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提琴》 经切割和弯曲的彩绘金属板、铁丝 1915年

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合作举办的“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即将落幕，这位绘画天才给当时乃至今日带来的话题仍然沸沸扬扬。在喧嚣即将结束之际，在吸收了各种声音之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看一次展览，尽量放下别人的意见，只用自己的方式观看。

作为20世纪最杰出也最复杂的一位艺术家，毕加索不仅作为作品与风格的创造者而存在，他也与欲望、权力、财富、名望和孤独互为囊中之物，他是话题与事件，他既作为现象与话语本身而存在，也作为现象与话语的催生者而存在，总之，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也因此，任何过于简单粗暴的贴标签式的行为都意味着风险，正如毕加索的批评家好友乔治·贝松曾提醒我们的那样：“再没有比尝试去解释毕加索这个人更危险的了，他比佛陀或圣母玛利亚还有名，比群众更善变。”纠缠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种种特殊性启发我们：对毕加索的打量或许也应采用所谓“立体主义”的观看方式。

西班牙人与“直立的入侵者”

最近数十年来，毕加索身上的西班牙特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讨论，关于毕加索的西班牙化与他离开祖国后的“自我流放”有过很多论述，全球化深化背景下民族主义语调的上升是原因之一。

“放逐是一种永不静止的状态，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是越发觉得疏离，就是越发被收养你的国家吞没。”（约翰·伯格）1881年，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马拉加，少年学艺时期在北部的拉科鲁尼亚、巴塞罗那与中部的马德里度过，1900年世纪之交时他与挚友卡莱斯·卡萨吉玛斯第一次前往巴黎，1904年之后他定居巴黎。毫无疑问巴黎作为当时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它的现代性的感觉和它的欧洲规模，这是机敏的毕加索绝不会错过的地方。他和这座城市彼此发现、彼此成就。他是一个“直立的入侵者”（这个词组出自西班牙思想家奥德加·伊·加塞特），他来自西班牙，透过巴塞罗那的天窗出现在欧洲的舞台上。最初他被击退，但很快地占据了一个桥头，最后变成一个征服者。

20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毕加索经历了数次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往返，而在两种社会和文化土壤上的生长也影响了艺术家创作中的几个重要节点。格特鲁德·斯坦作为毕加索重要的好友与作品收藏者，沉迷于挖掘画家身上深刻的西班牙性。“20世纪的绘画是由在法国的西班牙人主宰的。世界为毕加索做好了准备。他不但是全部的西班牙绘画，而且是存在于西班牙日常生活中的立体主义。”

这种西班牙性直接体现在画家色彩的使用上。在格特鲁德眼里，西班牙并不像其他南欧地区那样色彩缤纷，“它的颜色就是黑”，那里的女人时常穿着一身黑，干燥的土壤呈现金色，天空蓝得发黑，哪怕有星光的夜晚也是漆黑的，或是非常非常深的蓝色，风轻云淡，一切都是黑色的。西班牙的这种忧郁特质唤起了毕加索的性情，也开启了他“蓝色时期”的风格。但敏锐的格特鲁德显然忽视了西班牙也不乏斗牛、狂欢节与弗拉明戈服饰上浓重的红色与黄色（这也正是西班牙国旗上的代表色）。这种神秘忧郁与热烈狂放的矛盾特质始终存在于画家身上，让我们能在展览中看到诸如《狂欢节海报设计》中的阴沉与怪怖，和《小幅裸女坐像》里难以自控的激情。

历史上并不只有一种西班牙，而是有好几种西班牙。“每个西班牙人都不一样，但每个西班牙人都是西班牙人。”新近的毕加索传记作者玛丽·安·考斯指出，毕加索强烈情感中的悲剧力量和令人抽搐的美感，远远超过一切，在深层是西班牙式的，在根本上是加泰罗尼亚式的。而与毕加索的“西班牙意识”共存的是四种基因的相互刺激：西班牙摩尔人、摩尔基督徒、罗马公民和高深莫测的伊比利亚人。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毕加索作为一位具有无限风格的艺术家的存在。

