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沈 鹏

晚饭花 汪曾祺

虽然我不懂书画收藏，但也知道每逢入伏皆需晒画的常识，概因自古至今，书画装裱必不可少的就是用面粉或淀粉调制而成的糨糊。伏天潮热，百虫俱生，为饱口福，虫们贪婪地啮食书画中的糨糊，致使许多名贵书画惨遭虫蛀！为避此灾，藏家们无不入伏晒画。

因为在北京、旧金山两地都有家，多年来行踪不定，入夏后为躲暑多住在旧金山，入伏晒画之事也就抛诸脑后了。今夏在北京，见蛰伏多年的轴画仍然插在一个大瓷瓶中，于是擦拭、展开、欣赏……暂且打住，我非藏家，既无历代书画珍品，又无画坛巨擘大师杰作，所藏不过是些当代文坛师友的酬酢之作。先说说姚雪垠先生于1990年11月惠赠的墨宝：

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

那年，先生八十整寿，时值他的大作《李自成》红遍华夏，他书此《七律抒怀》中的两句赠我，应该是为警示彼此。我看着他的满头白发和澄澈的双眼，说道：“诗中有哲理，哲中有心性。可以您的成就……”

他哈哈大笑打断了我：“成就？”继而微微蹙起双眉：“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五卷的《李自成》刚刚出版了三卷，后两卷虽然作好详细提纲并已写就大半，可以我的年龄、精力，怕是……”

“以您的身体和精力，我是信心满满，我们和广大读者一样，只待新作编辑出版了。”那时我尚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

雪垠先生精神矍铄、头脑机敏，他待人处世时从未失去谦逊礼让的君子风，大不像如今一些文场中人拉帮结派，自吹互捧，动辄以权威、大师自命，似乎天下文坛唯他莫属……先生还仗义疏财，最好请客，我们每次去他家拜访，必设宴款待。不光对朋友，凡是家乡有人来访，他也如此。一次，家乡来人，他立即命其子海天去买菜，当看见海天提着不多的肉回家，他很不高兴：“怎么就买这么点肉？”海天悄悄说：“咱家存折上就剩几百元了……”先生愣在那里，因为他从不管钱，他认为自己的稿酬很多，理应大气待人。字如其人，正因如此，他的书法才于劲健中见风骨，严整中见放达。

令人玩味的是汪曾祺先生的赠画《晚饭花》，画面中，晚饭花根茎苍劲，花叶鲜淋，在三处花开正盛的枝畔，还钻出几朵花蕾，她们正调皮地窥看这尚不解的新奇世界……题款是“硕儒先生长寿 丁丑年春 汪曾褀”。

看着这意趣盎然的画，不禁百感交集：谐谑、惭愧、追慕、怀念……那是1997年春，我五十八岁生日的上午，青年作家龙冬到我的办公室，为我送来了汪老的赠画。我顿时一惊：难道汪老知道我的生日？否则怎么会选择今天托人来送画，而且还题有“长寿”二字？想想觉得不会，因为他是长者，我们的交往并不深，谈话中也从未涉及过这个话题。我问龙冬是否与他说过？龙冬一脸懵懂：“连我都不知您的生日，我怎么会……”

汪老何以对晚饭花情有独钟并且画出来赠我？后来我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在他眼里，晚饭花用“村”、“俗”形容都不为过，最恰当的还是北京人最爱用的“怯”字。但它又十分地“野”，随便丢几粒种子到土里，就会赫然长出一大丛，“它不怕旱，不怕涝，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得病，也没见它生过虫”。汪曾祺家的旧花台上就长着一丛晚饭花，幼时的他每晚都去那里捉蜻蜓，时日一久，“看到晚饭花，我就觉得一天酷暑地过去了，凉意暗暗地从草丛里生了出来……有时也会想到又过了一天，小小年纪，也感到一点惆怅，很淡很淡的惆怅，而且觉得有点寂寞，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我终于读懂并由衷感激他送我此画的苦心：大俗大雅，生命的祝福，平淡中见诗心，哪怕是“歪打正着”，成了对我的“生日祝福”。

近年来，人们常将汪老冠以“中国最后一个真正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不管准确与否，足见他的与众不同。以我的体会，无论为人、为文还是生活情趣，汪老倒是从内到外都洋溢着一种藏也藏不住，也从未想掩藏的名士风：率真任诞、雅俗不拘、收放淡然、彰显本我……暂且不论此风长短，要比如今某些人的装腔作势、处处标榜、以无知充全知可敬得多。

展开沈鹏先生所赠书法，可谓飘逸放达、迂回婉转，写的是南唐李璟《摊破浣溪沙》中的两句：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其时，我与他并不相识，是我的老友、著名美术批评家贾方舟代为索求的。或许方舟同他说了我的家事：妻子与儿女于1981年赴美后，全家人已经两年多没能团聚了……沈鹏先生揣情度心，选书李璟此诗装裱后请方舟相赠，我自是如获至宝，挂在客厅最显赫处。小楼独居，每天不知要看多少遍，其书自然是愉目慧心，其词更是清心润肺，在雨夜尤深，更感李璟几乎是为我所赋。从未谋面的沈先生如此深知我心，我怎能不亲往致谢？于是那年夏天某晚，方舟带我去他家拜谢。当时的社会尚澄明，书画市场亦未出现，尤其是文人之间的交往，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甚至视请客送礼为庸俗。我们四人（沈鹏夫妇、方舟和我）坐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的院内（沈鹏先生当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清风徐来，边品茗边聊天，沈先生又当场挥毫，再赠两幅墨宝。人心何其纯净，艺术何其高雅！

