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无数陆文婷这样的星星，组成了祖国灿烂的夜空
来源：光明日报 | 饶翔 2019年08月30日07:48
1980年1月，《收获》杂志发表了女作家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引发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小说成功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陆文婷的典型形象，歌颂了以眼科医生陆文婷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默默工作、忘我奉献的优良品质，概括了在新中国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面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背景下，小说也敏锐地触及了一个富于时代意义的社会问题，显示了作者的艺术良知与勇气。时至今日，小说中“为中年干一杯”的憧憬与祝愿，仍具有现实意义。
《人到中年》手稿，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图片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我熟悉陆文婷们的经历和处境，了解他们肩负的重担，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
1979年夏天，谌容开始构思一部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小说——一方面，他们在单位是骨干，在家庭是顶梁柱，微薄的收入和累人的劳作使其不堪生活之重；另一方面，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凭着良知，尽职于社会，尽责于家庭，满怀激情地迎接新时期的到来。谌容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她觉得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中，医生尤为可贵，于是决定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一名医生。为此，她阅读了医学方面的书籍，又通过私人关系，来到同仁医院眼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深入生活。在同仁医院，谌容结识了眼科主任，并经她特许，进入手术室实地观摩手术。与众多业务精湛、辛勤工作的医生面对面交流，使她要写的主人公形象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这便是小说中的眼科大夫陆文婷。
这一年，谌容43岁，与她要塑造的主人公年龄相仿，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1957年，谌容从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经常晕倒，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简，工作关系转到教育系统。她曾几次被分配到中学任教，都曾晕倒在讲台，不能任教。正是在无事可干的苦闷与不甘中，她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拿起笔开始创作。“文革”结束后，她满怀激情地创作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这期间，原单位没有批准她的创作假，开始停发她的工资。身处逆境，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一声不吭地伏案写作。病犯了昏过去一阵，醒过来又趴在稿纸上。就这样，她以顽强的毅力写完《光明与黑暗》（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写出了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发表在巴金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
《永远是春天》发表后被茅盾点名称赞，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谌容的现实处境。“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就是啃两个冷烧饼，就一杯白开水，伏在三屉桌上写东西的”。那时，女儿刚上小学，家务负担很重，然而，“有时写起东西来，半个月不扫地的时候都有。女儿看到邻居家的妈妈，每天细心地给自己的女儿梳小辫，回来就对我噘着嘴生气。……我也没有时间给他们做饭，常常是早晨把一天要吃的东西放在炉子上，他们回来自己热热吃……”这些生活感受与细节被谌容写进了《人到中年》。
尽管谌容表示“我不是医生，不是陆文婷”，“我只是‘这默默无闻的众多中年人中的一个’”，但她显然对陆文婷们的遭际感同身受：“我熟悉陆文婷们的经历和处境，了解他们肩负的重担，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新人，他们应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各条战线都有陆文婷。”
1979年，谌容（右）在北京同仁医院体验生活
让社会关注一下这些默默无闻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愿望，使谌容坚持白天在医院体验生活，晚上在家构思创作。1979年10月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巴金叮嘱女儿李小林去看望谌容，在谌容家中，李小林看到了《人到中年》的草稿。“草稿才写了几章，她就拿去看了。说实话，对那种颠颠倒倒、虚虚实实的写法，我也是全无把握的，总怕读者不易接受。第二天，小林就跑来找我，连声说：‘读者完全可以接受。’这才坚定了我的信心，在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上作一些突破。”李小林催促谌容快些写，小说写完后很快就发表在新年第1期的《收获》上。小说并没有采用惯常的线性时间叙事，整个故事都从主人公陆文婷在病床上的幻觉展开，把现实和回忆穿插起来，通过复杂交织的联想来表现外部世界。这便是谌容所说的小说结构上的突破。
巴金：“我多么希望我能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谌容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陆文婷的遭遇在很多中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中国科学院有一对夫妇在信中说：读完小说他们曾哭了一场，当时他们为了节省时间，把女儿的头发都剪掉了。有什么办法呢？科学家要出成果，文学家要出书，为了事业，就得有所牺牲。
而更多的读者从陆文婷身上寻找到了榜样的力量。有一封信寄自遥远的边疆，倾吐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历尽艰辛、“超负荷运转”的小学女教师的心声：“我右手按着书，身子俯在办公桌上（因为书是借来的，怕别人拿走），左手时而擦去涌上眼眶的泪水，时而按住隐隐作痛的前胸。……亲爱的陆大夫，您在哪里？我恨不能立刻奔到她的床边，拥抱那垂危的身躯，挽扶她那初愈后难以支撑的病体。陆文婷，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以精湛的医术使多少病人重见光明，她有纯洁高尚的灵魂。她是真正的人，我好像看到她在捅炉子做饭，给孩子絮棉衣，她是可爱可敬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陆文婷的形象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她将与我相伴一生，她使我双眸更加明亮，对生活、理想、事业的追求更加执着，使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步子更加坚定。”
20世纪90年代初，谌容（左）与巴金在巴金家中
