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太阳在早晨壮丽雄伟地升起，使小草以至于人，一切创造物都欢跃起来。

——别林斯基：《孟采儿，歌德的批评家》

人人都知道，隐瞒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美无缺的。要是你想隐瞒住一桩事情，就得隐瞒住与其有关的其他事情。

——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

奶妈，这个与女人的乳汁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字眼，永远是那么亲切、崇高，她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一时恩人，暂时替代别人家的母亲，只因为她有施人恩泽的资质和条件，她是一时之选，她的付出、美德，往往只在人的记忆里长久留存。

我和妹妹都得到过奶妈的恩惠，贫瘠的母亲先后把我俩送往她家，求助于她乳房里的汁液，这奶水的滋养，怀抱的承载，这李代桃僵的安排，令同一个女性成为过去

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重要人物。暂时的寄养，孩子活下去的权宜，将我们寄托于他人的怀抱和温存，于父亲母亲而言，既是无奈，也是必须。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患疾病的母亲，根本不拥有哺育自己孩子的资质——其实也根本不拥有生育孩子的条件。但我和妹妹，却以一年一个的间隔，不合时宜地降生于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把我们一家与乡村的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起初，我和妹妹对这家人并不拥有记忆，我们只是在生命混沌之时，走进一个小村子，进入一家人中间，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怀抱里撒娇、苟活。年龄渐长，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自己奶妈居住的村庄，她的音容才逐渐清晰、亲切起来，我们曾经被邀回那个小乡村，沿着去往烈士陵园的小路，去重新回味自己与奶妈一家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时断时续，维系的时间并不长。

也奇怪了，把我和奶妈联系起来的，是早晨院子里公鸡那起伏高亢的打鸣声。

1

在我们那个小城里，世界是不是已经醒来，早晨是不是如约而至，听命于鸡鸣的划定和提醒。街道两旁各类家属院居住的人们，理解早晨是否已经来临，依靠的往往不是钟表，而是家禽的声响。大家判断一天的开始，不是看太阳出来没有，而是公鸡打鸣没有。公鸡打鸣会早于太阳的出现，尤其是冬季，太阳像个懒汉，迟迟不肯露面，公鸡则心里最有数，它们最记得什么时辰是早晨，它们预告雄伟的太阳即将磅礴出现，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才会静悄悄地躲进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抖擞着精神，漫步在院子里，总之，它们比早晨醒来得早得多。这在当今听不到鸡鸣的孩子们看来，可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错，我和妹妹的小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鸡鸣这种属于农业社会的现象，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几乎小城的每家每户都养一些鸡、鸭、鹅、兔什么的，有实力和有雄心的，还会养羊、猪甚至小牛。小城的格局不大，与农村的距离很近，或者说，小城就被农村包围着，供养着，感染着，不自觉地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人们街上碰着了，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田野里的喊话，过年过节，亲戚之间要大吃一顿，像是村子里的流水席。小城的街道上经常有马、骡、驴、骆驼、羊的粪便，医院里经常收治一些被大牲口踢伤的人。狗，似乎从来就不算是农业社会的附属品，在过去的年代，城市里能够养得起狗的人家并不多，如果养，也只是让它看家护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宠物。小城里的人们只重视饲养家禽、肉用牲畜等。人与畜天然亲近，饲料就地取材，有什么就喂什么，有什么条件就养什么动物，有时候，从自己嘴里节省下一点点，也能让几只鸡凑合着活下来，催促它们长大，让它们补充家里人的营养。院子里的鸡、鸭、兔什么的活下来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生活资料过于匮乏，城里的一家人想混个饱实在太难。粮、蛋、肉、奶，全部凭票供应，是稀有品，紧俏得很。当时计划生育尚未实施，一家人往往孩子一大群，加上老人，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能吃上饭，能吃饱饭，能吃得好一些，大多要拜托这些家里养的小动物。如果家里再有个病人或老人，为保证营养，额外在饲养家畜的方面投入精力和心思，往往更必不可少。我们家人口不多，与农村缺乏天然的联系，根本没有在粮食等作物方面受到接济的可能，家里补充食物来源，基本上靠自己养的鸡、鸭和兔子。

