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透明的红萝卜》里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黑孩被派到滞洪闸当小工，他一路小跑回家拿羊角锤子。临出家门，黑孩找了根树枝，围着弟弟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当初是什么力量左右莫言让黑孩画了个圆圈？问题很简单，答案也很现成。黑孩十来岁，也许知道“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用树枝学孙悟空画了这个圈。父亲闯了关东，后娘成天喝酒，自己没少受气，虽是同父异母，但头次挣工分，高兴之余在没人看顾的弟弟周围画了个圈儿。画圈儿是兴奋也是关爱。或许原因更直接，莫言只是涉笔成趣，“依样画葫芦”，戏拟一把而已。莫言读过《西游记》，也有戏拟行文的习惯。

然而不然，这里更大的影响来自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她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也有类似书写：爱密利亚小姐在驼子李蒙表哥那里找到情感寄托，杀猪那天到外地办事，她总爱让驼子陪着她，和他说了七遍，可李蒙表哥舍不得乱哄哄的热闹场面。没办法，爱密利亚小姐临走前找来一根棍子，围着火坑重重地划了一道，嘱咐他不要越过界线。爱密利亚划下的这道线有依恋，也有宽纵和沉溺。要说的是，不只画圈、划线行为，小石匠和小铁匠的打架，在情境、动作和修辞上，也直接借鉴、模仿了爱密利亚小姐和前夫之间在咖啡馆里的约架拳斗。《伤心咖啡馆之歌》最初登在《世界文学》，译者李文俊。莫言当时是该刊热心读者，尤其喜欢李文俊的译笔。莫言后来“坦白”，自己的《民间音乐》模仿了《伤心咖啡馆之歌》，而《透明的红萝卜》和《民间音乐》在创作时间上前后脚，行文间露出阅读和模仿的踪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莫言信誓旦旦，《透明的红萝卜》“确实没有借鉴、模仿别的作家的作品”。

如今拿出黑孩画圈儿这个细节，牵出莫言对麦卡勒斯的借鉴、模仿，没有任何责难的意思在里边。更何况事过多年，在这方面指摘莫言那代作家也没任何意义。然而，透过这个细节，对其中牵扯到的关系加以学理化的理解，倒是可以获得许多启发。如果我们真的“抱”定一位小说家，读他的作品，读他的全部作品；进而梳理其阅读史，读他读过的作品，以自己的阅读覆盖他的阅读，或者追求阅读经验最大面积的交叉重合。慢慢的，在这位小说家作品的周边，就会出现一个立体的网络，其中不仅勾连着诸多中外文学经典，而且还能描绘出小说家基本技术、思想观念和精神成长的谱系。考察、追踪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个人阅读，我们还会发现许多现象和问题。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思考，可以把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具体化，将其落实到经典阅读与创作的关系上来。具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博览、扎根和创化三个方面。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对象，它的经典化问题自然涵盖其中。

博览。广泛阅读可以给创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阅读文学经典可以培养作家在艺术上的综合能力、同化能力，将他人经历转化为自己的文学经验，从而使创作在内容上获得“源头活水”；二是在广泛涉猎中获取直接材料，填补自身经验的不足。这一点对长篇小说创作尤其重要。一般而言，小说是“故”事，长篇小说更需要“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的展开幅度，要想使“幅度”饱满，瓷实，单凭虚构和想象远远不够，它需要作者通过阅读完成艺术准备和材料积累。其实考察柳青、贾平凹、莫言、张炜、王安忆、马原、格非、余华、阎连科、毕飞宇、迟子建等人的长篇创作，都有大量阅读的跟进。莫言曾经说过，没有《苦菜花》，自己就写不出《红高粱》，即使写出来，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莫言没经历过那个时代，《苦菜花》让他对那时的战争和生活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其实不只《苦菜花》，《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以及诸多“红色经典”，都为莫言的战争想象提供了直接参照。从《天堂蒜薹之歌》到《蛙》，莫言能拿出了一系列优秀的长篇佳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巨量阅读的支撑。据笔者统计，莫言阅读外国作家多达90余位，能明确的作品就有140余篇（部）。莫言的阅读并非鲜例，前面提及的诸位作家的阅读量同样可观。需要强调的是，小说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的阅读，往往会逸出文学经典的范围，除实用、功利的材料收集外，还涉及历史、哲学、艺术以及各种与生活有关的杂著。阅读的百科全书化是长篇小说作家艺术修养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扎根。扎根阅读是指对某位经典作家、某一经典作品反复的、专深的阅读。它是小说家与以往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之间的“直线”，对其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陈忠实一生只写了一部长篇，为创作《白鹿原》，他进行了充分的阅读准备：西安周围三县的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王大华的《崛起与衰落》、赖肖尔的《日本人》；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莫拉纬亚的《罗马女人》等。此外，他还有目的地阅读了《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作工程》等理论书籍。为了思考可读性与深刻性兼容的问题，他甚至选读了美国畅销书作家谢尔顿的十几部长篇。然而，堪称豪壮的是，陈忠实一生读过九本《创业史》。笔者曾在一篇文章讲到此事，文章出来发现，“九本”被编辑想当然地改成了“九遍”。“九本”背后的功夫的确是超乎想象、令人震撼的。相较于其他作品，把《白鹿原》放入当代长篇小说经典的行列可能争议较少，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在我看来，陈忠实能扎根阅读、沉潜经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学无师承，终难求艺”，“学无师承，便如孤魂野鬼”。在某种程度上，扎根阅读就是创作上对“师承”的寻找和确认。讲“师承”并非不讲摆脱和超越，但没“扎根”这个环节，任何“摆脱”和“超越”都无从谈起。就实际而言，每个作家扎根阅读的对象并不多，也就一两部经典、一两位作家。追踪当代重要作家的个人阅读，总能发现他们创作的根植所在，找到对其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元典。正是这些“元典”，为当代小说的经典化开示了最初的路径和方向。

创化。创化一般被看成是“创造性转化”的简写，但实际运用中二者的语义还有微妙区别。“创化”省去了“转”的连接，“化”与“创”有了区分，突出了原创的价值和意义。上世纪80年代，“创作性转化”由林毓生先生提出，主要用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也有人（包括林毓生本人）用以解释、说明文学创作中的规律。然而，从后来文学创作的实际看，“创造性转化”仿佛成了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在许多作家身上，包括许多先锋作家和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家，见到的更多是“快进快出”式的转化，只要创作中某个方面征用了些许“传统”元素，好像就可以轻松达成一种创造性。不容否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古今中外，许多当代作品的确“化”得很不错，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往往裹步不前，没能真正实现由“化”向“创”的跳跃，在思想和艺术上，使自己的创作进入到一种“原创性”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接受“创造性转化”这个词的同时，却遗忘了林毓生先生传达的另一个与之相应的观念：向“权威”学习，向经典作家、作品学习。这是一个比慢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断地进行斟酌、揣摩和玩索。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原创性”才能脱颖而出。否则，轻言“创新”和“原创”，只能标识我们的怠惰和简陋无知。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写道：“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者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的体系就发生了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调整。”艾略特在谈论艺术评论的历史和美学原则。但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在描述一种经典的发生学原理。他的描述提示我们：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创作，你要想进入那个由不朽作品联合而成的体系，除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外，你必须建立与以往经典作家、作品之间的实质性联系。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进入经典体系的道路。这条路可能非常漫长，需要你忍受寂寞，独行，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