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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小说创作领域，农村题材既出精品力作，又出文学大家，无疑是当代文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农村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数量较多，文学品质较高，构成了相互辉映的两座高峰。改革开放40年以来，农村题材依然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强劲势头，在第一届到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有38部优秀长篇小说获得彰奖，其中农村题材小说就有20多部，占据了获奖作品的半数以上。

从现代延伸而来的乡土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农村题材”取而代之，是因为此后的农村生活，已由自然化的乡村变为了集体化的农村，而后在改革开放的40年，“乡土文学”的提法又开始流行，也是由于农村生活的不断演变和围绕它的文学写作的不断拓展，使得“农村题材”的称谓已颇显狭窄。但实际上，“农村题材”与“乡土题材”并无本质意义的区别，论者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既根据需要也出于习惯。我这里对于两个概念的使用，“农村题材”更多指称“十七年”时期的此类写作，“乡土文学”主要指称新时期以来的此类写作。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迅猛前进，社会的现状与人们的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文学文化的层面来看，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博弈，以及两者在冲突与博弈中的对话与融合，仍然是社会演进的总趋势与生活形态的基本面。当代文学的农村与乡土题材写作，在具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聚集了跨越数代的实力派小说家，他们一方面在跟踪和记述这种由外到内的巨大演变，一方面又在这种艺术求索中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带动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持续性繁盛，也促进了整体性的小说创作向纵深发展。因此，70年的农村和乡土题材小说，既由“农村—乡土”一脉反映了社会生活深层变动中的主潮演进，又由“农村—乡土”的出色书写表现了当代文学自身的成功进取，显然具有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双重演进的重要价值与特别意义。

抒写新生活，描画新人物

新的时代迎来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催生新的生活，但在小农经济根深蒂固而传统文化又影响深厚的广大农村，这种除旧布新的转型却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作家们深入到农村与农民之中，创作出了一批表现农村新生活，描写农村新人物的小说作品，使得农村题材在“十七年”时期成为小说创作中枝繁叶茂的“常青树”。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发展，是我们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第9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新的时代迎来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催生新的生活，但在小农经济根深蒂固而传统文化又影响深厚的广大农村，这种除旧布新的转型却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那些长于农村题材创作的小说家，为了亲历和见证这一变化过程，更好地把握变动着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心理，纷纷以下乡兼职、落户农村等方式，深入到农村与农民之中，创作出了一批表现农村新生活描写农村新人物的小说作品，使得农村题材在“十七年”时期成为小说创作中枝繁叶茂的“常青树”。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村题材创作，短篇小说首先扮演了跟踪新变化、描写新生活的报春鸟的角色。这其中最为主要的代表，是马烽、李凖、王汶石等熟悉农村生活又造诣深厚的实力派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创作的马烽，上世纪50年代后以农村题材创作为主，而且写出了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韩梅梅》《三年早知道》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或者歌吟在新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一代，或者描写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受到教育的传统农民，作品常常由生机盎然的生活气息，托举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人物通常既个性鲜明，又天性幽默，由此也表现出作者十分熟悉生活和擅于描画人物的不凡才情。李凖由《不能走那条路》引起文坛的关注，由此他潜心农村题材创作，相继写出了《冬天的故事》《农忙五月天》等描写集体生产劳动给农民带来种种变化的作品，循着这一路向，他创作出了《李双双小传》，赢得文坛内外广泛赞誉。这篇作品由李双双和孙喜旺两夫妇日常生活的矛盾纠葛，写出了李双双这个正在成长中的新型妇女形象。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她的自我意识的萌动和人格独立的争取，都在于时代带来了新机遇，社会提供了新舞台，因而她满含底气的积极进取，实际上也携带了时代的新风。一直在关中平原深入生活的王汶石，从1956年起，相继写出《风雪之夜》《沙滩上》《新结识的伙伴》等短篇小说，他的创作稳扎稳打，篇篇都质量上乘。尤其是《新结识的伙伴》，由一次劳动竞赛会上的相遇相识，写了吴淑兰、张腊月两位妇女队长的不同性情与上进精神。两位各有所长的妇女队长看似互不服气，暗中较劲，实际上又以此种方式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手戏，把两位新型妇女向上向善的传统美德与争强好胜的进取精神，都揭示得丝丝入扣又神采奕奕。