我记得，每逢春天，住在家属院的人们就盼着卖鸡雏的人到来。这些人根本不用招呼，也不用通知，反正有一天，他们会挑着担子，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地走近，最后忽然出现在家属院的空地上，现身于人多的地方。由于他们的出现，家属院里的人才聚拢了起来。妇女、老人、孩子，兴奋地围在鸡雏担子的旁边。我们家每年都要买小鸡，挑选鸡雏是妈妈的一件大事情，她自诩有丰富的经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常常公鸡母鸡对半。有鸡不愁长，挑选这些小鸡雏，等于为丰富餐桌的食谱做准备，指望它们长大了，为家里下蛋，或有朝一日变成饭桌上的美味。

有鸡就会有打鸣的声音，就会有鸡窝，有鸡粪。鸡鸣之后，往往会招引来掏鸡粪的人。从我记事时候起，似乎就有一个精瘦的老头经常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我家的鸡窝旁边。早上，中午或下午，从不落下一天。姥姥让我和妹妹叫他杨大爷。

杨大爷挎着个几乎能拖在地上的筐子，手里拿着一把茅勺，每天把鸡窝里的鸡粪掏得干干净净。杨大爷的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他留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头发有些自来卷儿，是深褐色的那种。但他很少给人看自己的头发，老是用一顶帽子遮掩着，冬天是皮帽子，夏天是单帽子，不是旧的就是打了补丁的。他个子很高，裤腿在脚腕部紧紧扎着，见了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会浮现出慈祥和蔼的神色。

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有时会围在他那辆老旧的手推车旁，看着他掏粪。他会和我们逗几句闲嘴，神态向来非常和气。但有一次他发怒了，因为有个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随口叫了他一声“掏大粪的”，这随口而出的字眼儿使他的脸顿时变成酱紫色。他挥起粪勺，对着那个愣头青喊了句我们“后套人”最恶毒的骂人话——“个泡货”。这个词相当于人们常讲的“杂种”，北京人嘴里的“丫挺的”，与“婊子养的”是一个意思。杨大爷的威严厉色和凛然大喊，使小孩子们一下子愣在那里，随即疯也似的四散而去。

杨大爷主要是掏粪，也兼收一些旧货，还捡拾路边的废纸、废纸盒之类。我们家里有破布条、牙膏袋、废铁，也会拿去给他。杨大爷识字，这在当时他那个年龄的农村人里并不多见。他还会讲故事，讲乡下的一些传说。有次在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家属院院墙外边的一块空地上，杨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偷宝藏的故事。说是有个机智的农夫，是家里的老二，他日夜奔波，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有一天发现了一山洞的财宝，运回来一些，为了量这些财宝，他向哥哥嫂子借量器小升。嫂嫂为了搞清楚小叔子到底得了什么宝贝，就在升底下抹了蜜蜡，小升还回来之后，嫂嫂发现升底的蜜蜡上粘着一枚金币，于是怂恿丈夫也去找财宝。哥哥去偷财宝的时候过于贪心，又忘记了开山洞的口令，不幸遇难。弟弟掩埋了哥哥，娶嫂嫂为妻。后来，贪婪恶毒的强盗反复为难农夫，故事很长，后来农夫在一个美貌的姑娘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这帮邪恶的强盗。大家听得十分出神，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杨大爷都能巧妙回答，但有个孩子问，弟弟为什么能和嫂嫂结婚，这一下把杨大爷给问住了。

