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2007 年至 2017 年持续 10 年的三轮全国调查、四轮江苏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流和信息链及其精神哲学分析表明,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已经形成。文化共识的要义一言概之:伦理型文化的共识,其核心是关于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形态的共识。这一文化共识从三个维度展现。一是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它们从传统、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呈现关于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二是“新五伦”— “新五常”的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 “新五伦”,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的“新五常”,呈现 “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三是伦理实体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家庭伦理守望中问题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的转化、分配公正与社会伦理实体的文化认同、干部道德与国家伦理实体的认同,形成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这三大共识展现出中国伦理型文化“认同—转型—发展”的精神谱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 伦理道德 文化共识 “新五伦”— “新五常” 伦理道德一体

作者樊浩,本名樊和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南京 210004 )。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 “不惑”之境是什么? 一言蔽之,就是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为了揭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多”与 “一”、 “变”与 “不变”的规律,自2007 年始,笔者率江苏省 “道德发展高端智库”的同仁进行了持续 10 年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大调查,分别进行了三轮全国调查 (2007 年、 2013 年、 2017 年)、四轮江苏调查 (2007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7 年),建立了 7 卷 12 册 1000 多万字的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该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在10 年中经过了三期发展,呈现 “二元聚集—二元分化—走向共识”的精神轨迹。2007 年,改革开放近 30 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逐渐由多元向二元聚集,进入重大转折的 “十字路口”; 2013 年的调查显示,伦理道德的精神状况已经越过十字路口,呈现 “多”向 “一”、“变”向 “不变”积累积聚的征兆; 2016 年和 2017年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一些重大共识已经开始生成或已经生成。我们发现,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三大文化共识:关于伦理型文化的自觉自信的识;“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伦理道德转型的共识;以 “伦理优先”实现伦理道德的文化自立的伦理精神共识。

一、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文化是与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的伦理型文化,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大众在激荡和震荡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识之一,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回归;对现实生活中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状况的肯定及其未来发展的文化信心。这一自觉自信的要义,不仅是关于伦理道德状况的文化共识,而且也是对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认同,是关于伦理型中国文化如何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自立自强的共识。

(一)对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传统都是建立社会同一性与文化同一性的最重要基础,对于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也是其他一切共识的基础。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讲,几乎每次都经历甚至肇始于对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与激烈批判。改革开放 40 年,伦理道德是受激荡最巨大和最深刻的领域之一,近 10 年来中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认同回归,并逐渐凝聚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

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所释放的第一信号,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主导结构的认知和判断。当问及“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时,三次全国调查呈现的轨迹十分清晰。

在上述关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中西古今的四维坐标系中,认知和判断呈两极分化:一极是 “中国传统道德”,这 10 年中的认同度提升了近 1.5 倍,表明传统回归的强烈趋向;另一极是市场经济道德,这 10 年中认同度下降趋势明显。变化较小或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一是 “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三次调查的数据变化很小, 2017 年与 2007 年的数据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道德”, 2017 年与 2013 年相比虽然数据翻番,但总体上选择率很小。无疑,这些数据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不仅是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价值认同,准确地说,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判断中渗透了价值期盼,其中 “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显然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这三次调查及其呈现的变化轨迹似乎产生一种信息暗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弥漫着一种传统气氛,然而它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大众对传统道德的呼唤似乎又相矛盾。其实这一信息需要立体性诠释。其一,在理念和理论上,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等于道德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道德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但现实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层面是一种高效率的体制,它所产生的伦理道德如平等自由原则、契约精神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市场经济本身却存在诸如资本崇拜、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深刻道德缺陷,这些缺陷早已被有先见之明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揭示,市场经济并不具有先验的道德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公有制主导,而且包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矫正、扬弃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缺陷。其二,在近 10 年来的持续调查中,第一次调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高居首位,重要原因是这次调查对象中很大部分是大学生,后两次调查严格按照社会学的抽样方法进行,因而在认知判断方面有所差异。同时,这 10 年中不仅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其所派生的道德问题的认识,而且国家意识形态导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认知中对传统道德的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与 “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后两次调查中都居第一、二位,当然,“中国革命道德”、“社会主义先进道德”也已经包含其中。其三,这些信息不仅是事实判断,而且是价值判断,甚至更多是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和向往,表征社会心态,因而并不能由此得出 “中国传统道德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主流”的判断。

于是,准确把握社会大众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态度,还需要其他信息提供佐证。“您认为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市场经济三大影响因子中,这 10 年的变化轨迹表明,“传统文化崩坏”的归因不断上升, 2007 年影响最小 (占 12.0% ), 2013 年从第三跃居第一 (占 35.6% ), 2017 年成绝对第一归因 (达 41.2% )。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的归因不断下降, 2007 年是绝对第一因素 (占55.4% ), 2013 年成 第 二 因 素 (占 30.3% ), 2017 年 下 降 为 最 小 影 响 因 子 (占11.3% )。两大因子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是几何级数。“外来文化冲击”是其中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这一信息与表 1 完全一致,彼此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信息链,证成关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回归的事实判断与价值期盼,它表明,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认同和回归的呼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为强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识之一。

