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都知道，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篇方式，对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最终成功与否，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此，曾经有学者以《红楼梦》为例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开头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也。尤其在《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中，开头不仅是全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能起到确定基调并营造笼罩性氛围的作用。至少，如以色列作家奥兹用戏谑的方式所说：‘几乎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假如《红楼梦》没有第一回，假如曹雪芹没有如此这般告诉我们进入故事的路径，假如所有优秀文学作品都不是由作者选择了自己最为属意的开始方式，或许，我们也就无须寻找任何解释作品的规定性起点。”①

更进一步说，一个恰如其分的开篇方式，还有着足以涵盖统领全篇的象征性作用。正如同《收获》的编辑在“编者的话”中所说：“小说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②不仅全书的总标题为“应物兄”，而且小说的第1节也叫“应物兄”，所以一开始就从应物兄这一人物形象落笔写起：“应物兄问：‘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什么想好了吗？谁来还是不来？一落笔，李洱即直指小说核心事件——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却原来，济州大学校长葛道宏在获知大名鼎鼎的儒学大师，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的程济世先生即将回国讲学的消息之后，便试图利用应物兄与程济世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应物兄在哈佛大学访学时，程济世是他的导师），把籍贯为济州的程济世先生延请至济州大学任教。为此，葛道宏准备专门成立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太和”的儒学研究院。一方面，应物兄本人是儒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与程济世先生之间又有着如此一种师生渊源，所以他自然被校长委以重任，成为儒学研究院最主要的筹备人员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同门师弟，原先一直在校长办公室写材料的费鸣，则被葛道宏校长专门委派来给他做助手。小说开篇处，应物兄的那句“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就是针对这件事而言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应物兄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正在洗澡的过程中。这样一来，“也就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应物兄的话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实际上，如此一种自言自语，一直伴随着他洗澡过程的始终：“虽然旁边没有人，但他还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也就是说，他的自言自语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你就是把耳朵贴到他嘴巴上，也别想听见一个字。谁都别想听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虫，有时甚至也包括他自己。”

依我所见，小说第一节的使命，固然是要给出儒学研究院的成立这样一个核心事件的发生缘起，但相比较来说，写出应物兄一贯自言自语的习性，恐怕才是这一节更重要的使命之所在。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应物兄到底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一种与众不同的习性。对此，李洱在接下来的第2节“许多年来”中，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许多年来，每当回首往事，应物兄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乔木先生。这种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让他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他因为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更加不合时宜的演讲稿，差点被学校开除。是乔木先生保护了他，后来又招他做了博士。”

虽然说在小说叙事过程中的故事时间也曾经回到过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乃至于更为遥远的五六十年代，但从叙事时间的角度严格来说，整部《应物兄》的叙事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从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进入所谓市场经济时代开始的。请一定不能忽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这个时间节点。什么时候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在我的理解中，叙述者这一时间节点的给出，其实非常明显地指向了业已消失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指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只要明确了这一点，自然也就会明白应物兄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多嘴多舌”，为什么总是会“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它与第8节中的一个细节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第8节曾经写到过应物兄回家上网搜索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在发现了自己二十多年前一篇评价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文章被贴出的同时，他更发现：“把文章贴到网上的这个人认为，他如今从事儒学研究，高度赞美儒家文化，岂不是对八十年代的背叛，对自我的背叛？背叛？哪有的事。我没有背叛自己。再说了，在八十年代又有谁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呢？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那只是不管不顾的一种情绪，就像裸奔。”

请注意，这里的一个语焉不详处，乃在于对八十年代时应物兄所从事专业或学科的具体介绍。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如果说启蒙思想来自于西方，那么，应物兄后来所从事的儒学研究，则很显然来自于中国传统。由此可见，从八十年代到后来的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应物兄，的确存在着一个由启蒙向儒学研究转型的问题。即使关于应物兄是否背叛了八十年代，背叛了自我的问题，我们可以暂且置而不论，但在中国学界，一种无法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进入了市场经济也即所谓“后改革时代”后，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大部分，的确存在着由启蒙向儒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转型现象。这一方面，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刘小枫。曾经以积极倡导所谓“诗化哲学”而一时名声大噪的刘小枫，八十年代特别醉心于西方文化神学的引进、介绍与阐释。因为这方面成绩的突出，他几乎变成了文化神学的代名词。但任谁都难以预料，就是如此一位沉浸于西方文化神学很多年的知识分子，进入九十年代后，竟然发生了简直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转型，竟然由西方神学转向了儒学研究。尽管无法确证李洱的相关描写是否与刘小枫他们有关，但我在读到小说中关于应物兄的相关描写时，却马上就联想到了刘小枫他们。尽管说应物兄曾经为自己的转型进行过相应的辩解，但在我看来，他的如此一种辩解却显得有点苍白，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然而，从小说的叙事逻辑来说，有了第8节应物兄转型这一细节的存在，第2节中关于应物兄在“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曾经“多嘴多舌”与“不合时宜”的描写，也就获得了相应的事理支撑。毫无疑问，应物兄在当年的“多嘴多舌”与“不合时宜”，不仅指向了他曾经坚持的启蒙思想立场，而且也更进一步地指向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

事实上，正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多嘴多舌”曾经给他招来过祸端，所以，乔木先生才会借用孔夫子的看法来告诫应物兄一定要学活少说话：“起身告别的时候，乔木先生又对他说了一番话：‘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讨厌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发千言，不损自伤。’”紧接着，乔木先生又以俄语为例做了进一步的告诫：“俄语的‘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管住了舌头，就管住了语言，舌头都管不住，割了喂狗算了。”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导师乔木先生的谆谆告诫，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有来自于现实的深刻教训，应物兄决心尽可能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一个无法否认的问题却是，他的心里面是有那么多话想说。没想到，应物兄再三自我克制的一种结果，却是一件奇怪事情不期然间的发生：“但是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好像就停止转动了；少说一半，脑子好像也就少转了半圈。”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脑子失去思考能力吗？经过了一番肯定不无艰巨的努力之后，一种语言的奇迹竟然在应物兄身上不期然间发生了：“他慢慢弄明白了，自己好像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有话就说，边想边说，不亦乐乎？”

常言说，上帝在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也往往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我想，应物兄自言自语行为的生成情形，可以说庶几近之也。就这样，伴随着应物兄表面上的日渐沉默寡言，“他还进一步发现，那些原来把他当成刺头的人，慢慢地认为他不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没有少说。睡觉的时候，如果他在梦中思考了什么问题，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肯定是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火。”这样一来，应物兄也就奇迹般地成为了一个特异功能的具备者，尽管说这种特异功能并不为人所知。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应物兄的由“多嘴多舌”而沉默寡言，其实隐喻表达着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应物兄某种思想功能的被强行阉割。与此同时，假如我们把应物兄“自言自语”习性的生成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那么，作家所真切写出的，恐怕也正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究竟会在这样的一种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到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构建。更进一步说，借助于如此具有原创性的艺术构想，李洱不动声色地写出了知识分子自我精神世界一种巨大的撕裂感。由于在我个人的理解中，长篇巨制《应物兄》最不容轻易忽视的思想主旨之一，就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勘探与书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洱所精心设计的小说开篇方式，自然也就拥有了足以涵盖全篇的象征隐喻意味。

注释：

①张辉《假如<红楼梦>没有第一回》，载《读书》杂志2014年第9期。

②《收获》编辑《编者的话》，载《收获》2018年长篇专号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