2

妈妈、姥姥经常念叨这位杨大爷，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才听妈妈和姥姥说，杨大爷就是我和妹妹曾经的奶妈的丈夫。这个消息大大地拉近了我和杨大爷的距离，我不再和小伙伴们围观他，不再和大家一起背后议论他，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更加柔和了，我们四目相对而视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停留，我甚至发现，他的眼珠比别人都要蓝一些，耳朵也比别人的大一些。我和妹妹有时候会守在鸡窝旁边，等待杨大爷的到来，但往往不成功，杨大爷越等越不来，你不等他了，他自然会来。有时候，姥姥会找一两件穿旧的衣服给杨大爷，而杨大爷有时候会带些苦菜、葵花籽之类给我们。我和妹妹最盼望的，当然是去杨大爷家玩，杨大爷也经常邀请我们，但妈妈怕给他们家添麻烦，爸爸则没空带我们去。

去杨大爷家里玩这种事情是由姥姥坚持和实施的，也只有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出行一般安排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她会带一些家里能带的东西，我记得，至少有红薯干等吃的，一些常见的硬水果糖，有一次居然带了一只自己做的鸡毛掸子，妈妈有次提议带一瓶驱虫的宝塔糖给杨大爷的孩子们。

夏天总能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连同去杨大爷家的印象。有一年夏天，我和妹妹随姥姥去杨大爷家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到底怎么来到杨大爷家的，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妹妹说是有人来接的，后来又说是杨大爷一趟趟用手推车推过去的，她甚至说可能是牵来了一只小毛驴拉过去的。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只清楚地记得，杨大爷家离我们“三完小”家属院并不远。等我上了学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非常不得了，紧紧挨在烈士陵园旁边，是个有庄稼、有树、有水的好地方。我们上学后，每年清明节排着队步行去扫墓的时候必定路过。

小城磴口历来得黄河水慷慨滋润，也备受黄河水患的威胁。黄河堤坝比县城楼房都高。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个是建了一座黄河大桥，打通了两岸的交通。再就是建了一座黄河排洪枢纽工程——俗称拦河坝。多年修黄河大桥和拦河坝过程中，不少解放军战士牺牲了，为安葬这些烈士，县里修了个烈士陵园。陵园距小城的中心大概有三四里路程，南面不远有个教堂，教堂的隔壁，是我父亲长期教书的中学，这已经是县城的郊外。我们家所在的第三完全小学家属院，则在城中心的西部，离烈士陵园不算远。

我和妹妹完全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遥远、行走的劳累，我只记得，一路上没有看到多少绿色树木，那些高大茂密的植物、树木在磴口县生长得异常困难，我们那里处处可见的是大批低矮的红柳和沙枣树，它们不是用来遮荫的，亦不足以供观赏。它们耐风、耐沙、耐寒、耐旱，以自己卑微的存在点缀着黄土黄沙覆盖的塞北景观。但离村子近了就不同了，一条小河有潺潺的流水，不少树木错落于村庄四周，杨大爷家的房子藏在一排排社员房子的中间。这种房子在磴口县的城乡结合部是常见的，外墙用带麦秆的泥抹着，屋顶也不全是瓦，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很协调。

这是一个很讲究整洁的家，家里的地面虽是夯实的土，但上面并没有杂物，不多的家具摆放得很整齐，靠墙一个支脸盆的铁架子上搭着条新毛巾，上方挂着一面圆镜子。靠墙另外一端架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锅灶连着土炕，炕上铺着席子，卷起来的铺盖靠在北墙。

一看到卷起来的被褥，我就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的。这是山东人的习惯——吃饭的大饼要卷，闯关东、走西口时铺盖也要卷。见到我的奶妈，听出她与我姥姥相同的一口胶东话，我更有一种家的感觉。在家里妈妈和姥姥都说这种话，想必奶妈也来自胶东一带。