对于农村生活更为全面地反映和更为深刻的揭示，还主要是由长篇小说来得以实现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比较有分量也比较有影响的力作，先后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等。

对农村生活十分熟稔的赵树理，在《三里湾》的写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熟悉生活、了解农民的艺术特长，作品把创办农业合作社的矛盾与斗争作为背景，而把主要笔墨放在人际关系的矛盾纠葛与家庭内部的观念冲突上，通过微波细澜的日常生活，来表现新的时代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动、人们心理的异动，及其碰撞与摩擦中的磨合与调整。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通过湖南一个山乡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建立，书写了农民从私有制的小农向集体制的农民转变的艰难过程，但由作品所着力描写的邓秀梅、刘雨生等先进分子，以及他们身上葆有的精明强干的能力与春风化雨的魅力，让人们看到了走在潮头的基层干部和先进农民的坚定引领。作品在日常化生活纠葛的演绎中，难能可贵的葆有一种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柳青的《创业史》是他长期落户长安县皇甫村的生活体验与艺术锤炼的出色成果。这部作品依然是以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但作者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描写面对合作社这个新体制、新事物，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心理接受过程。这里包括坚定的先进分子、犹疑的中间人物、顽固的落后分子，也包括党内的保守分子。无论是哪一类人物，作品都刻画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尤其是带头人梁生宝，对走集体化道路坚定不移，对犹疑者、后进者、掣肘者也循循善诱、积极影响，充分表现出新中国新农民的思想气质与精神风采。由于卓具矛盾冲突的尖锐性与思想蕴含上的深刻性，作品超越了写作时代的某些局限，而成为人们认识农村生活变迁和农民心理转变的经典性作品。

浩然的小说写作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但他影响更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艳阳天》。作品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合作社时期朝气蓬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精心地塑造了萧长春、焦淑红等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农村新生力量代表。由于作品的写作时间处于60年代前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但在时时紧绷的“阶级斗争”的主线之外，作品又由连绵而来的矛盾与冲突，使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活灵活现，从而使作品具有60年代的时代气质和艺术气息的鲜明特点。

捕捉新的矛盾及引发的讨论

为了走出一个时期对“写中心”的教条性提倡，对“写真实”的片面化理解，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些在农村题材写作上满含新意与锐意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发表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与批判，并引起一些评价争议与问题讨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入，都会在广大农村有所体现，并在农民心里激起各种回响。但农村社会由“私”向“公”的转化，农民生活由“旧”到“新”的变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安全新鲜的事物；对于主导这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说，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带有一定的实验性的方针和政策，也要到现实中去经受实践的检验。所以，“农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的问题确实存在。

而在广大农村，传统观念与固有习惯的交互作用下，总有落后分子屡见不鲜并难以改变。“十七年”间的一些农村题材作品，在切实跟踪和如实反映农村状态和农民心态的过程中，也触及了一些不切实际或带有“左”的偏向的政策和做法带来的新矛盾，触碰到一些后进分子不思进取的现实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些评价上的争议与有关问题的讨论。这种现象甚至始终伴随着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时隐时现，为我们观照农村题材创作所不可避绕。

为了走出一个时期对“写中心”的教条性提倡，对“写真实”的片面化理解，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些在农村题材写作上满含新意与锐意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发表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与批判，并引起一些评价争议与问题讨论。这样一些备受指责的作品，主要以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为多。

一直与基层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赵树理，在60年代初期写出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短篇小说，无论是老农民陈秉正的戴不住手套的一双手的劳作不休，还是基层干部潘永福摒弃虚假一套的苦干实干，透露出的都是为人处事的实事求是，农村工作的务实求真，背后暗含的是对当时的“浮夸”时风和虚假作风的反讽与抨击。这样不避锋芒的作品出现在“大跃进”余波未平的时期，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但作家并没有停止他的观察与思考，随后，赵树理又写出了以落后人物为主角的《锻炼锻炼》，把镜头对准“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落后农村妇女，通过她们借故躲避集体劳动，处处事事耍奸溜滑等，揭示了一些落后妇女变化的艰难、进步的困难等现实问题。

差不多同时，西戎也写出了短篇小说《赖大嫂》，描画了一个“无利不起早”的自私妇女形象。从多角度地反映生活，多层次地塑造人物上看，从提请人们注意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来看，这些作品都是对当时农村题材写作中某些缺失的必要补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意义，这些作品除去得到一些评论者的积极评价外，还在1962年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得到肯定。但好景不长，在随后的极左思潮抬头之后，这些作品又被冠以写“中间人物”的名号，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与批判。

