕。这件事做得并不好，很不好，有头无尾有始无终，本来清廷已有些弱不禁风，既不是大英帝国的对手，也抵抗不了农民起义军的攻击。此时太平军如果一鼓作气，真打到北京去，改朝换代，也不是不可能。偏偏太平天国只派了两万多军队北上，孤军深入，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

其次遣重兵沿江西征，廓清上游，拱卫天京。太平军是从西边打过来，因为是流寇性质，习惯于流动作战，狗熊掰棒子，走一路扔一路。好不容易攻下的城池，一旦离开，又轻而易举地被清廷收复。换句话说，太平军虽然横扫了半个中国，清军其实一直是紧追在他们身后，太平军前脚跨进南京，大批的清朝军队，也已经追击到了南京。

太平天国的北伐和西征，都只是象征性的，都是以攻代守，应该但是无效。最迫切的其实还是这个第三，加强防务坚守天京，抗击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很多人不太明白什么是江南大营，什么是江北大营，这两支新成立的部队，是清政府专门用来对付太平军的。太平军攻入南京，从后面追过来的清军立刻就在孝陵卫安营扎寨，成立了江南大营。南京人都知道，出了中山门不远，就是孝陵卫，清军的江南大营就驻扎在这，紧挨着城区，南京城里又如何能够太平。几乎同时，在江北的扬州又成立了江北大营。

从定都南京的第一天开始，太平天国真是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南京被改名为天京，天京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印象中总是在打仗，一直在打仗，一直处于被围困之中，根本尝不到成为首都的甜头。老百姓需要的是和平，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像把大钳子似的夹住了南京城，太平天国要想获得喘息机会，必须要解决这个被合围的尴尬局面。当时处境确实很尴尬，非常危险，好在清朝的皇家军队，也烂到骨子里，虽然已将太平天国包围，可就是奈何不了。

太平天国有着自己独特奇怪的制度，自金田起义开始，即在内部实行男女分营，严禁男女聚首，管控性生活，即使夫妇亦不得随便同居。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又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城内居民中，凡男女不分老幼，男入男营，女入女营，进行军事化管理，衣食所需均由圣库供给。所谓圣库，就是一切财产都属于太平天国，归公后，再重新分配。

无论教科书上给予太平天国多么高评价，南京人提起长毛这段历史，都会感到一种抹不去的伤痛，这是一段非常惨烈的经历。对于城市平民来说，太平永远是最重要的。没什么都不能没有太平，偏偏太平天国给不了太平。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出处，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以为只是指苏州和杭州两个美丽城市。其实苏杭二字，只不过为了朗朗上口，为了合辙押韵，真正想说的是长江下游这一大片吴地，当然也包括了南京。在宋朝的时候，黄河和淮河流域战争不断，中原老百姓千辛万苦地渡过长江，逃难到江南，突然发现这里竟然没有战乱，顿时喜出望外。

老百姓心目中，没有战乱就是天堂。有什么也千万不要有战乱，战乱从来都是人间最大的不幸，最大的灾难。“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让人感到恐惧。相对而言，历史上的南京，在此之前，真正战乱并不多，所谓多，而且惨重，也只是从太平天国才开始。

4 胡家花园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的正月，太平军兵临南京。有位叫胡恩燮的南京人，奉在苏州做生意的父亲之命，回南京接母亲去苏州。那一天是正月二十七，胡恩燮赶到家，恰逢母亲生日，兵荒马乱，南京城里面目全非，也没什么心思祝寿。很快，太平军攻进城了，胡恩燮母子被困在家里。有一天，外面火光连天，又听见有敲门声，胡恩燮心惊胆战去开门，一名穿着红衣的太平军，左手举着火把，右手提着刀，对着他挥刀便砍。