(二)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

伦理道德在现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到底具有何种文化地位?这是关于伦理道德文化自觉的现实确证。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呈现伦理型文化的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有两个参照,一是与西方宗教型文化相对应,伦理道德而不是宗教成为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终极关怀;二是与西方法治主义传统相对应,伦理道德而不是法律成为共同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伦理型文化当然不排斥宗教与法律,但伦理道德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某种文化替代的意义,在价值序位中具有某种优先地位。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在伦理道德与宗教、法律的关系方面,社会大众是否形成新的文化共识? 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依然坚守对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伦理型文化守望,关于宗教信仰状况和处理人际冲突的调节手段的调查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参照性很强并体现文化共识的重要信息。

面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宗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状况到底如何? 我们的调查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仅是绝对少数,而且呈下降趋势。2007 年、 2013 年、 2017 年三次全国调查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18.6% 、 11.5% 、 8.5% 。其中 2007 年与后两次调查数据差异较大,因为这次调查主要在江苏和广西、新疆采样,并且江苏与广西、新疆的样本量相同,后两个地区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而有宗教信仰人群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一数据及其变化曲线可能与当今中国社会潜在的那种令人担忧的 “宗教热”感受相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1)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的宗教感和宗教情愫也许正在悄悄升温,但如果他们在调查中不能坦然宣示和承认,那也只是一种情愫,并没有真正成为安身立命的信仰;一些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人群如大学生和出国留学人员的信教比重也许在增加,但以上数据是严谨调查得出的抽样结果,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已经证明,如果宗教只是在少数精英中传播而不能成为普罗大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那就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2)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不是 “无宗教”,而是 “不宗教”。在中华文明史上宗教从来没有缺场,既有本土的道教,又有后来传入并广泛传播的佛教,然而中华民族最终却没有走向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强大的伦理道德传统。事实证明,“有宗教”而 “不宗教”才是传统文化的 “中国气派”。

伦理型文化之 “伦理型”,不只是相对于精神生活中的宗教,也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制。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而且在改革开放 40年的进程中形成越来越大的文化共识。从 2007 年始,我们都持续追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发生重大利益冲突,你会首先选择哪种途径解决?”结果发现,伦理道德一如既往是首选。2007 年的全国调查从总体上设计问卷,得到的信息是: “直接找对方沟通”的占 49.3% , “通过第三方调解”的占 29.6% , “诉诸法律打官司”的占18.1% ,“沟通”和 “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首选。2013 年与 2017 年的全国调查中,我们对问卷作了某种改进,将利益冲突的对象区分为四种关系,并且增加了“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的选项 (参见表 2 )。调查结果发现,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之间,“沟通”和 “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选项,其次是选择 “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诉诸法律”的选项都不到 3% 。即使在商业伙伴之间,伦理路径依然是首选,只是法律手段的权重大幅增加,成为第二选项。可见,伦理、道德、法律之情—理—法三位一体的价值序位,依然是高度文化共识和文化守望。

(三)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

我们的调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现状满意度较高并且持续上升,对伦理道德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对伦理道德本身却保持紧张和警惕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气质。

在 2007 年的调查中,受访对象对道德风尚和伦理关系状况,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占 75.0% ,不满意的占 19.4% 。2013 年、 2017 年的调查对道德状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即伦理与道德,以及它们满意与不满意的强度作了区分。

如果进行质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三次调查中对道德风尚和伦理关系状况满意度都在 75% 左右,不满意度都在 25% 左右,但 “非常满意”和 “比较不满意”都有明显提高。而且后两次调查中道德状况与人际关系状况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都基本持平,说明伦理与道德的发展比较平衡。由于 2013 年的调查设计了 “一般”的模糊选项,所以与 2017 年比较可能存在某种变量。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即所谓善恶因果律,既是社会合理与社会公正的 “显示器”,也是伦理道德的信念基础。善恶因果律的实现程度和信念坚定指数,既表征社会公正,也表征伦理道德对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及其文化力量,因而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型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基础和信念前提。“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是否一致?”持续调查得到以下数据:

数据显示,这 10 年之间,道德与幸福关系的一致度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不一致程度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认为二者没有关系的信念和信心缺场的选择频数下降了一半。我们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在善恶因果律的道德规律实现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的善恶因果的道德信念方面,不仅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形成高度共识。正因为如此,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未来发展的信心指数很高。在 2017 年关于 “你觉得今后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变成怎样”的调查中, 71.2% 的受访者认为 “将越来越好”, 10.7% 的受访者认为 “不变”,只有 5.6% 的受访者觉得会 “越来越差”,信心指数或乐观指数超过 70% 。

(四)伦理型文化认同与回归的共识

综上所述,传统认同—文化守望—信念信心,构成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数据流和信息链,展现出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的自觉自信的文化共识,复原出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图像,由此可以哲学地回应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诸多重大理论前沿和现实难题。

第一,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2007 — 2017 年的 10 年轨迹已经表明,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 “决定论”而是 “生态相适应”,中国传统道德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在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辩证互动中建立自己的现实合理性与文化合法性。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认同,本质上是体现伦理型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共识,因为只有伦理型文化才会对伦理道德及其传统倾注如此强烈而持久的文化关切并最终回归文化认同的共识。