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关于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是“十七年”间围绕农村题材创作的一次重要理论探讨。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侯金镜、康濯等对几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康濯写了长论《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并在大会上发言。文章对反映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概括的论述，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在这样的基础上，主持会议的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了“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他指出，1959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比较少，而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农村题材最主要的议题。他认为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不可能有现实主义；而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上浪漫主义；关键在于向现实主义深化。而现实主义的深化，又必须克服人物塑造上的简单化和单一化问题。他还认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强调写他们是应该的。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状态是大多数，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他们身上。文学作品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就不能不写他们；文学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也应该注意写他们。

邵荃麟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因为概括了许多作家评论家的意见，在当时赢得了一些人的赞同，也引起较大的反响。可以说，邵荃麟的这种主张由农村题材创作提出问题又超出了农村题材领域，旨在更大范围内克服创作中的弊端，引领创作进而深入发展的一次重要理论出击。但到1964年，邵荃麟颇有见识与勇气的文学意见，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遭到全国范围的批判。“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在创作上几起几落，他们的创作特色未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追求，也并未完全得到实现。这是“山药蛋”派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农村变革的鼓与呼

改革开放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一些小说家开始在农村题材上潜心耕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写出了一批反映农村新变化，描绘农民新人物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农村题材不仅接续了“十七年”间的深厚文脉，而且在新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拓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1979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第1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使党和国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安徽小岗村以大胆试行包干责任制的做法，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作为社会敏感神经的文学，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依然意犹未尽的时候，一些小说家就开始在农村题材上潜心耕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涌现了一批反映农村新变化，描绘农民新人物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使得农村题材不仅接续了“十七年”间的深厚文脉，而且在新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拓展。

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是较早反映农村变革给普通人带来希望的小说力作。原本“顶没有价值的庄稼人”冯幺爸，被村支书叫来指证一场纠纷时，没有顺从村支书的暗示行事，而是公正地指出了事情的原本真相，原因在于“国家实行责任制”，“放开了庄稼人的手脚”，他觉得自己可以不听从任何“神明”，终于挺起了自己做人的腰板。作品由一桩小事为由头，写出了社会变革给普通农民带来的人的觉醒。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赵本夫的《卖驴》、邹志安的《喜悦》等短篇小说，都侧重于描写庄稼人随着农村变化而发生的或显或隐的觉悟与觉醒。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则由命运不济的普通农人的种种“折腾”，反映了农村的深刻变化和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

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创作，卓有特点又较有影响的，是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三部中篇小说，都是以小山村为场景，书写农村小青年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小故事。

《小月前本》里门门、小月，《鸡窝洼的人家》里的禾禾，《腊月·正月》里的王才，都是并不起眼的小角色，但他们却并不甘于平庸，或者敢于创办小吃店，或者勇于走出小山村，哪怕遭受挫折，也不屈不挠。他们之所以敢闯敢干，无所畏惧，都在于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生机，敏感又活泼的他们，愿意在新鲜事物的尝试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安放自己的未来。路遥在这一时期写作的中篇小说《人生》，虽然主要的笔墨在写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面临人生与爱情的选择时既心动不已又犹疑不决的艰难抉择，但作品中对时代气息的渲染性勾勒，对于城乡交叉地带贯穿性的描写，也把改革开放怎样改变着城乡生活的面貌，如何鼓荡着置身其中的青年农民的心性，描写得真切动人又鲜活迷人。

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较早又集中地涉及到改革开放给农村农民带来命运转折的作品，是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浮躁》以陕西南部的仙游川为背景，写这里的人们在过去的生活贫困和官员腐败的双重压力下，几乎喘不过气来。改革开放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绝好契机。退伍还乡的金狗，既看准时机，利用媒体的力量揭露腐败官员，又把握时机，组织河运队，挺立于改革潮头勇敢前行。作者以金狗、小水、福运等年轻农人的自醒自立和自强，写出了在州河土地上新生力量的成长与成熟。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立足农村又超越农村，书写苦难又战胜苦难，出版以来一直热度不减。这部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前后10年间的农村生活变迁。作品里的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由于家境贫苦，出身贫寒，在“文革”时期备遭磨难。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孙少安由搞承包、办砖厂，走向了脱贫致富；而孙少平也如愿地离乡进城当了工人，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少安、少平的人生转折，既跟他们自己的奋力拼搏、坚忍不拔有关，更跟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正是时代的替嬗演变，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作品既描述了当代农村青年的事业打拼与人生奋斗，也歌吟了成全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的改革开放时代。

