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艺报》创刊70周年了，值得庆贺，为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也值得反思总结。

《文艺报》是中国历史最悠长的一份文艺报刊，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如果说她的命运几乎折射了中国当代文艺跌宕起伏的历史，似乎也不为过。

《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5月，最初是以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刊身份出现的。本意在于搭建文艺工作者“交流经验，交换意见”的平台，是“报道各种文学艺术活动情况，反映群众意见的工具”（《〈文艺报·创刊号〉发刊词》），这应该说是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办刊宗旨和任务。后来给予人们更强烈的感觉是，它是党在文艺将它界传达和宣传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刊物。有人比喻为相当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一样的“文艺红旗”，可见这个报刊的政治性是非常强的。

1949年时，我只是一个幼稚的文学爱好者，读到一些解放区文学作品，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明快的艺术美感，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所以我也很关注当时举行的文代会，买了新出版的《文艺报》。它虽然是会刊，但是公开发售的。这一切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事。直到《文艺报》正式出版，从此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文艺报》第一任主编茅盾，早在几年前我就读过他的主要作品《子夜》《虹》《蚀》《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后来继任他的丁玲，我也读过她的《水》《莎菲女士日记》等；然后是冯雪峰，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就听过他在愚园路一所学校里做文学演讲。因为喜欢这些大作家，也因此喜欢了他们主编的《文艺报》。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无论它办得怎么样，我总是会认真翻阅这本杂志，因为想知道文艺界和文艺创作的动态。

在这些日子里，我认为它办得最好的时候，是1957年4月改成8开周报版，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非常活泼有生气。文章有长有短，理论、批评、杂文、短论……各种形式兼有，不同意见交锋激辩、敞开言路，真有点像当年毛泽东说的：“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发表的文章中有北师大教授黄药眠写的《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唐挚（唐达成）写的《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都是很有影响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读到这些文字真的很有启示。可惜这个时期比较短，很快匆匆结束了。后来唐达成三度与我共事，成了知交，也还成了我的上级。我曾问他，“当年你怎么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他说：“我那时年少气盛，锋芒毕露，无所顾忌……”其实这也是从事文学批评应有的宝贵品质。

20年后，《文艺报》复刊不久，成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拨乱反正、勇于改革的先锋，在文艺界一时声名远播，每有什么言论和活动都会对各地文艺界产生影响，纷纷效仿跟进。有的人就称《文艺报》是“解放区”，敢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的事。诸如呼唤“写真实”，为所谓“伤痕文学”正名座谈会，给“毒草”平反大会，文艺理论座谈会等等。我那时来到《文艺报》，躬逢其盛，与有荣焉。记得报到的第二天，新任中国作协书记张光年来编辑部。他家离此一站之遥，悠悠地漫步过来，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作协、《文艺报》的领导们都是这样的做派和风格，不一定经常开什么正式的会议，而是率性随意谈天。光年说话慢悠悠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1957年曾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毛泽东说：有些错误就如苍蝇，拿起拍子打就是。有些问题可用杂文解决。所以，光年就要我们多写杂文，提倡杂文。毛泽东还说：“回避矛盾，就不需要办《文艺报》！要选择有典型意义的，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推动创作的问题。”

当时两位主编冯牧、孔罗荪都是非常有影响的老作家和老评论家，为人随和亲切，民主开放，思想睿智，没有半点官僚衙门作风，上上下下都直呼其名；经常讲述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和对创作现状的分析，提醒编辑们应该注意和着重的问题；同时又迅速地上情下达，听取大家意见。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编辑部内议论聊天的风气非常浓厚，说到某个话题就会兴致勃勃说个没完，甚至午休时间从伙房打回来饭菜，还端着饭碗争论不休。聊的问题都与现实的文学界、文学创作以及时政有关。就在这些自由热烈的聊天中，出现了许多思想的吉光片羽，有的就此形成文章选题和活动的设想。稍后编辑部人员多了，还有组织地不定期举行作品汇报会、专题讨论会。编辑们把全国主要杂志分工阅读后，提出值得注意的作品或新近的热点问题，大家都据此阅读，全体人员一起讨论，各抒己见，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却开拓了思想的视野，提升了文学的修养，使编辑部内部有了很好的学术气氛，也推动升华了刊物的品质。潘凯雄曾有文记述说：“印象最深的是三种会，即阅读汇报会，出差汇报会和编前会；前两个会让我们打开视野，信息通透，后一个让我们知道了选题怎样产生又怎样实现。让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置身于这样浓浓的学习读书思考的氛围中，不成长都难。”

我曾引用五四学生运动领袖罗家伦的回忆。他说当年北大学生思想非常活跃，除了本科读书以外，有一种自由讨论的浓厚氛围。不仅在寝室里，还在国文教员休息室和图书馆主任室，经常挤得满满的，师生都有，不论客气和礼节，随意诘难辩驳，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抱着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参见《百年国士：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个说法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对学术研究来说，这种风气确实是非常可贵和重要的。我觉得当时《文艺报》内部颇有点继承了那样的传统的意味，才能站在思想的前沿，培养和出现了许多人才活跃在当今文学批评界是与此有关的。

时光倥偬，我已是残烛之年，回顾我读、我曾参与编辑的《文艺报》已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风雨兼程，确实感慨万分；但其思想理论性报刊的性质似乎始终没有变过，思想的活跃与前瞻性正是它的特性和使命，也正是与全国所有文艺报刊不同的独特之处，因此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人们很强调和重视传统文化，我已年迈，想的是一些老话，譬如孔老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后来韩愈老夫子又说：“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昌黎集·进学解》）总觉得这对我们办报还是很有现实的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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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原发《文艺报》195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