本次展览呈现的《兄弟俩》中有着来自西班牙北部戈索尔的赭石色调，《母与子》（1907）与《女子半身像（费尔南德）》（1906）展现了源自古代伊比利亚雕塑和中世纪圣母像的启发。《戴帽子的男人》（1895）和《树下三人》（1907-1908）透露出的是毕加索最崇拜的三位西班牙大师——戈雅、委拉斯开兹和格列柯——的重要影响，他们精湛高超的创作中潜藏着导向现代的躁动基因。还有《静物：罐子与苹果》中对17世纪西班牙画家胡安·桑切斯·科坦静物画中冷峻气质的继承，以及早期素描《斗牛》（1894）中对加利西亚省日常风俗的关注也为毕加索成熟时期及晚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牛、牛头、牛头人身怪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毕加索说：“立体主义源于西班牙，我发明了立体主义。”“我就是流亡的西班牙。”在西班牙传说中有一种名为杜安德（Duende）的精灵，它与艺术有关，诗人费德里戈·洛尔卡曾将其与缪斯和天使进行区分：缪斯代表着导致启蒙的古典主义精神，如普桑的艺术；天使代表着导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明晰，如达·梅西纳的艺术；而杜安德更为西班牙人所重视，因为它向死亡挑战，艺术家必须与杜安德战斗，当天使和缪斯满足于和谐的韵律时，杜安德却伤痕累累，而在创伤的复原中，人在作品中体现的天才和创造力将永不终结。在毕加索身上汩汩流淌着的，便是西班牙的杜安德之魂。

19世纪的天才与20世纪的神话

当阿波利奈尔在1907年造访毕加索画室看到墙上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时，这位英年早逝的“立体主义诗人”认为这幅画将会毁了毕加索的前程。当时的他未曾预料到，正是由于这幅基于塞尚的观点而创作的画，后来最知名的毕加索传记作者约翰·理查德森给这位西班牙人冠以了“现代生活的画家”的称号。

“天才”这一指称放在毕加索身上从来都不会被认为是过誉。这个自信自恋自大的西班牙人曾说过：“我是国王。”

创造精神至上。毫无疑问，毕加索献身于自己的创造性，亦为之着迷。就这一点而言，毕加索是一个“19世纪的天才”。

围绕毕加索的神话首先关乎这样一个迷思——重要的不在于艺术家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这是艺术家自己的表述，他甚至还补充道，塞尚和梵·高身上强烈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前者的焦虑与后者的痛苦。毕加索的持久魅力离不开被他所证明的这一信条——艺术家身上的创作精神是一种将“他所是”转化成“他所做的”的能力，而不是那种更为常见的、由“所做”而成就“所是”的存在主义观点。他的艺术活动与现代主义“求新”的一面相契合，与新世界对于新的主体性的呼唤深刻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我们需要：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速度！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家！20世纪的艺术家们给艺术史、哲学理论与艺术批评带来了许多新的议题，尤其是关于各种“边界”的思考——艺术与非艺术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艺术与生活的——毕加索和杜尚无疑是其中最早引诱我们去重新思考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的人。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1907年挂在画室墙上那幅最初名为《哲学的妓院》的画，这幅将会成就毕加索天才之名的画——诱使毕加索创作出它的除了无法夺走的天赋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历史情境。世纪之交往往也是多事之秋，画家的童年至青年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文化通过科技再造自身的速度最快的一段时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加速状态中发展，艺术也不例外。如何在绘画中令人信服地反映这些巨大的转变？甚至是对未来做出预言？立体主义的创造者是第一批做出回答的艺术家。而1907年举办的塞尚纪念展无疑启发了毕加索对于透视与观看的继续探索，与马蒂斯的竞争进一步激发了他在创造性工作上的忘我投入。与乔治·布拉克的相识并结盟则将这一幅画的能量扩散为一种风格、一场运动。