杨大妈说话快人快语，声音高，对人热情，人精精神神、利利落落，一看便知是个勤快人，头发纹丝不乱，后背挺得直直的，胸脯很高，一身土布衣服，一双不大的脚上穿着干净的布鞋。奶妈见到我和妹妹，高兴地蹲下来，先拉着我的手，又拉过来妹妹的手，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她一边一个搂着我俩，仔仔细细地看我和妹妹，看得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盯着杨大妈的脸，努力想从她脸上辨认出一些往日的特征，我只记得奶妈的眼睛大小不太一样，一只眼睛双眼皮，另一只眼睛单眼皮，想到这里我留意了一下，果然，左眼单眼皮，右眼双眼皮，这使我昔日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回来了。她的皮肤还是白白的，只是现在没有那么白了，白上面又覆盖了一些浅浅的麦色，不过仍然健康红润。奶妈比之又干又瘦的杨大爷，真有天上地下之别，而且，她的年龄也比杨大爷小不少呢。姥姥拿出礼物，递到反复推辞的奶妈手里，不过，姥姥的鸡毛掸子受到了热烈欢迎。奶妈夸掸子做工考究色彩漂亮，姥姥说家里养了不少鸡，随手做了，凑合着用吧。她们俩胶东话的交谈，流畅而富于韵律，家长里短，一说起来，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3

很快，这家的屋子一下子涌上来好几个女孩，好像尽是女儿，没有男孩子的身影。她们一个个身材挺拔，很热情活泼，又很有规矩。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年龄最大的叫梅花，十五六岁，辫子很长，奶妈笑着说她已经是社员了。我只觉得她漂亮得很，简直有些像当时流行画片上的人物，身板同样很直，胸脯鼓鼓的，睫毛很长，眨起眼睛来扑闪扑闪的，双肩圆润而线条明晰，浑身热气腾腾。她的两只手很白，手指上有些可爱的小坑，等她把我的手拉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手其实很硬，有些毛糙，这让我的手本能地一缩，我这个动作自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说，“我的手粗吧？我每天都下地、喂羊喂猪，还要做饭、洗衣服，但我不怕。别不好意思，让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小羊吧。”说着，她招呼着我和妹妹出了家门。

杨大妈家的院子里有专门的羊圈，喂的羊不少，全是山羊，且大部分是能够挤奶的奶羊，它们有的脖子上拴着小铃铛，有的系着红色、蓝色布条儿，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原地站着吃草，有几只羊头上长着长长的角，它们看有人来了，就抬起眼睛不时地瞪大家一会儿，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不停歇的咀嚼。山羊的脸很瘦，皮紧紧地绷在脸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双眼皮，乌黑的眼珠，安静地瞪着陌生的来人。看小羊的时候，妹妹站在梅花的大妹妹枣花旁边。枣花比姐姐小两岁，扎个小辫子，穿件花格子衣服，她跟在我们一帮人身边，看了一会儿羊，看我们精力有些不集中，开始左顾右盼，胡说八道，就把我和妹妹叫过去，让我和她一起看家里的鸭子，她说鸭子归她管：“你看它们总是嘎嘎地叫个不停，都可能吃啦。那边那只黑鸭子，你看到了吧？它是这些鸭子的老大，特别霸道，总抢别人的食，不过它挺怕我的。”她说着，看着自己的姐姐梅花，咯咯地笑了起来，梅花听到这话握起拳头捶了她一下，枣花赶忙笑着跑开了。

妹妹一直被老三梨花照顾着，梨花是这几个女孩中皮肤最黑的一个，个子也有些矮，比枣花只小一岁，和我年龄差不多，她说家里的七八只鸡都归她管。我们看到了，她养的大部分是白色的“来杭鸡”，只有一只杂色的大公鸡。鸡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每天生蛋，就在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就有一只母鸡卧在鸡窝里不肯出来，梨花说这是正在下蛋呢。随后她捉住一只正要逃走的母鸡，递给大姐梅花，梅花会意地接过母鸡，在怀里抱妥了，熟练地把手伸进母鸡的屁股里，这叫摸蛋。那个时候，只要养鸡，家里就有人做这件事情，为的是心中有数，早点把它隔离起来，预防把蛋下到别人家，或者下到院子外面。