第二,关于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以及应对宗教挑战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信心问题。我们的调查表明,虽然现代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日益严峻的宗教挑战,但社会大众的文化共识和文化气派依然是 “不宗教”。“不宗教”的秘密在哪里? 底气从何而来? 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有着自身固有的传统—— “有伦理”。梁漱溟在 20 世纪 20 年代便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密码: “伦理有宗教之用”; “以道德代宗教”。据此,当今中国应对宗教挑战的能动战略,便不是拒宗教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而是伦理道德的能动建构,以伦理道德为个体安身立命也为社会生活提供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只要创造和提供充沛而强大的伦理道德的精神供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和未来也一定是 “不宗教”。这就是伦理型文化的 “中国气派”。

第三,关于善恶因果律。善恶因果律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和顶层设计,它不仅是信念基础,而且是文化基石。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大众与其说对善恶因果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认同度,毋宁说在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共识,因为善恶因果律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善恶因果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社会大众依然坚守这一文化信念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由此伦理道德便不仅成为批判世界而且也是创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关于道德与幸福关系的高度共识,不仅是对生活世界的肯定,而且也是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的表达,是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气质。

二、“新五伦”与 “新五常”: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共识

伦理范型和基德母德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自 2007 年始,三次全国调查、四次江苏调查都对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在伦理道德领域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共识,便是 “新五伦”和 “新五常”。多次调查中虽然很多信息因时间和对象的不同而有较大变化,但社会大众所认同的五种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即所谓 “新五伦”和 “新五常”却相对稳定,由此可以推断,现代中国社会关于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已经生成。“新五伦”与 “新五常”既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核心共识,也是关于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是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表达,内蕴深刻的精神哲学意义。

(一)“新五伦”及其哲学要义

现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哪些? “新五伦”是什么? 三次全国调查、两次江苏独立调查, 五次调查提供的信息惊人相似。排列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缘关系,并且排序完全相同: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第四位、第五位在共识之中存在差异,朋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共同因子,但位序有所不同。

“新五伦”共识中虽然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血缘关系在现代中国的伦理关系中依然处于绝对优先对位,社会大众对它们的共识在质的认同和量的排序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说这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 “绝对共识”。后两伦或后三伦虽然在排序方面有所差异,但要素基本相同,其情形也部分回应了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所提出的关于 “新六伦”的设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五伦”不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关系,而且是其他伦理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范型。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传统的 “君臣”关系已经转换为 “个人与国家”关系,“五伦”之外的新的伦理关系,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即海外有学者提出的所谓“人群”关系,它在广义上也包括朋友关系和同事同学关系等。“新五伦”所释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两大共识:一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最大和最普遍共识,二是关于 “新五伦”或 “新六伦”要素的共识。它表明,现代中国关于伦理范型的文化共识已经形成,区别只在于:前三伦是绝对共识,后两伦或后三伦在位序变化中表现出某种多样性。第一个共识表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因为家庭血缘关系依然是伦理关系的自然基础、神圣根源和策源地;第二个共识表明传统伦理型文化正处于现代转型中,转型的两个新元素是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新五常”及其文化变迁

“五常”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道德的核心价值。自轴心时代始,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德目虽然很多,然而自孟子提出 “四德”,董仲舒建立 “五常”之后, “仁义礼智信”便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道德共识,即便在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中,“五常”之德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承认,人们所集中批判的往往是它们的异化而形成的伪善,而不是五常之德本身。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大众认同的五种德性即 “新五常”是什么? 我们的调查进行了持续跟踪。

五次调查的信息表明,虽然 “五常”之德排序上有所差异,但传递一个强烈信息: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关于最重要的德性即所谓 “新五常”的价值共识正在生成或已经形成。综合以上信息,“爱”(包括仁爱、友爱、博爱)是第一德性;“诚信”是第二德性,“责任”是第三德性,“公正”或正义是第四德性,“宽容、孝敬”可以并列为第五德性,但考虑到问卷设计的差异,除 2007 年的问卷中没有 “孝敬”一德的选项外,其余几次调查都有该选项,结合诸德性之间的重叠交叉,第五德性可能以“宽容”更为合宜。由此,“新五常”便可以表述为: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

(三)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

“新五伦”— “新五常”既演绎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轨迹,也演绎伦理—道德一体的哲学共识,是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基本文化共识。