面对众多读者的热情来信，谌容在1980年7月7日的《工人日报》发表《写给〈人到中年〉的读者》，算是回信。文中写道：“有的同志把陆文婷比作天上的一颗星星，说她在我们的生活中静悄悄地放着光芒。我同意这个比喻。我认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灿烂的夜空。他们不求闻达，只把自己的血与力献出来，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多难的祖国。他们是伟大的一代人，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我想，陆文婷这个艺术形象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成了他们的朋友，就在于她大概是代表了他们。我写对了。”
小说在文坛也引起了轰动。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在《随想录》中，巴金专门用一节评述了《人到中年》，他说自己的侄女从遥远的边疆来信称“《人到中年》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中年知识分子的写照”，巴金进而感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里看到了他们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作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人到中年》发表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催生了二三十篇评论文章。《文艺报》的编辑刘锡诚在小说正式发表前便读到了校样，他先睹为快，振奋之余写了一篇评论，拿给谌容看。谌容嫌题目太过严肃，建议改为《为中年干杯》。很快文章就发表在《文艺报》1980年第3期上，这是评论《人到中年》的第一篇文章。
随后不久，1980年3月26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丹晨的评论《一个平凡的新人形象》。文章称赞《人到中年》塑造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陆文婷。“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眼科医生。她没有创造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也没有受过什么表扬和奖励；她没有惊人的才貌，也没有显赫的地位，可以引人注目。……正是在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年女医生平凡的生活中，谌容却挖掘出了她的内在的壮丽而崇高的精神美，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文章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出了阐释：“社会主义新人，无疑应该是指在两个时代交替之际，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体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历史发展方向的那样一种人物。在他们身上应该是渗透着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美好幸福社会而献身的炽烈的革命精神。”后来的一些评论文章沿袭并发展了此文的论点。如王春元在《陆文婷的悲剧与生活的阴影》一文中指出，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所塑造的乔光朴形象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当代新人，陆文婷与之相比，更富有民族情调，也更显亲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创造新人的典型方面，《人到中年》开辟了又一条新的途径。社会主义新人可以多种多样，陆文婷这个形象无疑是成功的。”
《人到中年》单行本，1980年6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独到的视角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在受到盛赞的同时，《人到中年》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作品的调子过于感伤低沉，不够昂扬。1980年7月2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晓晨的文章《不要给生活蒙上一层阴影——评小说〈人到中年〉》。文章说，“虽然在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有关方面已经做的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杀的。可惜的是，《人到中年》却把这一切都忽视了。在可爱可敬的陆文婷大夫身上，党的政策的阳光被一层可怕的阴影给遮住了。”文章进而指出：“……当一部分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困难面前感到信心不足时，作家是用作品鼓舞他们，还是给他们的灰心情绪加一层砝码？这正是我们当前文艺创作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出于捍卫《人到中年》这样一部优秀作品的目的，《文艺报》编辑部匆忙上阵，于7月10日在中国作协简陋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人到中年》座谈会。会议规模虽小，出席的却都是当时文艺批评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人民文学》编辑部原主任李清泉，《文艺研究》编辑部主任闻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朱寨、张炯和王春元，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的顾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志刚等。与会者一致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认为其成功之处，一是以独到的视角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当今的社会情况，主题具有普遍意义；二是成功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陆文婷；三是塑造了秦波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典型人物（参见刘锡诚：《写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
另一种比较集中的批评观点则认为，小说中刘学尧和姜亚芬夫妇因不满现状而去国离乡，作者对他们的行为寄予一定的同情，是不妥当的；甚至连前述肯定小说的评论家们对这一情节安排也颇有微词，认为是一处败笔。对此，谌容回应道：
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到要这么写，而生活的现实迫使我修改自己的计划。我到一家大医院去体验生活时，正有眼科的一位女大夫申请出国，她技术精良，年富力强。她爱人是外科有名的“快刀刘”。他们被批准走了。后来，这“快刀刘”老在我脑子里转。我甚至不愿给这个人物别的姓，就写下了刘大夫。我在内科的“顾问”，也是一位年轻精干的医生，他外语很好，对心脏病颇有研究。《人到中年》中有关描写心脏病的章节，是他帮我定的稿。遗憾的是，在小说问世之后，我到医院给他送书去时，他也已远在海外了。这使我从另一方面感到解决中年问题的迫不及待。确实，他们是不该走的，也是不愿走的。关于他们不该走，人们谈得不少；关于他们不愿走，人们往往不注意。我曾犹豫，要不要把这些写进小说里。后来，我还是写了。我认为，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们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
从陆文婷到蒋筑英
事实上，《人到中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一段时间里，谌容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家中采访她，看到“由于过度的脑力劳动，她那本来白皙的脸有点发黄了，眼圈也泛出黑晕”。1980年5月的一个上午，她正伏在那张破旧的三屉桌上，修改她的新作——中篇小说《白雪》，突然又晕倒了。在病中，她写下了散文《病中》。静卧在病床上，关于小说的种种议论纷扰依然在脑海中回荡。她不由想起了病中的陆文婷的一段思绪：