面对转型的忧与思

农村—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与现实主义相随相伴，在这方面涌现出了不少力作佳构，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文学经验。在70年间，作家追踪着生活的脚步寻找艺术节奏，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放飞艺术想象的蓬勃发展。

由于城乡的差异和发展的失衡等原因，我国农村在改革进程和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比如，青壮年外出打工劳动人口锐减，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增多，传统的乡土文化式微等等。作家对这些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些现象，不同方式地触摸到这些问题，并由笔下故事的起承转合与人物的喜忧哀乐，来体现自己的种种反思与忧思。

贾平凹在直面农村现状的写作方面，除去《浮躁》之外，还有《高老庄》《秦腔》《带灯》《极花》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农村在剧烈变化中的某些缺憾和某些失落。如“重农”由“重商”所替代之后，农村变得不伦不类，人际之间感情淡薄，传统文化快速衰亡，等等。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秦腔》，作品在家族传人夏天义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与传统的“秦腔”也日渐式微的相互交织的故事线索里，吟唱的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已辉煌不再的一曲挽歌。

在作品中表达了相似主题的，还有高建群的《大平原》、王华的《花河》等。《大平原》主要描写高氏一家从河南逃难到陕西后，在黄龙山安家求生的故事。高家的几代人经历了动荡、饥荒和战争，迎来了和平时期，但却因各种原因走向四面八方。第三代高家传人黑建原来位于城乡之交的住处，也因纳入了开发区而不复存在。乡村意义上的家，就这样无疾而终了。作品在农耕文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中，表达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惆怅。王华的《花河》以女性视角切入现实，通过栀子、百合、映山红等几位花村女性的沉郁生活，反映了联产承包30多年来农村由喧闹的田野变为寂寥的空巢的现实景象。进城打工的花村的男人们，经不住城市的各种诱惑，不是有了性病便是有了心病；而留守村里的花村女人们，长期得不到情感的慰藉，无边的压抑使得她们几乎走向了变态。原本的意愿是两全其美，最终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看到这样一些场景与情景，无不让人心里发紧，眼睛发酸，并随着作者的笔触去思索花村男人与女人们今后的命运。

还有一些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作品，因作者秉持了既审视现实又反观传统的深邃视角，作品在看似新异的故事中，内含了深沉的诘问。如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由青年女性的爱恨情仇、中年女性的婚姻困顿、老年女性的固守传统，写出了乡村女性各自的精神苦痛与人生坎坷。作品像是颂歌、挽歌与悲歌的多种元素混合而成的女性命运的交响曲。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写到蝙蝠村虽然迎来了改革开放时代，但天灾与人祸交织构成的种种障碍，仍使梁双牙、鲍真等农村新人在开展工作时步履维艰。改革需要新人的引领，新人需要成长的环境，这一切似乎还处于氤氲不明的状态中。但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是，梁双牙他们没有灰心，没有气馁，他们在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搭建自己的舞台，也在以新的方式重建与土地的关系。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书写了商业大潮和“重商”时风给农村青年带来机遇也造成迷茫的故事。从北京打工回乡的楚暖暖与志同道合的旷开田成婚后，两人瞅准开发楚长城所潜藏的机会，又开办公司，又大建民居，一味向着放纵私欲的邪路走去，结果导致两人离婚，旷开田也因涉嫌犯罪锒铛入狱。作品由暖暖和开田的故事，提出了如何致富和致富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先扬后抑的故事，读来令人深思和深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农村—乡土题材小说创作，还有多向度的延伸性发展，如80年代的“寻根小说”，90年代的“家族小说”等等。同时，农村—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也一直与现实主义相随相伴，在这方面涌现出了不少力作佳构，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文学经验。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线条粗疏、挂一漏万的概要描述，也可看出乡土题材小说在70年间，追踪着生活的脚步寻找艺术节奏，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放飞艺术想象的蓬勃发展。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走过这70年坎坷又辉煌的历程，拥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的文学经验，农村—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依然有着可寄予厚望的光明前景，并将为构筑新时代的文学高峰作出自己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