“新五伦”与 “新五常”呈现改革开放进程中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特殊文化轨迹。“新五伦”中所变化的实际上只是在传统五伦中被人格化的两种关系,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它们被普遍化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 2007 年的调查中朋友关系是第四伦,然而在之后的调查中,当出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等整体性表述的选项时, “朋友”、 “同事同学”等才被个人与社会关系所涵盖和替代。“新五伦”中前三伦都与传统相通,后两伦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切之中,传统要素的含量占五分之三即 60% ;与之对应, “新五常”中,只有 “爱”、 “诚信”勉强可以说属于传统德目,其他三德即公正、责任、宽容,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蜕变率达到 60% ,这说明 “新五常”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仅在具体内容而且在结构元素方面已经越过拐点。由此便可以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理论假设再次确认并作出结论:以 “新五伦”与 “新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是 “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这种转型轨迹借用朱熹哲学的话语即所谓 “同行异情”。伦理转型与道德转型 “同行”,但行进的文化方向却 “异情”。在伦理与道德的现代发展中,“伦理上守望传统”,其主流趋向是 “变”中求 “不变”,基础是对家庭的伦理守望;“道德上走向现代”,其主流趋向是 “变”,是在问题意识驱动下走向现代,两种趋向展现伦理与道德现代转型的不同轨迹。“同行异情”的转型轨迹,使改革开放进程中伦理道德发展内在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文化纠结。

“新五伦”— “新五常”及其转型轨迹,可以诠释和回应三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前沿问题。

其一,家庭伦理的文化地位与伦理型文化的关系。“新五伦”显示两个重要信息:家庭在现代伦理关系中依然具有绝对地位;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地位在 “新五伦”中不稳定。这两个信息都与伦理型文化的基色深切相关。梁漱溟断言,“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伦理本位并不是 “家族本位”,而是说 “伦理首重家庭”,“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扩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 在他看来,家庭的特殊伦理地位源于社团生活的缺乏,“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自然特别显著出来了。” 根据梁漱溟的理论,家庭的根源地位和社团生活的缺乏互为因果,导致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与伦理型文化。不难发现,这两大因子在 “新五伦”中依然存在。虽然当今中国究竟多大程度上以家庭为伦理范型而组织社会有待进一步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的绝对地位为伦理型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而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在 “新五伦”中的不稳定性又使之成为必需。二者相互诠释,从可能与现实两个维度支持关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的假设。

其二,“不宗教”的伦理基础。“新五伦”中家庭伦理的绝对地位为现代中国社会的 “不宗教”提供了重要文化条件。上文已经指出,中国文化的 “不宗教”是因为 “有伦理”,其自然和直接基础就是家庭, “不宗教”— “有伦理”—家庭的绝对伦理地位,形成某种具有因果关联的互释系统。“中国之家庭伦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亦即为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现代中国 “不宗教”的文化竞争力在于伦理,尤其在于家庭伦理,“新五伦”再现了这一中国文化密码,也为现代和未来中国的 “不宗教”提供了一种文化信心。

其三,问题意识与道德发展。显而易见,“新五常”更多是指向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治疗 “道德病人”所需要的德性。以下调研数据可以部分佐证。“你认为下列现象的严重程度如何?” 2017 年的全国调查中选择 “严重”或 “比较严重”两项总和的排序依次是:缺乏信任,社会安全度低 (53.3% );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49.0% );诚信缺乏,不讲信用 ( 48.6% );人际关系冷漠,见危不救 (48.0% );社会缺乏公正心和正义感 ( 47.1% );坑蒙拐骗 ( 41.1% )。这些判断可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切身体验之外也可能受网络媒体 “坏新闻效应”影响,但从中不难发现 “新五常”的 “问题意识”指向,如:“爱”针对 “缺乏信任”、“人际冷漠”,“诚信”针对 “诚信缺失”、“坑蒙拐骗”,“正义”针对 “缺乏公正心与正义感”,“责任”针对 “自私自利”,等等。虽然没有足够的理由断定 “新五常”只是出于问题意识,但可以肯定它们相当程度上指向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也说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关于基德母德的认同只是出于问题意识,那么伦理道德的文明功能便只是一种 “精神医生”,遵循老子所批评的那种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的 “缺德补德”的逻辑。道德的本性是超越,是个体通过 “德”的主体建构与 “道”同一,从而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过程,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觉悟的文明真谛。道德和道德规范不是 “药物”,而是人的行为的价值指引,是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且基德母德应当是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以满足个体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依此,“新五常”的价值共识还期待一场新的文化觉悟,也期待一次自觉的理论建构。

三、伦理实体发展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

伦理型中国文化之所以特立于世界文明数千年,与宗教型文化平分秋色,重要文明密码在于它建构并不断发展了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独特气派,形成一种以伦理实体的集体理性为重心的伦理精神传统。调查发现,改革开放 40 年,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共识正在生成,其要义有三。一是伦理认同,尤其是对伦理实体的认同;二是伦理忧患,以道德批判和道德发展保卫伦理存在,捍卫伦理实体;三是伦理建构,在文化宽容中建构新的伦理实体。可以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道德发展是伦理精神共识生成的过程,它在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中得到集中体现,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化共识。

(一)“伦理谱系”与问题意识的转换

家庭、社会、国家是生活世界中的三大伦理实体,它们辩证互动构成人的伦理生活、伦理精神和伦理世界的体系。家庭是自然的或直接的伦理实体,社会与国家是现实的或通过教化所建构的伦理实体。家庭伦理实体的核心问题是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社会伦理实体的核心问题是财富普遍性,国家伦理实体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公共性。财富的普遍性和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是生活世界中伦理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是社会与国家成为伦理性存在或伦理实体的两大基本条件。如何应对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并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难题。中国伦理道德的最大文明贡献,就是在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建立了三者一体贯通的哲学体系和人文精神,但也遭遇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挑战,最根本的挑战就是家庭在文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财富伦理和权力伦理的深刻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伦理道德就是关于个体与三大伦理实体、关于三大伦理实体之间辩证互动关系的集体理性、忧患意识,以及作为其理论自觉的精神哲学体系。

