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年以前，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老师联合主持召开了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当时我正迷恋《三体》，并且隐隐感觉中国科幻正在形成一次新浪潮，所以我特别希望两位老师能请来科幻作家。记得开会的时候，中国文学的众多名家都到场了：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骆以军，以及徐则臣、蔡骏、任晓雯等青年一代的佼佼者。我在人群中第一次遇到了韩松和飞氘，他们两位的表情似乎都有点局外人的默然和严肃。后来我读了韩松会后写的文章《为科幻而活着》，我才了解，韩松和飞氘对科幻作家受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意义，有着一种特别认真的使命感。当时从北京出发到上海来，他们好像都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心态。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轮到他们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余华和苏童就坐在我身后，他们一直都在快乐地交谈。但当韩松开始发言的时候，全场都静下来了，韩松大概讲了十分钟，飞氘紧接着发言，余华和苏童的方向没有一点声音，他们都在认真倾听。我注意到台上坐着的徐则臣、任晓雯等也都在认真倾听。陈老师听得特别认真，王老师似乎挺起了身子，神情专注。我们都在认真倾听。后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科幻新浪潮第一次浮出海面，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但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也真正说明了我们批评界的无知。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甚至可以上溯到一九八九年。那一年春天，刘慈欣写了《中国2185》，并在北京出差期间滞留旅馆的一个夜晚里，构思了《超新星纪元》。一种全新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一种打破文体束缚的写作，一种敢于面对未知的先锋精神，已经在刘慈欣的头脑中成型。一九九九年，刘慈欣发表《乡村教师》，将璀璨宏大的宇宙史诗和荒芜贫瘠的中国乡村完美地结合起来。二○○○年，韩松发表《火星照耀美国》，重写新中国未来记，描绘出乌托邦与恶托邦的双身同体。与此同时，王晋康在《蚁生》《十字》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探讨中国社会的伦理问题，其反思的内容包括了从“文革”到新世纪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二○○六年，《三体》开始在科幻迷中走红。二○○八年，《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到二○一○年我们开会的时候，中国科幻新浪潮已经有了至少十年的辉煌。不久之后，《三体》最后一卷《死神永生》出版，迅速进入了中国小说畅销书的行列。我有幸成为这部小说发表之前最初的读者之一，我是在飞机上读完它的，当时我的兴奋之强烈，让我荒诞地想象着我们的飞机已经飞向小说结尾那样诗意的小宇宙：小太阳的光芒，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闪亮着。

二○一○年，中国科幻的创世纪已经完成了。

上海会议之后，不知道有多少杂志和报纸抢着要做科幻的批评专辑，飞氘的发言稿在《上海文学》发表，题目是《寂寞的伏兵》。当时在会场的听众之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科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飞氘说，科幻更像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最后自生自灭。”飞氘对科幻的描述，本身就是一个科幻故事：“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锻造和挥舞过这把兵器的人们则被遗忘。”

飞氘的话显得有些悲壮。寂寞的伏兵，这个比喻指出了科幻在中国文坛的边缘地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中，科幻有过几次短暂的辉煌。改革初期，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曾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然而，科幻的发展却没有连续的历史。晚清一代作家将科学小说和政治小说结合起来的那种乌托邦想象，在民国初年就烟消云散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到苏联体制影响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重新创造了科学幻想小说这个文体。七十年代末期，这一代作家重返文坛，曾经短暂地创造了中国科幻的新纪元，但八十年代中期后遭遇挫折，从此科幻从读者的视野消失。直到九十年代网络兴起，科幻再次星火燎原，重生为一股不同凡响的新浪潮，不仅进入大众流行文化，也进入了文学体制和学院研究的视野。

将科幻比作寂寞的伏兵或神秘的武器，也暗示出这个文体在新浪潮作家笔下，已经具有了自觉的诗学意识。那就是科幻中呈现的，或许正是所谓的主流文学中不能呈现的内容。科幻的文学方法和美学技术，是主导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模式所难以企及的领域。灿烂的时空想象，崇高的心灵感受，现实生活的隐秘本质，梦想和现实的映衬，以及对于那些可能或者不可能的另类选择的思考——科幻在呈现世界的另外一面，我们生活在其中，却很少去认真观察和思考的一面。刘慈欣建议大家去仰望星空，这在雾霾严重的城市或许很难做到，但我们也可以仰望内心的星空，去梦想从未有过的世界。