胡恩燮夺路而逃，情急之中，想起自家破院有个后门，跑到后门处，发现门被巨石堵塞，连忙闪身躲在乱石堆砌的茅厕旁。那名太平军追过来，举着火把查找，没发现踪影，胡乱抢了些东西，又去别处继续砍杀。当时城里居民，出自对太平军的惧怕，惶惶不可终日，“或自焚，或自经，或仰药，或投水”，死伤无数。寓居金陵的画家汤贻汾全家，住在胭脂巷的县官谌命年之母及兄长，峄县知县张若谷，状元秦涧泉的儿媳毕还珠，都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告别人世。

胡恩燮的族人胡凯封搅拌了一盅鸦片，与其妻一起服下。胡恩燮最心爱的小妾陈寿兰刚分娩数日，体虚胆怯，也怀抱着初生婴儿吞服了鸦片。玉碎香消的还有胡恩燮十岁女儿云姑，就在一日之内，胡氏族人大小十一口命丧黄泉。胡恩燮强压悲愤，在厢房内掘地三尺，将殉难的家人用被褥包裹掩埋，然后带领家仆翻墙而出，逃命寻找活路。

太平军攻克南京，在城南钓鱼台设立旗帜馆。为了落脚藏身，胡恩燮前往该馆自荐工于镌刻，暗中侦探太平军内情。太平军设立男馆和女馆，规定令男人和女人必须分开居住，有混居者斩。在旗帜馆隐藏了一些日子，胡恩燮到女馆拜辞别老母，然后逃离了南京城。这以后，他曾投奔过清军在南京城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打算随清军攻打朝阳门，未果，便离开江南大营去苏州他父亲处，不久又回到南京。

重新回到南京的胡恩燮，成了一名与清军勾结的地下工作者。作为一名熟悉地形的当地人，他与“同志数人”共同努力，“设抚恤局以安难民，联孝陵卫以通声气”。胡恩燮曾装扮成卖柴人多次进出天京城，城外上新河北河口的租赁房屋，成了联络地点，传递太平军城防的军事情报，以及转发清军给内应者的指令及物品，譬如给策反人员所用的免死牌和委任状。

除了协助清军，胡恩燮还有一桩值得夸耀的事，就是“雪窖救母，名列清史”。当时出入刀锋，密谋内应，他不顾生死，一直惦念身陷城内的老母亲。苦于太平军守城森严，便在城郊水西门外芦苇深处掘了一地窖，让母亲先藏匿其内。是年十二月，大雪漫天，雪深没踝，胡恩燮来到黑夜中的芦苇深处，找到地窖。其母听到儿子声音，喜极而泣，胡恩燮唯恐惊动太平军，忙让老母止住哭声，随即跳入地窖，背负老母迅疾向郊外奔去。

雪夜北风呼号，四野苍茫，行之不远，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说话声，只见太平军手提寒光闪闪大刀，高举着火把疾驰而来。胡母要儿子逃避，由自己去死，胡恩燮抓住母亲趴雪地上一动不动，侥幸脱身，《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三之列传二百八十条有记录：

胡恩燮，字煦斋，江宁人。与继庚谋内应，出贼中都三十六次，破衣草履，溷迹如丐。往往伏壕内，或潜立桥下坚冰中，屡濒于危。母陷贼中，以奇计脱之。后以功叙知府。

胡恩燮在科举方面并没功名，也就是个标准的南京市民，因为做过地下工作，多多少少有了些军功，获“赏蓝翎六品”，后又获得“知府保，换花翎”，具体算多大的官，说不清楚。反正也就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吧，在晚清的南京，有句笑话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台多”。据说清朝末年，正式在编的官员有四万多人，各级候补官员却高达二十四万之多。胡恩燮这样的候补小官员，在官场上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优势，仅凭一个忠孝之大德，做点地下工作，当了一回好儿子，能够名列《清史稿》，实属非常不容易。

民间传说中，胡恩燮当过苏州知府，这是一个误传。事实上，给南京人留下深刻印象，既不是胡恩燮吹嘘的所谓军功，也不是什么忠孝大德，更不是因为名列《清史稿》。大家羡慕的，只是胡家不知为什么就突然暴发了，竟然在城市的西南角，修筑了一座豪华的胡家花园。