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伊始就表现出对家庭的某种伦理亲和与伦理回归,但随着集体理性和文化忧患意识中对家庭伦理紧张的缓解甚至消解,日益突显比西方世界更为严峻的新挑战,聚焦点就是社会生活中的财富伦理、国家生活中的权力伦理与家庭伦理的关系问题,财富普遍性与权力公共性日益成为深刻的伦理难题。于是,不仅家庭、社会、国家的三大伦理实体的关系出现新课题,而且财富伦理与权力伦理也出现新难题。因为在中国,即便是个人主义也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形式,家庭本位的传统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家庭个人主义的倾向;财富的分配不公,相当程度上是家庭财富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的分配不公;权力腐败很多情况下不是孽生于对个人财富而是对家庭财富的追逐放纵。于是,无论改革开放中伦理道德的 “中国问题”,还是社会大众的 “中国问题意识”,一开始便都聚焦于三大领域:家庭伦理、财富伦理和权力伦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问题式和忧患的强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它们在集体理性中的地位也发生重大位移,新的问题意识正在生成。

在 2007 年和 2013 年的调查中,分配不公与干部腐败都是位于前两位的文化忧患或伦理道德问题。

然而, 2017 年的全国调查发现,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发生结构性改变。“对中国社会,你 最 担 忧 的 问 题 是 什 么?” 排 列 前 五 的 依 次 是:腐 败 不 能 根 治 (占39.5% );生态环境恶化 (占 38.6% );老无所养,未来没有把握 (占 27.2% );生活水平下降 (占 22.4% );分配不公,两极分化 (占 18.3% )。

综合三次调查数据,“腐败问题”两次居首位,一次居第二位;“分配不公”前两次都位于第一或第二位,但在第三次调查中处于第五位。在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或忧患意识中,“分配不公”问题的地位已 “变”,而 “腐败问题”则是 “变”中之“不变”,“中国问题”和 “中国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态问题和家庭问题成为位于分配问题之前的伦理忧患。导致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是伦理道德本身的变化,或者分配不公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或缓解,或者社会大众对于分配差距的伦理承受力发生变化;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大众期待的变化,生态问题日益突显,老龄化进程中老有所养和未来生活安全成为日益紧迫的 “中国问题”,国家发展理念中关于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 “五位一体”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已经体现了这种变化。问题意识的位移体现 “伦理谱系”的变化,即在问题意识中,伦理忧患的谱系由原有的 “国家—社会—家庭”转换为 “国家—生态—家庭—社会”,这是伦理精神共识的重要时代推进。

可见,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大众的忧患意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对应,伦理精神共识演进的基本趋向是两大转化:集体理性中道德意识向伦理意识转化;忧患意识中道德品质忧患向伦理能力忧患转化。“变”中之 “不变”是:社会大众依然秉持伦理型文化的基因,一如既往地保持关于伦理道德的高度忧患意识,尤其对伦理实体中的伦理存在保持高度的文化关切和文化紧张,伦理实体的新形态在文化宽容中得到发展。

(二)家庭伦理的文化守望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家庭是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实体,然而对中国伦理型文化来说,家庭还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和神圣性根源。由此,关于家庭的伦理共识便聚焦于两方面:家庭是否依然 “直接”和 “自然”? 家庭是否依然可能成为伦理策源地和神圣性根源?

家庭在现代中国伦理中的本位地位及其文化共识已经在 “新五伦”中被确证,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所达成的最大共识之一,它为现代中国的伦理型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事实和价值基础。改革开放邂逅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关于家庭伦理形成何种文化共识? 调查显示:以伦理忧患为表达方式的文化共识正在生成,聚焦点是家庭伦理形态、家庭伦理能力和家庭伦理风险,共识的主题词是 “文化宽容”。具体地说,对家庭伦理形态的变迁采取宽容态度,对正在和可能遭遇的家庭伦理风险已有集体自觉,忧患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转化。

“现代家庭关系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2007 年、 2017 年的调查都在众多选项中限选两项,虽对象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所获得信息的伦理结构基本相同,代际关系第一,婚姻关系第二。2007 年的排序是: “子女尤其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占 50.1% );“婚姻关系不稳定,两性过度开放”(占 42.3% );“代沟严重,价值观对立”(占 36.2% ); “子女不孝敬父母” (占 26.2% )。2017 年的调查将问题细化,尤其将主观品质与客观能力相区分,依次是:“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占 28.8% );“代沟严重,父母与子女之间难以沟通”(占 28.1% );“婚姻不稳定,年轻人缺乏守护婚姻的能力” (占 24.3% ); “子女尤其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占 18.5% )。