在最近几年里，中国进入了一个梦想的新时代，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梦的提倡，也代表着中国在国家或者集体的层面上对于梦想的话语有了新的注解和诠释。科幻作家们最近也都屡屡提到中国梦，这或许说明了国家或者集体的话语诠释发挥了效果。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特别感动于韩松说的一段关于科幻和梦想的话。他在科幻中看到一种魔力，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看到的那样，它可以通过自由自在的想象启迪一个民族去梦想更多的可能性：“科幻让人无从预测，它们在文学上的新颖特别值得珍惜。科幻是一个做梦的文学，是一种乌托邦……能够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时代邂逅科幻，是一种幸运，因为我能梦到更多的世界。”（《宇宙墓碑》后记）

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崛起，与中国梦的兴起，有着一种隐秘的关联。在科幻作家的笔下，梦的技术将科幻诗学变得具体了。科幻是梦想的文学，但它也是解析梦的文学。科幻既是隐喻，但也是转喻的文学。也就是说，它用隐喻表现了梦想，但也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了转喻的关联。所以科幻有可能比现实主义还要现实。举一个例子，陈楸帆的《荒潮》描写他的家乡汕头的一个地区，原来叫贵屿，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荒潮》中的贵屿变成了硅屿，是中国未来新经济的腾飞之地，但它也同时被描写成了一个鬼域。百万民工默默地处理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电子垃圾，承受着致命的电子污染，他们被称作垃圾人，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荒潮》的梦，是写了一位垃圾女孩小米，在遭到残暴欺凌的时候，意外地受到一种尚在实验中的人工智能的感染。小米从最卑微的底层站起来，变成了拥有强大力量的赛博格（cyborg）。陈楸帆没有给这个故事加上《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那样浪漫的情节，小米没有成为点燃反抗怒火的女英雄。她被毁灭了，但梦想不会毁灭。当中国梦在冲向新一轮的富强的时候，荒潮也在涌动，人民也在梦想。我们中间也许没有赛博格，但我们中间有的是像小米这样的女孩。

如果中国需要中国梦，人民同样需要科幻。在中国梦的年代邂逅科幻，人民的文学有了新的可能性，可以梦到更多的世界，可以有更多版本的梦。假如中国梦是一个海洋，那么每一个有着心灵和思想的人的梦，都是一滴水。也许我们面朝大海的时候，谁也看不到那一滴一滴的水。但正像英国科幻小说《云图》（Cloud Atlas）结尾那句话说的那样：没有这许多滴水，哪里来的大海？

《人民文学》二○一二年三月，破例刊登了刘慈欣已经发表过的四篇小说《微纪元》《诗云》《梦之海》《赡养上帝》。《人民文学》的英文版期刊《Pathlight》也陆续翻译了韩松、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科幻小说。前不久，《人民文学》主编约请我为这次隆重推出年轻作家的科幻小说辑写一篇文章。最终得以发表的小说共有三篇，刘宇昆的《人在旅途》，陈楸帆的《巴鳞》和宝树的《坠入黑暗》。

刘宇昆(Ken Liu)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科幻小说，发表在美国科幻期刊上。他以超人的毅力翻译了《三体》第一卷和第三卷，但刘宇昆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幻作家。他用英文写作的科幻小说，迄今为止已经夺得英文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主要科幻奖项。他的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是唯一一部同时拿下雨果、星云和世界奇幻三个大奖的作品。他的《纪录片:终结历史的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A Documentary）透露出他对历史、政治、人性的洞见，并且在文字的层面反思写作，当历史被书写（被看到）的时候，历史已经在真实的意义上终结。

《人在旅途》原名《The Long Haul》。这篇小说也包含着对于写作本身的反思。小说的形式仿照美国《纽约客》或者《大西洋月刊》经常刊登的非虚构人物特写，没有惊人的情节，却充满了具有现实质感的细节。小说假托发表在二○○九年的《太平洋月刊》，此刊曾在二十世纪初期流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即在那本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但一九一一年此刊即已停止发行。刘宇昆的想象中，这个杂志在二十一世纪还存在，这本身已经体现出另类的地缘政治想象。人在旅途，从刘宇昆的家乡兰州（繁华的中国西部大城）出发，前往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繁华的美国罪恶之城）。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旅行，中国生产的飞艇替代了波音飞机，“飞翔的中国佬”也就是“美利坚之龙”，中国技术和美国硬汉精神结合，告别家乡的中国女孩和浪迹天涯的冒险家搭档，这些元素是小说中跨越太平洋之旅的基本构架。