立体主义从多个角度给出了它关于现代性意味的答案。

在题材的选择上，它对日常生活中具有实用功能的、廉价的、来自工业批量生产的人造物，如桌子、杯子、报纸、烟盒等，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立体派画家似乎想歌颂一种以前从未被艺术认可的价值：制造物的价值”。在《烟斗、杯子和扑克牌》中，三种日常用品被处理为失去了明确空间关系与抽离了功能性情境的物体，它们由简洁的几何图形所构，并被三个嵌套的矩形牢牢框定在平面上。

在媒材的使用上，综合立体主义创造出的拼贴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创作材料的范围。《持烟斗的男子》（1914）中使用了真实的印花布料作为男子的花衬衫，《小提琴与乐谱》（1912）中的乐谱是一张真实的乐谱，《小提琴》由涂上了油漆和纹饰的工业金属板做成，而《习作》这幅画则实现了艺术家古典风格与立体主义风格在同一画面上的拼贴。油布、纸板、钉子等可以随意在五金店中获得的物件进入作品，挑战了艺术是某种优雅之物的资产阶级趣味，更重要的是，这宣示了艺术家拥有了一种新的自由，那种应用自己所选择的任何东西和方法进行创造的自由。

在观看的方式上，它推进了塞尚所提出的多视点的问题，解放了单一的、固定的线性透视对于表现对象及艺术家创作过程中蕴含的时间性的截断与封锁，它对观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它不再把画布作为一扇制造幻象的窗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人们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他们观看与被观看的方式改变了。”（格特鲁德）看呐，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被物理学发现不断缩小，过去那个给人以安全感和确定感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未知存在，这使得将事物拆分成互相联系的碎片的观点也显得合情合理。这种观看世界的新视角是对近来科技领域突破性大发展的反思与回应。视点的“敞开”与“打碎”使得立体主义在视觉现代性议题中被反复提及。

一战的出现是所有关于现代艺术的叙事中都无法逃避的一笔。毕加索立体主义阶段的顶峰也在战火之中结束。战前的世界是作家茨威格眼中“昨日的世界”，一个太平世界，一个太平的黄金年代，流金岁月，充盈着幻想与承诺的金色殿堂。而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时刻来临，人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尽管立体主义者们被认为是一些并不关心政治的人，是那种更热衷在艺术内部游戏的人，一种常见的观点还是将毕加索“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风格变化与一战后艺术界“回归秩序”的现象相联系。展览呈现了创作于该时段的，融合了雷诺阿与大洋洲艺术风格的《乡村舞蹈》和《初领圣餐者》，又以典型的拼贴之作《习作》（1920）来强调艺术家在多种风格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

1932年时毕加索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回顾展，这大概是第一个刚活过了半辈子就举办了自己回顾展的艺术家。天才的出现不仅会改变人们对未来艺术的期望，而且会改变人们对于过去艺术的理解。作为20世纪的神话，毕加索的现代意义不仅限于推进了塞尚的成就以及由此产生的源源不绝的知识生产，也不囿于他对现代艺术市场建制的巨大影响，他的存在，已经为艺术在现代文明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注入了新的内涵。

再见，毕加索

1901年过去了，1906年过去了……已经1972年了。

画家在去世前一年画下了这个想象中年轻的自己。这是本次展览中最打动我的一件作品：一种尘埃落定的宁静，一种简单的存在状态，一种平淡的自我接纳。落笔之后，他不再困扰于是将自我束缚于老人、小丑，还是火枪手或者牛头人身怪之中。也许画家不认为他的自我存在于自身之中，而认为他的自我是画中形象的投射，他就活在他画面的投射中。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主体意识的艺术家，无论是在充满了一生大部分时光的创作中，还是那完全搁笔的短暂两年时间里，他都走在自我追寻的道路上。

他是西班牙的杜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