这 10 年中关于家庭伦理集体意识问题轨迹的最大变化,是由主观伦理意识向客观伦理能力、由道德批评向伦理忧患的演进。第一忧患由 2007 年的 “子女缺乏责任感”的道德品质,转换为 2017 年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的伦理能力; “婚姻不稳定”也不只是价值观上的 “过度开放”,而且是 “守护婚姻”的能力。“问题式”转换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独生子女与老龄化问题的邂逅,使中国社会不仅在文化价值上 “超载”即孝道的文化供给不足,而且在伦理能力即行孝的能力方面“超载”;二是社会急剧变化,代际之间的文化断裂加大,文化对峙加剧;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消解伦理的实体性,社会伦理能力式微。2017 年的调查显示,关于家庭伦理的文化忧患,各年龄群体和城乡群体之间共识度较高,差异的规律性较明显:受访对象的年龄越大,对养老能力、孝道意识两大问题的忧患度越大,最大差异度分别为 9 个百分点和 5 个百分点;受访对象年龄越轻,对代沟严重、婚姻能力两大问题的忧患度越大,最大差异度分别为 6 个百分点和 3 个百分点。与之对应,城乡群体之间的共识度最高,以上 4 个数据的差异度大都在 1 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它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共识。

总体上,当今中国家庭幸福感较强,根据 2017 年的全国调查,认为 “幸福”和 “比较幸福”的占比达到 88.3% 。但是家庭伦理的问题意识由 “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的道德品质忧患,向 “老无所养,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的转化,释放出家庭伦理承载力 “超载”、家庭伦理安全和伦理风险的危机信号,将导致家庭的伦理魅力度和伦理功能的弱化。“问题式”的这种转换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诠释为代际之间的伦理理解和伦理和解,因为伦理能力的归因是对道德品质缺陷的某种辩护。其中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毋宁应当被看作是独生子女时代父母一代的某种悲壮的伦理退出,由于家庭伦理能力的局限,他们部分甚至彻底地放弃对 “独一代”孝道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追究。在伦理型中国文化中,家庭承担终极关怀的伦理使命,这种终极关怀包括生活世界的 “老有所养”和精神世界对生命不朽的超越性诉求,一方面家庭提供老有所养的自然伦理安全,另一方面在血缘延绵中个体生命获得永恒的超越性意义,由此入世的伦理才可以与出世的宗教相抗衡。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将家庭抛入空前的伦理风险之中,也许 “子女缺乏责任感”可以通过道德教化缓解,但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却是家庭伦理功能的重大蜕变,它将大大削弱家庭的伦理魅力度,并因其难以承担作为终极关怀的伦理使命,最终动摇家庭作为伦理型文化基础的意义,存在巨大的文化风险。因为,如果家庭难以提供终极关怀,社会大众就可能到宗教那里寻找文化替代,例如,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老龄信教群体的激增,应与这一文化风险深度相关。“第一问题”的位移,昭示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严峻伦理挑战,也许社会可能逐渐承担养老的责任,但对家庭终极关怀的失落所导致的文化后果与伦理风险必须有充分的集体自觉。

(三)分配公正与社会伦理实体的文化认同

财富在何种意义上是伦理问题,是何种伦理问题? 一言蔽之,财富是社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存在,分配公正是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客观基础。财富和财富分配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和法哲学问题,遵循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逻辑。经济学的逻辑是效率,伦理学的逻辑是公平或公正。改革开放通过变革“一大二公”的传统经济体制,以利益驱动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伴生分配公正的难题。分配公正的伦理根据和伦理意义展现为两方面。一是财富的普遍性,分配公正本质上是财富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伦理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经济学家还是伦理学家、法学家都承认,财富分配是一个伦理问题。二是财富与人格的关系问题,根据黑格尔的理论,所有权是人格确立的外部形态,占有财物是人格及其自由的基本条件,这也是马克思号召 “无产者”革命的伦理根据。改革开放的过程,相当程度上是财富的经济学逻辑与伦理学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即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价值平衡过程。分配公正的伦理原则如此重要,乃至孔子在轴心时代就发出预警:“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一命题饱受误读,根源就在于只以经济学的效率逻辑解读,其实作为一个法哲学和伦理学命题,它道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 “初心”。正因为如此,关于分配公正的伦理精神共识应当是改革开放40 年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

1. 社会公平状况的伦理认同

社会公平、分配公正、善恶因果律,是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与公正相关的问题域。社会公平比较综合,客观中渗透着主观,认知依赖于整体感受;分配公正集中于经济领域和伦理领域,感受比较直接;而善恶因果律或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则既是社会现实,也是文化信念。三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领域体现一种文明的公正状况。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大众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的伦理认同在基本一致中又有明显差异。

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状况到底如何? 2017 年的全国调查呈现出社会大众的认知与判断。调查发现,社会大众的主流认知是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的模糊判断,占 38.0% 。主流的模糊判断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公平问题并未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突显的问题,否则在大众认知中不会 “说不上”;其二,大众对公平问题缺乏足够的伦理敏感性。但另外两个信息可以帮助对这两个原因进行辨析。选择 “比较不公平”和 “完全不公平”的总和为 35.2% ,“比较公平”和 “非常公平”的总和为 26.8% , “不公平”比 “公平”的判断高出近 9 个百分点,因而 “不公”依然是 “中国问题”。