但小说看似波澜不惊的情节里，却还深藏着一层更为隐秘的意义。中国女孩叶玲据说是没有怀乡病的，但她执意给这台中国制造的东风飞毛腿（飞艇）画上巨龙的眼睛。当他们遭遇风暴的时候，叶玲告诉叙述者，“她（指的是巨龙）在最后一刻躲开闪电，在风暴中发现一个漏洞才得以逃脱。眼光犀利，我就知道在起飞前重新画好左眼是个好主意，因为那只眼睛注视着天空。”叶玲相信飞艇的超自然力量。我看不出叙述者是否相信她，但叙述者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旅程，怀乡病已经涌上心头。在这个采用非虚构形式写作的科幻小说中，科幻的想象是飞行中的巨龙，而文字的平凡与情节中神秘力量之间发生的张力，让读者有距离地观看到奇迹。如果这是梦境，刘宇昆给人们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像叶玲那样留在梦境里，也可以像叙述者那样选择回家。

宝树的《坠入黑暗》里的主人公则无家可归，这是一篇末日小说，与刘宇昆平静的非虚构叙述正相反，《坠入黑暗》有着科幻小说的经典情节，大起大落，在有限的篇幅里演绎太空史诗。宝树给小说一个英文标题《In to Darkness》，这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星际迷航》（Star Trek：In to Darkness），小说中有关黑洞的描写，也让我联想到不久前在美国上映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这些相似并不表明宝树受到影响，而是恰恰体现出《坠入黑暗》所具有的基本科幻元素。这是一篇经典模式的科幻作品：末日，人工智能，幸存者的选择及其伦理后果，以及幸福的结局——人类文明得以重建，并且比以前还要宏伟不知多少万倍。

《坠入黑暗》体现了科幻小说不可思议的崇高一面。这一点，宝树很像刘慈欣。宝树也正是通过为《三体》写作续集《三体X：观想之宙》而进入科幻界的，并且在两三年内已经跻身最重要的科幻作家行列。宝树的作品有复制刘慈欣的一面，方寸之间，深不可测，宇宙的宏伟和星际战争的辽阔都让人同时感到世界无限的广阔和自身无限的渺小。但宝树也有别于刘慈欣的一面：他的作品从来不吝于反讽和戏谑。《古老的地球之歌》是我最为喜欢的他的一篇小说，小说有着一种类似于《神曲》的庄严，但同时又是妙趣横生，后人类的想象作为镜像，折射出我们自己的时代。

这个科幻小说辑的三篇小说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陈楸帆的《巴鳞》。小说开头引用了亚当·斯密的句子：“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愤恨来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判断它们。”小说的核心在处理一个令人心痛的伦理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他者。这问题也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自己。陈楸帆设想出来自南海的巴鳞，类人而非人的族类，他会模仿人类的动作，惟妙惟肖，一丝不差，因此成为人类的玩偶。主人公在长大成人之后，想到要了解巴鳞的内心。这个朴素的同情心，让他用尽一切办法来进行科学研究，用虚拟时空来刺激巴鳞，但全都无效。巴鳞的内心世界对他紧紧关闭，他用他的视觉来判断巴鳞的视觉，用他的听觉来判断巴鳞的听觉，用他的理智来判断巴鳞的理智，但这一切都只会更加凸显出巴鳞作为异类的不可理解。

陈楸帆的作品，从《荒潮》到《巴鳞》，都写到了我称之为后人类状况（posthuman conditions）的情景。这个看似新颖的名词，其实指向的是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问题。我们如何来理解人，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非人。当我们在族群、国家、政治身份、性别、性取向的意识上来判断何为正常人、何为另类，以及区分你我、判断敌友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实践后人类政治。我们想当然自以为“人”的观念，制造了我们所惧怕的非人，也造成了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的后人类状况。《巴鳞》最为让人感动的地方，在小说结尾，主人公放弃了作为人的身份，完全用巴鳞的听觉、视觉和理智来看待世界。世界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世界了。世界中没有了你与我的差异。世界没有了人与非人的区别。这是科幻最为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真正面对未知，保持开放的心态，让世界多一点想象的空间。这或许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的重要原因。中国科幻新浪潮会继续它的创世纪，未来有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