在刘斯奋所赠的《秋灯话旧图》上，有一盏灯、一壶茶，秋风习习中，两位老友促膝话旧。此画纯属文人画，不事章法，重在意蕴，是我从美国回国去广州时斯奋赠给我的；以画推人，他大概是为纪念我们之间的友情而作。斯奋出自书香门第，才华横溢，我笑称他为“岭南大才子”。我们的友谊是因编辑出版他的三卷本历史小说《白门柳》结下的，《白门柳》的前两卷本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不知何种原因，他将第三卷拿到我任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三卷汇总编辑出版，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谈及此书的写作，他叫苦连连，那期间他正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既要处理公务又要写作，写了十一年才算完成。他如释重负说：“总算轻松了，《白门柳》了却了写作初衷，官场上也已适龄退休，以后再不写长篇了，只想以书画、诗文安度晚年岁月。”“反正你多才多艺，做什么都不同于常人。”我调侃他。他是我见过少有的不恋官、无官后又不觉失落的人。

欣赏着徐刚赠我的《野草无名图》，我们相互调侃的往事随即浮现在眼前：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聚餐后，徐刚送给我一轴刚裱好的画作。我深知他是以诗歌著称文坛，也听说他喜爱丹青，心想不过是借此怡情养性而已，而今拿到他如此郑重其事赠予的装裱好的画作，我速速告别众友，夹着画轴飞快地蹬起自行车，想回家一看究竟。我将这幅画挂在客厅墙上，连续两三天，闲时倒在沙发上品味，不管怎么说，的确超出我的想象。一个以笔赋诗的诗人未经名师授艺，竟能描绘出兰草的神韵，让我不得不在赞赏他的诗才之外钦佩他的灵性。我大他几岁，彼此间惯以兄弟相称，可无论何时何地，总少不了相互调侃，第三天，我忍不住拨通他的电话——

“老弟，猜我干什么呢？”

“还用猜？欣赏我的兰草呗！”

“真聪明，你的画和你的人一样聪明，所以我把它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当然该如此了，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特意花了六十多块钱送到琉璃厂去装裱的。”

“先别急，老弟。我欣赏了两三天……”

“怎么样？”

“构图、着色不错，兰之根茎也好，柔中有骨，颇有兰风兰魂。”

“嗯，懂我者，硕儒兄也……”

“可那兰叶，特别是叶梢，软塌塌耷拉下来，把那点兰风兰韵全耷拉没了……”

“你，你，真不够意思……”

之后，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经常将文人分为三种：才子型——才华横溢、慧心韵质，却往往恃才傲物，不事坚执；学者型——严谨、缜密、辛勤治学，却往往才气不足；工匠型——技法纯熟，才学兼缺，创意不多，数量倒也不少。徐刚兼具前两种，有才，又用功。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很少写诗，却成为中国最早一心扑向环境文学的写作者。为深入生活，他几乎走遍中国，终于以他的长篇巨作《大森林》拿下2018年度鲁迅文学奖，如今，他又潜心于考古写作。

贾方舟是我受赠书画朋友中相识最早、最会心通神的老友。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从人民日报社被发到内蒙古，方舟这个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当时是内蒙古《巴彦淖尔报》的副总编辑，原来他不仅擅长绘画，而且文采斐然。因为我的一篇投稿，他将我调入这家报社，自此，我们共沐风雨，一同经受边塞生活的洗礼。直到如今，我们的友情如五十余年陈酿的老酒，馥郁醇厚。他赠我的画创作于1980年冬，是用传统国画的工具材料画出的不同于传统山水画的学院派风景：秋末冬初，肃杀的树林，土地已呈白色，如初雪；近处，挺拔着深黛色的树干，苍黄无力的树叶虽极尽挣扎，却已拗不过瑟瑟冷风；远处的树林已灰白斑驳，林中却有两人向远方走去……这风景，我每次看都在沉郁与萧索中生出种种“解不透”：人生的风景，酸涩的回忆，温馨的互解，明达后的奔向远方……

后来我才得知，那时的方舟正陷入极大的矛盾中，因为他对西方现代美学越来越痴迷，可要放下几十年孜孜以求的色彩和画笔，又谈何容易？我佩服风姿儒雅的他内心的那股理性与刚毅。最终，他选择告别画笔，专心研究现代美学，并在美术批评领域有了新的建树。他寻到了自己的梦，如今已是受人尊敬的艺术批评家。

艺术自古便相通相借，亦如本文所写的几位朋友，作家可以习书作画，画家可以评美论道，而且个个出手不凡，这正是因为他们人格高迈、学问丰博。行文至此，颇想奉劝一些文墨不深、只会画几笔、挥几笔的“画家”和“书法家”，艺坛如山，书坛如海，还是要沉下心来，多读读纸上书，多走走人间路，多修持一下自己的心才好，切莫为了名和利，就盲目自称名家四处张扬叫卖，免得自己露怯，也还艺坛一片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