问题在于,既然总体判断是 “不公平”,为何它在问题意识中的地位会发生变化? 2017 年调查的另一个数据可以提供部分解释。“和前几年相比,你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现象发生何种变化?” 53.0% 的受访者认为 “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主流,它与 “说不上公平也不能说不公平”的模糊判断相同。模糊不仅意味着难判断,也意味着中立,但在中立判断之外,占主导地位的是 “有较大改善”的认知,占 33.5% 。只有 13.5% 的受访者认为 “更加恶化”。由此可以推断,导致 “分配不公”在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中序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得到“较大改善”。如果结合关于道德和幸福 “能够一致”的 (占 67.9% )文化认同指数和文化信心指数,那么问题意识的这种位移就更可能解释。

2. 分配不公的伦理承受力

2017 年的调查也表明,分配不公可能产生甚至已经产生严重社会后果。影响人际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在诸多选项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占 33.0% )居首位,其后两位分别是: “社会资源缺乏,引发恶性竞争” (占29.6%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缺乏信任 (占 28.4% )。但是,第一共识中已经显示,社会大众对人际关系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因而分配不公并没有成为最大伦理忧患,另一个调查数据可以为分配不公在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中的地位变化提供诠释。“你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可以接受?” 2013 年和2017 年的调查数据有明显差异。

由表 9 可见, “不合理”的判断是主流,但同样 “可以接受”的判断也是主流。但从 2013 年到 2017 年,认为 “合理,可以接受”的判断上升了近 4 个百分点,而“不合理,不能接受”的判断下降了 7 个百分点。这也反证了上文关于贫富不均现象“有较大改善”的判断,同时也可以假设,当今社会大众对收入差距的伦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以上诸多信息构成互补互释的信息链,呈现关于当今中国社会公平状况的两个基本共识:“不公平,但可以接受”;“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现象得到 “较大改善”。正因为如此, “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并没有像 2007 年、 2013 年的全国调查那样,成为大众集体理性中最担忧的两大问题之一。当然,导致这一变化的更大原因,是中国社会在发展中遭遇了新课题和新难题,这就是生态伦理和老龄化社会的家庭伦理问题。

(四)干部道德与国家伦理认同

1. 干部道德是何种伦理问题?

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遭遇的基本难题之一,但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至今仍存在一个哲学盲区,即只将其视为道德问题。其实,腐败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它不只是个体或某个群体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准确地说,是伦理—道德问题。腐败不仅因为部分干部将公共权力当作个人利益的战利品而消解国家的伦理实体性,而且因为权力与财富的私通而消解社会的伦理实体性,由于中国式腐败往往不仅一般意义上可能是家族式腐败,而且是出于家庭利益的腐败,因而也消解家庭的伦理合法性。因此,在伦理型文化背景下,腐败所伤害的不是一种伦理而是包括家庭、社会、国家在内的一切伦理,伤害的是伦理本身。正因为如此,关于干部道德发展的大众共识,才成为改革开放 40 年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

干部道德因为权力公共性而具有特殊要求,并成为与国家伦理深刻关联的重大问题。“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个体发现在国家权力中他自己的根源和本质得到了表达、组织和证明。” 所以国家权力在精神哲学意义上是一种 “高贵意识”,其伦理本性是 “服务的英雄主义”。“高贵意识是一种服务的英雄主义 ( Heroismus des Dienstes )——它是这样一种德行,它为普遍而牺牲个别存在,从而使普遍得到特定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人格,它放弃对它自己的占有和享受,它的行为和它的现实性都是为了现存权力 (Vorhandene Macht )的利益。”国家权力 “服务”的伦理本性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尤为重要。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核心是物质生活资料为全体人民所有,但在现实生活中所有权和支配权往往分离,支配权或国家权力被作为人民代表的干部掌握,于是公有制的彻底贯彻需要满足一个伦理条件,即掌握国家权力的干部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此毛泽东才提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和伦理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 “服务的英雄主义”,它是国家权力的伦理本质的中国表达。干部道德不仅是公务员群体的道德,由于他们是国家权力的支配者,因而也是政治伦理、政府伦理和国家伦理。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样性文化的冲击,干部作为一个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和伦理挑战,以权力与财富私通为特征的腐败成为最具前沿意义的难题,它不仅影响社会大众对干部而且由此影响对政府的伦理信任,最终影响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公信力与合法性。调查显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治理腐败就是一场伦理保卫战,是一次保卫国家伦理的文化自觉,在此过程中社会大众对干部道德发展和政府伦理信任已经形成许多重要共识,达到关于国家伦理实体的新的文化自信。

2. 关于干部道德和政府伦理的三个文化共识

三次调查已经揭示,腐败或 “腐败不能根治”一直是社会大众最担忧的问题,应该说这已经不只是关于干部道德,而且是大众集体理性中最基本的共识。有待进一步推进的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这一难题的破解取得何种进展?社会大众的 “第一忧患”是否得到缓解并形成一些新共识? 2017 年的全国调查显示,关于干部道德和政府伦理的三个共识正在形成。

