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腊月，尤其到最后几天，对于在外的人而言，所有的方向，大致是自己的家乡。所谓的腊月是何意，起初不知，查资料方才明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已经淡漠得很久了。在全球化语境乃至科技后来居上的生存环境中，人的身心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换与转变，生活上也发生了深及骨髓的挪移与重建。

东汉学者应劭所著《风俗演义》说：“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 以祭祀其先祖也。”另外，“腊”字还有新故交接之意。这些年来，我少小从军，现在客居成都，也差不多30年光阴了。几乎每年此时，都在回家、不回家过年这件事上心犯踌躇。

所谓的故乡，其实是自己出生之地，即父母将自己带到人间的片隅。它可能小得无法转身，但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使得每个人都在心和灵魂当中印下隆重的胎记。现在高铁通了，成都到邢台也就7个小时。一大早上车，一路飞驰。从常青的蜀地而荒寒的关中，再结冰的黄河之后， 便是冀南地界了。

看着窗外迅速闪过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城市、城镇乃至荒草野岭， 人为的和自然的，一切都那么固执、零碎与面目迥异。当然，也看到不少坟墓，新的旧的，几乎都在人居不远的地方。我奇怪地想，人真的有灵魂吗？在他们的年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实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愁喜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和表达的呢？再多年之后，我们这一代人也入土为安，这个世界会再度变换成怎样的一副模样？

如此问题，其中带着无尽惆怅。我也知道，人在大地和天空下的更替，看起来是一种自然行为，其实是宿命。就像我们父母的父母，父母父母的父母……在纷乱、流离乃至安居之中，那个真正把我们带到人世的先祖，已经无法确认他的出处和名讳了。

邢台下车，落日正在平原的西边缓慢下陷。弟弟带着两个侄女开车来接。这样的待遇，也是这几年才有的。七八年前，弟弟买卡车搞运输， 算是运气不错，挣了一些钱。他后来对我说，买台车，你和嫂子侄儿一起回来，用起来方便。现在的乡村，已经与城市日渐趋同。尽管是表面的，但相比20世纪末叶甚至21世纪初，已经是大大进步了。

见到母亲，当然是一阵欣喜。尽管生活有诸多不如意，甚至创疼、屈辱，但有母亲和亲人， 再受伤的心也是稍可安慰的。弟弟修建的房子又大又新潮，可母亲还是愿意住在老房子里。黑夜开张后，和母亲坐在柴火的炉子边，边烤火边吃饭。

如此几天，便就是除夕了。夜里，炒了几个菜，与弟弟喝酒，把弟弟的孩子们也叫在一起， 给他们发红包。母亲推脱不要，我说必须要，强行塞进她衣兜里，再给几个侄女侄儿发了。那一刻，我觉得十分开心. 春节就是要血缘浓郁的人们聚在一起，用某种看起来烦琐的礼节与仪式， 来加强和巩固这种关系，进而使得家族团结而又有活力与弹性。

大年初一要早起，而且起得越早越好。按照风俗，谁家起得早，谁家便会一年兴旺，且会在全村人家当中事事独占鳌头。我小的时候，除夕晚上，总是舍不得睡觉。即使强行被按进被窝， 也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每醒来一次，便问父亲几点，是不是该起床了？父亲性情朴拙木讷，总是很顺从我和弟弟，开灯看表。

到半夜两点，我就知道，再也不能睡着了。一睡着，说不定一觉就到了四五点钟。那时候， 其他人家早就起床，在院子里燃放鞭炮了。辗转反侧之后，听到鞭炮的声音，便一骨碌爬起来。

不论是谁家先起床，总要点着一枚威力不怎么大的花炮，丢在门口，炸响之后，方才可以开门。意思是，花炮一响，那些飘荡或者蹲在门口的不干净的东西（意为邪神和鬼怪之类的）就会吓跑，这时候开门出去，就不会受到侵扰。

现在，这道“工序”早就被省略了。2019年大年初一早上，我起得最早，是凌晨4点钟。按照旧俗，先在我住宿的弟弟家院子里燃放了一挂花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在空荡荡的黑夜显得突兀而又怪异。随后，我又去母亲住的院子里燃放了一挂。再去我早年母亲分给我的，已经很久没住人的院子里燃放了一挂。

父母分给我的房子在最上方。除夕入夜时分，我就把门口的灯泡打开了。这样的意思是只要是房子，不管住不住人，除夕夜里都要开着灯。在乡人看来，灯火就是人间烟火，就是生活的象征。