说起南京私家花园，首推明朝权贵的王府，譬如汉王府的煦园，又譬如大名鼎鼎的瞻园。还有就是那些玩文化的，也就是文化人自己设计的园林，譬如袁枚的随园，李渔的芥子园，它们完全是靠品位取胜。王侯家的花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遥不可及，这府那府，人家是皇朝的开国功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话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随便发问的。相比较而言，南京的随园和芥子园，又太有文化，太风雅，仍然与市民关系不大。

真正让南京人能够眼红，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宅门和园子，譬如甘熙宅第和胡家花园。像甘熙宅第，也就是南京人俗称的甘家大院，民间传说有“九十九间半”。真实数字还远不止，据统计，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甘家大院”，共有一百六十二间房子，还有一说是二百多间。无论是甘熙宅第，还是胡家花园，在当时的南京都属于标准的民居。什么叫民居，就是你再牛，说得再好听，也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并不代表就没文化，甘家大院有个用来藏书的“津逮楼”，收集珍贵书籍十多万册，其中就包括李清照夫妇当年整理撰写的《金石录》，这是民间收藏的一部国宝级惊人秘籍，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因为甘家大院房子太多，保存又相对完好，地段好，不管是当年还是后来，名气似乎都要远大于胡家花园。很多老百姓只知道南捕厅的甘家大院，并不太知道门西的胡家花园，虽然胡家花园建造在后，从观赏角度看，这花园更好看，更值得玩味，更适合让人参观游览。甘家和胡家都是南京暴发户的标本，甘家子弟中的甘熙，说起来也可以算是晚清的文人，桐城派首领姚鼐的门生，写过一些闲书，与曾国藩同榜中过进士。

大家仔细想想就可以明白，甘家能够花那么多钱盖房子，绝对不是因为有文化，因为中过进士。在中国，特别在南京这个级别的城市，有点文化，取过进士，并没什么特别了不得。甘氏家族从离南京不远的小丹阳来宁，靠经商发家，经商显然比读书更容易致富。甘熙本人擅长风水勘舆，通晓星相之术。《论衡·诘术》中的“图宅术”，商家门不宜南向，因商为金，南方为火，火克金为凶，而北方为水，金生水相生相吉，甘家大院大门朝北，也就是坐南向北，这种朝向上的“悖异”，便是根据风水理论决定。

甘家大院在太平天国时期，遭遇了严重摧残。津逮楼毁于兵火，藏书损失大半。甘家靠经商发家，发家之后，很在乎读书，把科举功名看得很重，所谓“教子有方，个个读书”。据说甘家大院祭祖，取得功名的子孙，可以在友恭堂祭拜，没有功名的子孙，只能在堂外磕头，因此真要说甘家已是书香世家，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有钱人家子弟读书，是为了维持有钱人家的地位，而穷人家孩子去读书，是梦想变成有钱人，有没有钱，才是最重要。

清朝时期的南京，江南乡试所在地，科举从来就是一件大事。关于科举，关于江南乡试，最好的教科书，莫过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事实上，读书人参加科举，都是奔功名而去，说穿了也就是一群能否中举的范进之流。以成败论英雄，是不是真有学问，文章漂亮不漂亮，在老百姓心目中并不重要。当年在南京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是另外一类读书人，这些人才是真正读书人，才是真正有学问，譬如南京钟山书院教书的先生们。

钟山书院是当时南京最好的讲学场所，能够在这担任院长都是非常厉害的狠角色，像钱大昕，像姚鼐，还有陶澍，还有梁鼎芬和缪荃孙。说起文章好坏，大家都知道清朝有个桐城派，中国古代散文的绝唱。“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不知道桐城派大本营就在南京。桐城文风能够发扬光大，与它的主将姚鼐大力推广有直接关系，他老人家主持钟山书院长达二十年。嘉庆十五年，八十五岁的姚鼐功德圆满，卒于钟山书院，此时桐城派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和咸丰年间，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桐城派的文风又呈一时之盛，此后一直延续到严复和林纾，以及再后来的新文学诞生。

