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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成事实的意外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 田耳  2019年09月23日13:33

六七年前,孔夫子旧书网上,山东临沂一家特价书店甩卖上海译文新版《狄更斯文集》,十九册精装带原书箱,折扣低至一五,一整箱两百,还包物流。这是一个低得令人生疑的价格,原因也在照片中体现:这书店积压了半仓库,不少于一千套。当时我买五套,多的备着送人。两百块钱的礼物,难找比一套书更适合送文友的,且文友有谁不知道狄更斯之名?送出去,总不至于唐突。事实上,当我跟朋友联系,说自己多买了几套《狄更斯文集》准备相赠,对方态度都是欢迎。我心里还想,要是自己开书店,一定狠狠地压一批过来,这套书一定会涨价。现在我写这篇文章,再到孔网一查,当年满街满巷,眼下只剩数套,最低的标价两千,又查孔网已售情况,标价一千八以内都已出手。这个涨幅,应该有保值作用。当然,这并非偶发事件,我当时之所以入手,是知道狄更斯早已经典化,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岿然不动的巅峰之一,任何的倒攻反算文学清洗,都不会动到他头上。尽管,他的作品我只看过《意大利风光》,那是小时候家里就有的书。当时家里的书实在不多,于我而言,这一本好过那一堆领袖著作。而狄更斯的大部头小说,我无法坚持看完任何一本。

经典不乏运气成分,最要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干最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作品,早几年就出来了,可惜……无法论证,但有大量可比照的实例。经典与时代的关系也如此密不可分,所以有所谓经典时代,也必有非经典时代。在经典时代,经典创生的数量和机率都有如神话,比如勃朗特姐妹,双双写出世界经典,虽然《简爱》现在看来如此平庸,《呼啸山庄》技术层面问题也不少,但其经典属性已无可质疑。非经典的时代,广种薄收,或者颗粒无收,一个世纪整个国度的人也不会获得勃朗特一家子两姊妹一般的好运。再说狄更斯,当年被经典化,其实也是在大众普及层面做到极致。在英国不再会有比狄更斯更受欢迎的作家,在他生前没有,死后也没有。不仅在国内,域外亦是如此。每一期刊载狄更斯小说最新章节的报纸,从英国运往美国西海岸,总有上千读者排队等候。如此盛况,大概就如同今天的观众追《权游》,一集等不及一集,一季等不及一季。电视剧很容易过季,热度全熄,无人问津;而在视觉艺术泛滥的现在,我们即使读不出狄更斯小说曾有的跌宕起伏,但冲着狄更斯的大名,书籍仍有日常销量。只要有销量,书籍一直卖下去,反之,书籍一直卖下去,销量就一直都有……经典何尝不是一种良性循环,最难是启动,一旦启动便又停不下来。接受我馈赠的几位朋友,未必看狄更斯,但这套书适合放在书柜显眼的位置,比一般装饰品更显档次,对家中小孩也有熏陶作用。

我理解中的文学经典,就是某些作品脱离了大多数文学书籍,成为大众的、畅销的、常销的商品和礼品,甚至还是收藏品。如同马尔克斯所言,他实难想象,《百年孤独》突然畅销,“就像热狗一样卖到每一处地铁口”。余华先生去年在北海讲课,有一妇女用平板车推来两百册《活着》要他签名,随行的诸人担心这行为是揪着偶像当苦力,有失恭敬,而余华先生安之若素,平静地签完两百本。当时流水线一样的签字过程,让经典二字进一步锲入现场观众的内心。我估计这位女士神经如此大条,未必是拿去送朋友,也未必有这么多文友可送。两百册全是《活着》而非十数套余华的作品集,显然《活着》才是该女士反复择汰并认定的绩优股,拿回家增值保值。哪一天往外抛,她可能都有远景规划。

其实经典本身的含义也一直在流变过程中。一直以来,经典是指各个专业门类中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强调专业性;时至今日,经典已暗自嬗变为“记忆的经典”,强调大众普及性。尤其文艺作品,能进入公众记忆的部分,能被更广泛的群体接受,“经典”地位往往是由群众基础夯实。这中间必然发生了某种平权运动,转变的过程或显或隐,显见的,是歌手从港台定制转为全民选秀,隐蔽的,是文学经典的确立。个人以为,这个转变最明显的节点便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应是新时期文学里头一部绕过评论界而完成经典化的小说。这部小说不光是以杂志与书籍传播,更重要的,在于倚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8年3月27日开播,之后进行126天的连播。它在传播形式上,有别于之前大多数长篇小说,尽管在当时评论界并无好评,甚至一片差评,但传播形式弥补或替代了评论界的发声。当然,还有路遥自身盛年而殁,使这部作品更多一层悲壮色彩,人与文的境遇交织,某种程度上道成肉身。