过了一会儿，我们一帮孩子出了院子，寻找和亲近乡村那些可爱的一草一木。乡村真是可爱啊，在我们跋涉过不少黄土和黄沙之后，终于踏上了被绿色覆盖的土地，这里到处是被绿水环绕的绿草、绿树，飞舞的蜻蜓、蚂蚱、蜜蜂之类，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孩子们天天身处大自然之中，天天亲近河边的雾气、草间的露珠、林下的浓荫，该有多高兴啊。地上的那些野花，定义着各种色彩，养育着孩子们的感官，在一片喇叭花的面前，我找到了和梅花姐姐辫子上的头绳同样的颜色，两者之间的色调、浓淡，是那样一致。

就在这个地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清晰可见。这个园子选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地方，让我们都觉得再自然不过了。陵园就不应该在荒郊野岭，不应该在毫无人气的地方。在烈士长眠之所，至少应该有树木，有小动物，这样能够使怀念者的伤感更加鲜活，让人在怀想之后心里产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暖意。很快，我们在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蛙鸣声，还有小孩子追跑打闹的声音之余，闻到了飘在空气中的饭菜香气，远远近近的屋顶上的炊烟已经升起来了，这一切特别让人觉得安适和踏实。想想看，周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运行的节奏和节律，在这里最能体验到生命的蓬勃运转与轮回，任何聆听和触摸，都能产生舒坦的情感。

家里来了客人，倒霉的是院子里的那些小动物，尤其是鸡鸭，等到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杨大爷正在追一只白色的“来杭鸡”，这只鸡是已经长得很成熟的那种，羽毛不再鲜亮，屁股上的翎子在减少。它被追赶得气急败坏，这个情景被梨花看到，顿时就不干了，她知道这只母鸡要被杀掉，成为今天晚饭的美味，她大声地哭了起来，“爸爸，爸爸，你千万不能杀花花啊，它生过很多蛋，过两天它还会生的，给它一个机会吧，给它一个机会吧！”梨花的哭声唤出了家里的杨大妈和姥姥，姥姥颠着小脚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大龙，大龙，你别追了，看把孩子吓的！”我这才知道杨大爷的名字叫大龙。杨大爷这时不得不停止了追逐，站在院子里直摇头。他悄悄地对姥姥说，好几次了都没有得手，这只鸡就是命大，每次都能被梨花拦住。

4

晚上饭桌上的吃食也算是丰盛吧，没有鸡肉，好歹也有一盘子腌猪肉烩酸菜，还算有油水。在吃的这方面，农村有地、有草、有水、有肥，长的东西多，总归比城里有办法。但我们不知道，村子里的人很难吃到蔬菜，人们主要吃粮食，饭量大，又没有菜，其实难处多多。

在这餐晚饭中，我们看到了家里有个不小的中心，那就是这家唯一的儿子毛蛋儿。这孩子的年龄与梨花相近，是家里的大宝贝，但最烦人，又脏又闹，对我们三个来人并不友好。

男孩来到杨家完全是个偶然。是杨大爷捡来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用化肥不普及，拾粪、积肥是农家必须的功课，我至今记得，“农业学大寨”对城里人来说，基本上就意味着积肥送肥，人人都积肥，肥源普遍紧缺。县城的大街小巷是杨大爷拾粪的主战场，他每天都会在相对不小的范围里挨家挨户拾粪，已经多年不变了。由于人缘好，我们家属院一排房子的鸡鸭兔粪基本上都归他，假如有别的竞争者前来掏粪，孩子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驱逐。