一般老百姓对文章好坏，并没有太多判断。事实上，桐城派能够在文坛上站稳脚跟，引领潮流，说到底还是实用主义。就像后来的高考作文，南京人只知道这一派古文有用，把它与科举八股文有效结合，便可以考出好成绩。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很多弟子都获得了功名，考场上的巨大成功，促进了桐城派古文传播，尤其是一些桐城派文士担任了各个科场的考官，为投其所好，桐城派古文成了非常实用的高考教材，越来越让考生顶礼膜拜。

科举考场得意，轰轰烈烈的功名成就，并不能证明南京老百姓有多么热爱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往往是读书人在蒙骗自己。进入明清，尤其到了晚清，南京越来越城市化，城市化注定了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世俗化。所谓耕读世家与书香门第，也只是挂嘴上说说而已，前提还是要成功，要有功名，要通过科举这一关。有了科举功名，变富贵了，耕读和书香这些美好字眼，可以用来装点门面。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读书人穷一辈子太多了。

早在唐朝的时候，南京人就很擅长经商，“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当时情形是“金陵向西贾客多”，南京人通常都到蜀地去经商。明清以后，南京城多了很多经商发财的人，生意不一定在南京做，往往是成功了再回到南京。也就是说，在南京不仅有可能做生意发财，更适合发了财搬来居住。“爱住金陵为六朝”，南京人只不过是羞于言商，像甘家大院主人，因为有了钱，从小丹阳搬过来，来了南京，才开始有文化。多少年来，甘家在南京做什么买卖，一直都是语焉不详。

胡家花园主人胡恩燮，最后如何发迹，为什么突然会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基础，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南京人也不想弄明白，胡家花园是民间说法，花园真正的名字叫“愚园”，都说胡恩燮当年官至知府，正是仕途得意之际，眼见要升官晋爵，却辞官归里，可谓愚蠢得很。于是为标榜清高，故意“自以为愚，更其名为愚园”。这解释很勉强，无疑是蒙人，俗话说“大智若愚”，敢称自己愚的人，何愚之有。凡事都必须经得起推敲，一些事情显然被掩盖了。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老百姓的想当然，知府这样副厅级小官，挣钱没那么容易。胡家花园地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是晚清时期南京最著名的私家花园，曾有“金陵狮子园”之美称，占地面积约3.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890平方米。由宅院和园林两部分组成，“水石极一时之胜”，满园皆翠绿，放眼尽花草，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曾为其写过诗：

城中佳胜眼为疲，聊觉愚园水石奇，

碧蕊紫荑春自暖，叠岩复径客何之。

陈三立晚年定居南京，老人家名列清末四公子，诗坛盟主兼国学大师，父亲陈宝箴是湖南巡抚，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也只能是羡慕胡家花园。很显然，要想在南京的黄金地段，建造一座私家园林，仅靠一个小小知府薪俸根本玩不起来。胡家发财致富，肯定另有秘密，应该是与太平天国有关。太平军进入南京城，胡恩燮家破人亡，报仇心切，直接参与过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不过这段历史并不太长，他个人起的作用也不大，准确地说，也就是投靠了清军。

胡恩燮的发迹，与在扬州担任孔家涵厘局总办的副手有关。所谓厘局，相当于税务局，专门负责为清军筹措军饷。他在这方面显然非常能干，“潜心创办，略为变通”，很有一套生意人的精明，柴捐毫无拖欠。1863年春，胡恩燮调至东台大桥厘局，遇到滋事和诬告一类的纠纷，他据理辨明，恪尽职守。不久又调至三汊河厘局，因为母亲患病，他放弃了赴京接受吏部考察的机会。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江宁织造与苏州织造任幕僚。