第一,腐败现象有较大改善,对干部的伦理信任度提高。“与前几年相比,你认为目前 我 国 官员 腐 败 现 象 有什 么 变 化?” 65.1%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有 较 大 改 善”,12.8% 的受访者认为 “有很大改善”,二者总和 77.9% ,是绝对多数。19.5% 的受访者认为 “没有什么变化”, 2.3% 的受访者认为 “更加恶化”。事实证明,惩治腐败有效提高了社会大众对干部的伦理信任度。“与前几年相比,你对政府官员的伦理信任度有什么变化?”虽然近 47.7% 的受访者认为 “没有什么变化”,但 “信任度提高了”的选择占 38.8% ,“更加不信任”的占 13.6% ,信任度已有很大提高。

第二,对干部群体的伦理理解和伦理认同度提高。“你认为干部当官的目的是什么?”第一选项就是 “为人民服务,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选择率达 45.4% ,加上“为国家与社会作贡献”的 27.0% ,肯定性、认同性判断是主流,占 72.4% 。虽然认为 “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也占 34.3% ,但在 2007 年的调查中,第一选项就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它表明社会大众对整个干部群体在理解与和解中走向认同。

第三,伦理形象复杂多样,干部道德出现新问题。虽然在干部道德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真正解决问题还任重道远。“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政府官员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2017 年调查表明,社会大众对于干部形象的 “伦理联想”或 “伦理直觉”非常复杂,排序依次是:官僚、有权有势的人、公仆、有本事的人、决定命运的人、贪官、惹不起躲得起的人、遇到大事可以信任的人。虽有 19.3% 的受访者认同为 “公仆,为老百姓谋福利”, 2.9% 的受访者认为干部是 “遇到大事可以信任的人”,但其他都比较复杂,甚至负面。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目前干部道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你认为当今干部道德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2013 年和 2017 年两次调查共识度较高,问卷所列的八大问题中,一般变化都只是相邻两大问题调换次序:“贪污受贿”与 “以权谋私”在第一、二位中互换位置; “生活作风腐败”和 “政绩工程,折腾百姓”在第三、四位中互换位置;“铺张浪费”和 “拉帮结派”在第七、八位中互换位置。变化最大的只有一个,即 “平庸,不作为”,它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位序唯一没变的,是 “官僚主义”在两次调查中都处于第六位,这说明 “平庸,不作为”已经成为官员道德的新问题。

(五)伦理精神形态的共识

以上关于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根本上是一种伦理精神共识,这些共识依次聚焦于三大伦理问题:家庭伦理能力,分配公正,干部道德。共识生成的文化轨迹是由道德走向伦理,要义是秉承 “伦理优先”的中国精神哲学传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道德发展捍卫伦理实体。但是,“伦理优先”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激荡中具有现代形态,其集中表现是在大众认知乃至理论体系中由伦理认同的德性优先向伦理反思的公正优先的哲学转换。调查表明,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新的伦理精神共识。

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相互关系的精神哲学实质是道德优先还是伦理优先,就伦理实体而言,是伦理认同优先还是伦理反思优先。“你认为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哪个更重要?”以上相隔 10 年的两次调查信息基本相同,认为 “个体德性最重要或二者矛盾时个体德性优先”的选择率分别为: 47.9% 、 46.0% ,认为 “社会公正最重要或二者矛盾时社会公正优先”的选择率分别为: 50.1% 、 54.0% ,这 10 年差异率为 2% — 4% ,总的趋向是主张伦理与道德应当统一,伦理道德一体,但社会公正的诉求高于个体德性而处于优先地位。但进一步比较便会发现,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不断增强,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日益突显。2007 年个体德性优先与社会公正优先之间的差异率只有 2.2% ,但 2017 年的差异率已达到 8% 。这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在守望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的过程中,已经不只是传统的伦理认同优先,也不只是近现代启蒙中的伦理批判优先,而是道德与伦理、德性与公正辩证互动中的伦理优先。伦理学界持续多年的关于德性论与公正论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伦理精神形态转换的理论体现。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传统和精神哲学形态没有变,但面对新的时代课题,问题式和哲学范式发生了部分质变,已经具有新的形态。

结语:伦理型文化的共识

综上,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已经形成三大文化共识,其要义一言概之: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质已经被黑格尔、梁漱溟,以及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所揭示和论证,伦理型文化的共识并不是宣示某种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表明中国社会大众依然守望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伦理道德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地位,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伦理道德发展的 “变”中之 “不变”。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伦理型文化认同与回归的共识;“新五伦”— “新五常”是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共识;伦理道德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是伦理道德发展的共识。文化认同与文化回归——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形成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 “认同—转型—发展”的文化共识的精神谱系。其中,“伦理型文化”的传统是共识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核,伦理型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共识。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结论。第一,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社会大众以对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如既往地守望着伦理型文化的独特气派;第二,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中国形态已经生成,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依然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德性与公正辩证互动中公正优先的新的伦理精神共识,这表明,无论是 “伦理—道德一体”还是 “伦理优先”,都已经具有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第三,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必须遵循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学规律,坚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当然,这些共识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社会心态走向社会行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文化共识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