杨大爷始终保持着进城掏粪的习惯。有一年深秋时节的一早，当他走到邮电局附近的一个街角处，突然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这哭声虽微弱却十分固执和急迫，听得他很揪心，循声过去，看到街角台阶上放着个箩筐，声音是从这只箩筐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一看，见花被里裹着一个婴儿。这孩子的脸都哭紫了，察觉到有人来，居然睁开了眼睛，更拚足了力气嚎个不停。杨大爷想也没想，包好孩子拾起箩筐就返回了家里。到家之后，这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喂奶喂水，精心伺候，孩子慢慢恢复了元气，这是个男孩，不到一岁的样子，但左手是六指，左腮有一块大大的黑痣。杨大爷给孩子取名毛蛋儿。

毛蛋儿给奶妈一家带来不少欢乐。也是奇怪了，按照姥姥后来的说法，这家人养不住男孩，奶妈像片好庄稼地，但只长女儿。听大人们说，她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只活了三岁——带到河边洗澡，一不小心就淹死了。梨花之后也生了一个男孩，但满月没有出，莫名其妙得了白喉，不治而亡。此后，奶妈每次怀孕都战战兢兢，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梨花出生不久，捡了个毛蛋儿，他的到来给全家添了喜庆。两口子都喜欢极了，失去两个男孩的悲伤慢慢地被捡来的这个孩子冲淡了，几乎与我同时，杨大妈生下了和我年龄很近的杏花。想必我当初吃的就是生杏花时的乳汁吧。

毛蛋儿特别爱玩水，一到夏天动不动就泡在小河小渠里，因为家里前面出的那条人命，毛蛋儿玩水这件事，让杨大爷操碎了心。据说，毛蛋儿水性很好，他并不是单纯玩水，经常会捞出一些小鱼回来，而且他会捞蝌蚪，帮姐姐赶着鸭子到河边放养。

他是个浑孩子，很快就被一家人宠坏了，经常干一些上房揭瓦的事情，蛮横霸道得与自己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他除了哭着嚷着找父母，就是拚命地耍横，好让别人不敢欺负自己。

但毛蛋儿做过让村子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件事。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夏天，他游泳的时候，救下村子里一个失足落水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叫柳枝，脑子有些毛病，家里人一看不住，就往河边、水坑这些地方去。那天的下午，也是刚刚下过雨，河边的一切焕然一新，柳枝想必也是没有被家人看住，来到水边捉蜻蜓，蜻蜓飞啊飞，她不小心，腿没稳住，脚一滑，一头栽进水里，她并不会游泳，在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着，声响很大。也是巧了，此时毛蛋儿正要到河边撒尿，看到河里情形，衣服都没有顾上脱，在其他人赶过来之前，纵身跳进小河，硬是把柳枝拖到岸边，等到大人来了之后，与大家一起把这个傻姑娘救上岸。柳枝的父母是家境贫寒的庄稼人，家贫如洗。事后，她父母亲上门来千恩万谢，为了这件事，杨大爷一家和毛蛋儿成了远近闻名的人。

我很快就发现，毛蛋儿本能的提防使他对每个外来的人都有戒备，他用一种略带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最初甚至不肯挨着我坐。吃饭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把好吃的让出来，紧着他吃，他似乎也毫不客气，埋头吃饭，并不管别人投来怎样的目光。但吃着吃着，我和毛蛋儿渐渐熟络起来了，他会把一些好吃的炒菜扒拉到我的碗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烟盒叠的三角递给他，他答应让我玩他自制的弹弓。