太平天国失败后，南京城里一片萧条。有钱人都跑了，跑到了上海租界。不只是南京的有钱人消失，整个江南地区的富人，都不太愿意到南京来发展。事实证明，真要打起仗来，还是在洋人的租界保险，上海这个小县城从此开始崛起。当然，这些都还是暂时的，南京城只要不打仗，只要太平，很快就又会恢复它的繁荣。在上海没崛起之前，江南最大的城市毕竟还是南京。1874年，胡家卖了南京的老宅，买下了城西南的“凤凰台西隙地数十亩”，开始着手营造园林。这是一笔非常成功的投资，胡家花园“内以娱其母，而外以交于士大夫”，名声渐渐大起来。

胡家花园成了当时南京名儒宿彦雅集的重要场所，“巨公名士唱酬甚乐”，除了接待过陈三立这样的文化名角，胡恩燮还与晚清名臣李鸿章相识，与曾国荃和张之洞在胡家花园里有过交往。愚园的正厅就挂着李鸿章亲笔撰题的“春晖堂”，李还为其中的“水石居”题了一联：

空岩已礼千百相，明月谁分上下池。

为花园中的“又一村”也撰了联：

山椒云气易为雨，村落人家总入诗。

李鸿章在南京当过两江总督，是权倾一时的晚清重臣。曾国荃和张之洞也做过两江总督，还 有左宗棠，不仅是两江总督，同时又身兼南洋通商大臣。太平天国以后，清朝政府有点回光返照，史称“同光中兴”，虽然与康乾盛世无法相比。不管怎么说，战乱后的南京正从萧条中迅速恢复，洋务运动开始兴起，胡恩燮的愚园里高朋满座，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他随手就抓住了一个发展际遇。

1882年，左宗棠上书光绪皇帝：

筹备海防，制造枪炮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最为大宗，请办江苏利国煤铁。

结果呢，身为候选知府，主办过厘金局，交际广泛，善于理财的胡恩燮，终于获得这个机会，被任命督办一座矿山，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徐州煤矿：

饬令候选知府胡恩燮延聘洋矿司入山探验煤铁，均堪开采，酌拟招商集资章程，由道禀请试办，当将章程逐条批示，并准委胡恩燮承办。

胡家花园成功的秘密，基本上可以揭开。杭州胡雪岩的“胡庆余堂”中药店，吴江同里任兰生的“退思园”，这些土豪达人突然暴富，他们的第一桶黄金，多少都与筹备过与太平军作战的军饷有关，说他们发国难财并不过分。有了第一桶黄金，宏图大展，胡恩燮经营煤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有官家背景，官商勾结，结果也就不难预料。当时的洋务运动有个冠冕堂皇解释，叫“实业救国”，实业最后能不能救国不好说，迅速致富则是大家都能看见的。

晚清社会风气发生巨大改变，谁都知道科举已经不行。挖煤可以发大财，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清朝政府不得不开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想强国御侮，最初的现代化注定具有浓厚军事色彩，而南京这座城市，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镇。1865年，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为两江总督，第二年，在他主持下，金陵机器制造局在雨花台开始生产枪炮。

就在胡恩燮开始经营徐州煤矿那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鲁迅诞生了。十多年后，鲁迅来到南京，进入矿务铁路学堂学习采矿。采矿在当时很时髦，就像进入民国后的电机，改革开放后的电子计算机，再后来的商学院金融专业，都是十分热门的学科。那时候依然还是大清，大清已到了尾声，那时候，鲁迅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在南京开始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喜欢读新书，喜欢骑马。

那时候，比鲁迅小一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最初也是学习采矿，还有后来的国民党权贵朱家骅和陈立夫，他们不仅在中国学习采矿，还到国外去继续深造，拿到了洋人的文凭和学位。朱家骅在德国柏林矿科大学采矿工程学系攻读，陈立夫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采矿学硕士，都是科班出身，虽然他们后来的实际工作，都与采矿无关，一点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