她肩上的重担卸下了，种种操劳免去了，似乎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过去的足迹，去探求未来的路。然而，脑子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什么也没有。啊，多么可怕的空白。
脑子里空白是可怕的，谌容心想：但我宁要这空白，不要这纷扰。躺在病床上，她又构思了两个短篇小说：《周末》和《玫瑰色的晚餐》。此外，一部中篇小说《太子村的秘密》也有了轮廓。
好在那一年，情况终于有了转机。8月份，有关方面落实政策，谌容被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原单位也补发了扣发3年的工资。拿到钱后，谌容没回家，径直到商场买回了电冰箱和洗衣机，一来是个纪念，二来也是为了表示对家庭的负疚之意，因为在最困窘的时候，谌容像她笔下的陆文婷一样，甚至没有能力给儿子买一双白球鞋。
尤劲东创作的连环画《人到中年》
然而，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要建设四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巴金在《随想录》中语气很重地发问道：“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心情舒畅，多做工作、多作贡献，有什么不好？！即使办不到这个，把他们真实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又有什么不好？！”
知识分子问题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1982年，《光明日报》组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也许因为《人到中年》产生的反响，便邀请谌容撰文，但谌容感到“写《人到中年》，不过是写了一些从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和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谈不上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什么研究，因此始终未敢动笔”。直到1983年从北美访问归来后，她读到了前一年《光明日报》关于蒋筑英的报道后，感触良多，便提笔写下了《从陆文婷到蒋筑英》，发表在1983年2月3日的《光明日报》。
蒋筑英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中年光学专家，他才华横溢、刻苦钻研、不计名利，为四化建设鞠躬尽瘁，43岁便英年早逝。他去世后，《光明日报》刊发了《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等报道和蒋筑英妻子的祭文《永存的慰藉》等纪念文章，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同一时期，《工人日报》也集中报道了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的事迹（终年仅47岁）。胡乔木在随后发表的《痛惜之余的愿望》（载1982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一文中指出：
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长春光机所和骊山微电子公司没有照顾好蒋筑英和罗健夫。但是痛定思痛，我们仍然不能不想到，在这些方面未必没有许多欠缺。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严格的“强制措施”，让他们得到稍为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得到比较接近于必要的休息呢？
谌容含着泪读了胡乔木的这段话，她感到蒋筑英就像是现实版的陆文婷。在小说中，谌容让陆文婷活了过来，因为不愿意她死——“陆文婷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偿还，她应该活着。于是，我让她活下来了。”然而，现实生活中，蒋筑英却死去了。谌容为此痛惜道：“可惜，你不是陆文婷，不是一个‘艺术生命’。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不能用这善良的愿望把你救活。你去了……”
在《人到中年》发表两年多后，作为现实版陆文婷的蒋筑英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也证明了谌容作为一名作家超前的敏感性。而她此时也敏感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得到解决。在文章的结尾，谌容写道：“值得告慰的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方面的许多‘欠缺’，正在得到补全。忠魂在天，俯视这块生养他的大地，看到这种种变化，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此时，正值电影《人到中年》上映，谌容表示“衷心希望这部影片快些‘过时’，希望它只具有历史价值而没有现实意义”。
电影《人到中年》剧照
“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电影《人到中年》的改编也一波三折。据导演孙羽回忆，他流着泪看完小说，激动不已，非常想拍这个戏，当和谌容联系时，得知西影厂有人表示也想拍，但是西影厂的领导不同意。“我一听就赶紧跟我们长影的领导表示要把这个本子拿下来，谌容只要求一点：‘绝对不许改变这个戏的主题’。”孙羽和文学编辑肖尹宪在厂长苏云的支持下，拿到拍摄权，由谌容亲自担任编剧。
1981年4月，《人到中年》电影剧本修改完成，摄制组成立。但在长影厂党委会上，多数人不同意拍摄，省里的意见也是“缓拍”。一年后，1982年春，创作环境有所宽松，《人到中年》的拍摄才重新启动。王启民和孙羽联合执导，潘虹饰演陆文婷，达式常饰演傅家杰。
电影《人到中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潘虹和达式常的表演。影片中，达式常饰演的傅家杰三次给妻子陆文婷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首诗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圆明园废墟。热恋中的陆文婷深情望着傅家杰，傅家杰柔声念道：“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
1982年年底，影片完成送审，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了一次在京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观看《人到中年》的座谈会，大家观影时激动不已，一片唏嘘，舞蹈家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女排主教练袁伟民这么一个硬汉也忍不住掉泪。去医学院放专场，大家在看时就喊起口号，泪眼模糊地喊着：“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影片《人到中年》的主要外景地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据当年参与影片拍摄的医生回忆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他们的待遇渐渐好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鲁迅美术学院学生尤劲东看过小说《人到中年》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种熟悉的美好的东西在心里立了起来，于是决定将它画成连环画，作为毕业创作。他深入生活，勤奋创作，以美术形象完成了对小说的再创作。这套连环画成为中国当代连环画经典，也使尤劲东一举成名。
小说、电影、连环画都获奖并成为各自领域的经典作品，《人到中年》创造了属于它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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