晚饭后我们俩玩得已经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他央求我一定留下来，明天继续玩，我自然是很愿意，又怕姥姥不答应，因为我有个很难启齿的毛病。好不容易让姥姥答应了。姥姥嘱咐了一会儿，就让杨大爷送她和妹妹先回去了。晚上，大人小孩分着睡在两张大炕上，我就睡在毛蛋儿和杏花的中间，躺在床上聊了好长时间。我们白天在这里玩得太高兴了，睡得很香，我大概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我梦见自己和一帮孩子跑啊跑啊跑啊，与毛蛋儿一起穿过树林，来到沙漠，进入一片长满红柳的滩地，大家躲在红柳后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在追毛蛋儿和杏花，早就发现了他俩，毛蛋儿头上别着柳条帽，杏花穿一件碎花的短袖衫，没错，就是他俩，我奋力追过去，跑啊跑啊，好像永远也追不到，就在我感到疲倦，嗓子渴得冒烟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很快，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迅速淋湿了我的全身，雨水真大啊，像水柱一样劈头盖脸，让你无处躲藏、没着没落。我朝着他俩声嘶力竭大声喊叫，但喉咙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喊啊喊，直到把自己喊醒，发现自己屁股底下是湿的，这就是说，我又尿炕了！尿炕是我的老毛病，多年没有好转，小时候特别是在上学前我很少在别人家过夜，晚饭后是否留下来的那番纠结，就是因为这个毛病，这是我的软肋，是我难以启齿的痛点。摸着屁股底下湿漉漉的单子，我羞愧不安，心急如焚，怎么办？怎么办？

随后我感觉到，杏花似乎已经醒来了，她眼睛大睁着，但并不声张，而是一动不动，她悄悄地问我，你喊什么啊？我望着黑黑的四周，默不作声，我不愿意说，也不敢说，我就指望着靠自己的体温，能够将床单捂干。我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做了个被大雨淋湿的梦，我梦到在追你和毛蛋儿，怎么也追不上，接着下雨了，我就使劲儿大喊，但你俩就是不理我，在大雨中无影无踪，我没有地方躲，浑身上下全淋湿了。杏花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别担心，我有办法。

第二天早上，我躺在炕上赖着不起，就怕别人知道我做下的丑事儿。杏花已经醒来了，她坐在炕沿上，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她提醒我起来，由她把尿了炕的单子收起来，拿到小河里去洗了。我感激地看着她，把她的脸给看红了。

5

在我印象中，杏花是全家说话最少的人。她的眉眼、身姿很有特点，与别的孩子都不太一样，是那种浅山浅水、轻描淡写似的长相，头发浅黄而且自来卷儿，皮肤很白很白，眼珠淡黄色，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走起路来弱不禁风，有那么一种说不清楚的“飘”劲儿。听姥姥私底下说过，这样长相的女孩子命浅，恐怕要遭大劫难。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讲，头发少，而且头发浅的小孩子一看就根底不深，人不踏实，让人摸不透，没准哪一天会闹出大毛病。我又问：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说，淡眼珠是因为眼珠被人蒙住了，你看不清她眼睛的颜色，她实际上也看不清周围的事情，迟早会出毛病。

果然，杏花过了五岁，厄运接二连三，先是肚子里长虫子，疼起来躺在地上直打滚，人瘦得皮包骨头。后来是爱发烧，她发起烧来十分可怕，浑身滚烫滚烫，吃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村子里的一个人给杨大爷家里带来个破衣烂衫的针灸“郎中”。他姓大家很少见的“湛”，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就直接叫他“站大夫”。“站大夫”六十多岁，说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没有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靠什么为生，因为他话很少，又不是当地人，但他看了杏花后，只用针灸，就把她的烧退了，她发烧的毛病从此再没有犯过。

杏花长大后与自己的几个姐姐一样，同样出落成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只不过她的美有一种罕见的域外特征，鼻子越来越高，头发越来越浅，越来越卷。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爱读书，学习好。她在村子里的孩子当中，学习是最拔尖的，后来考上了包头的一所医学院。

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与杨大妈一家的联系，大概十几年以前吧，我从别的亲戚那里得知，杨大爷和杨大妈已经都去世多年了，杨家的几个女孩先后离开那个村子，到了磴口县或者临河市内，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不在了，家就不在了。毛蛋儿还在村子里，他当了几年的兵，退伍之后还是回到了村子里，办过砖瓦厂、水泥厂，赚了一些钱。其他人都没有离开巴彦淖尔市的范围，后来再打听，杏花在一所医院的妇产科上班，只有她没有孩子，结过婚，又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