“记忆的经典”侧重于大众普及性,更多是从传播学角度考量。文学似乎更是如此,新世纪以来寥若晨星的几部被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不止于小说),每一部都只有个案可循,虽然也是专业领域与大众普及层面的通约,但主导的力量日益偏重于大众层面。影视行当谋求口碑与市场的双赢,换成文学行当,口碑与市场容易混为一谈,若说经典化是行评与市场达成某种默契,应不为过。行评的作用,在于厘定一部作品是否还属于文学范畴,相当于准入资格,有些书卖得再火,披不上文学的外衣。行评自有级别,把“茅奖”当成国内行评最高级别,也不为过,但事实上获取茅奖也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成经典化,还有待获奖之后的多年时间内,该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之中自然发酵的过程。“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可长可短,经典的认定离不开一段必要的时间。

读者越来越相信自我的判断,大众也可能是某种专断,在此情势下,文学专业领域的声音日益微弱,文学经典更容易成为“记忆的经典”,以致金庸也已成为难以撼动的大师。作为专业的阅读者,内心自有对作品的评价,如果阅读量足够多,对自己的判断足够相信,每个人头脑中自有一部“文学史”,而不妨把业已写就印行成书的各种“文学史”看成“文学传播史”。专业人士尽可以怀疑已有的经典,或者哀叹心仪的作品未能完成经典化,但经典本身似乎太多道理可讲,它就是一个个既成事实,就是一次次的意外,或者说是既成事实的意外。比如说李白有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借助这两句,我们知道一千两百年前有个男人叫汪伦。为什么是他?换是另一个名字,也会随这两句被人记住。这首诗不管写得如何操蛋,它随着李白的声名鸡犬升天,已被经典化。“汪伦”恰好嵌在诗句之中,现在我们都知道汪伦,这便是既成事实的意外。

经典不可复制,包括不可由作者本人自我复制。经典是需要求同,而专业必须存异;经典更多的在于普及作用,不一定是真正的专业高度。就像谈及古典音乐,世人皆爱贝多芬、莫扎特;谈及男高音,脱口而出帕瓦罗蒂;指认喜欢的指挥家,十有七八会讲祖宾·梅塔、卡拉扬……但要说喜欢的流行歌曲和电影,则众说纷纭,无法统一口径。因为流行歌曲,我们都真的去听,只要是个入门级的文艺青年,都看过成百上千的影片。自我的判断,是要以量为基础;而未知的领域,经典化的作品和大师才得以成为共识。

文学亦是如此,与人交流,问他喜爱的国内作品,若答《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着》,当然也算有一定识见,至少和回答大冰、于丹、张佳佳有质的区别。只是这答案太过标准,总让我怀疑他只看过这几部,甚至只知道这几本书名。在专业领域,经典很可能就是障碍,质疑经典无可厚非。我们更需切近地问自己,你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一部?你是不知道它的经典地位就读出它的好?你是因为它的经典地位而更充分地读出它的好?抑或,你是因为它的经典地位而不喜欢它……

像我本人,对于经典的作品,更感兴趣的是它如何生成,我更乐于了解它的传播史。而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往往以捞偏门搜冷本为乐事。和经典离得太近,看出每一部经典的好,可能是自我迷失的一种表征;当然,如我这般,喜欢的东西大都是偏门冷本,亦是一种自找没趣,是自我的枷锁。我一直以为,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受众,应有一个阈值,多了少了都不对,不多不少也不好,仿佛文学本身就无处安身。

作为专业的写作者,我对经典的理解一直处在一种含糊混乱的状态,却仍止不住盼望自己作品能够经典化。为什么不呢?既然经典意味着一部作品华丽转身,变成日常的商品,该作者从而一劳永逸,且还美其名曰“洛阳纸贵”、“一纸风行”……所幸,因我确信经典就是一次次既成事实的意外,这盼望反而能够放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就像买一张彩券,盼望着获特等奖,赚取天文数字,也早知道机率是天文数字分之一。为这渺小机率使尽浑身解数,不但瞎费力气,往往适得其反。都说作家应是仰望星空且脚踩大地的群类,我对此的理解,也可用买彩券作比:心里盼着特等奖来临,偶尔得中末奖,五十块一百块,晚餐也不妨添杯小酒,暗自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