此时，弟弟和弟媳妇也起来了。母亲也打开了门。我去洗漱。洗了的水不能泼出去，即便夜尿也是如此。在中国乡村传统中，有句话说：山管人丁水主财。倘若泼了倒了，这一年便会损失钱财。要等到太阳升起才可以。

这种观念和习俗至今被村人坚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对待家人（生命）和钱财方面，村人依旧是谨慎的。此项规矩的不容易丢弃或者破坏，大致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关联太深的缘故。

接下来，男人和孩子燃放鞭炮，女子们则负责烧水煮饺子。不一会儿，冻硬的凉水就开始咝咝发声。饺子下锅，捞出来第一碗，是要敬拜天地灶神祖宗等，再去村子边缘的土地庙中上供， 人才可以吃。现在，因为母亲信仰基督教，弟弟一家又没有明确信仰，这一切便省略了。

我们家算是全村起得最早的。这个自然村， 一色杨姓，统共100多口人。以前，人都住在老村里。家家户户，门对门或者屋背屋，东边咳嗽西边土落。尽管都是一个家族，但矛盾和摩擦不断，甚至有打架斗殴的，也有一些至今难以言说的恶性和诡异事情发生。大约是30年前，我家第一个搬出老村后，陆续有人也搬了出来，纷纷在村外靠近202省道的地方盖了房子。

我继续放鞭炮，先是长的花炮，几千响，“噼噼啪啪”地炸响了两分钟的样子。后来是二踢脚， 二踢脚威力大，先在地面爆响一声，然后被弹到十多米高的空中再炸响一次。侄子11岁了，我喊他出来放炮，他哼哼唧唧不来。这和我小时候完全不同，那些年，大年初一，我最盼望的就是放炮。

倒是前些年，我和儿子回来，儿子仍旧保持了和我一样的爱好。大年初一早上，兴高采烈地和我一起燃放鞭炮，即使小手冻得通红，也兴致不减。我记得，即使我们还在西北沙漠部队的时候，儿子也很热爱这项娱乐。2018年，他坚持要回甘肃姥姥家去，今年又是。老人们常说，谁养跟谁亲。

可令我不明白的是，侄子怎么没了燃放爆竹的兴趣呢？仔细想想，大约和弟弟一家对春节的逐渐淡漠导致的。而弟弟的淡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近些年来，村人逐渐放弃了古老的传统， 进而把春节只作为一种不得不过的节日，应付的成分大了的缘故。

以前，不管有再大的怨仇，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双方都不会故意找茬闹事。对于春节，大年初一，一年第一天，人们是怀有敬畏和期颐之心的。正如老人们所说，初一不好，十五强不到哪儿去！

这一切的改变，尤其是作为一年最重要节日仪式感的崩溃，是传统文化乃至乡村精神中最大的嬗变。人们再没有了过年的兴奋和庄严。这其中，除却经济条件上的好转与物质生活的丰裕等因素，不能说不是乡村精神文化的一种失落。人们在注重一家人团聚、和美的同时，主动地省却了一些看起来腐朽的繁文缛节，导致了当下北方乡村春节的“年味”与仪式感、庄严性的一再丧失。

一种文化没有了仪式，一方地域人群没有了古老的敬畏感，这说明，我们的传统已经出现了问题。就拿信仰来说，从前的南太行乡村多的是万物有灵的道教理念及其禁忌、习俗等，且几乎是人人奉行。可现在的南太行乡村，基督教、天主教的蔓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宗教从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然而我发现，传统中的儒释道思想，是最讲究传承的，构成了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基准与思想规范。一个家族、一个村子的兴衰荣辱，大抵是与其人群、成员是否恪守“道统”，即敬天悯人、忠孝仁义、仁善舍施有直接关系。而现在，人们逐渐抛弃了这个理念。

4点50分，天还没亮。星辰寥落，宛若南太行村庄过年时才有的一串串灿烂灯火。这样的日子倒是惬意，能够看得到星辰，时常被日光照耀的地方，该相对明亮一些吧。

吃了饺子，我和弟弟带着二侄女和侄儿去拜年。我们一行四人，先到92岁的大大娘家。她信佛，满头白发，耳不聋眼不花，一见我和我弟弟，认得很清楚。去年春节前几天，我去看她， 给她100元钱。这一次，她对我说，我把你的钱给了寺庙，帮了该帮的人，你看看，这功德有多大啊！事实上，我也知道，大大娘儿女众多，也都混得不错，自然少不了孝敬她。再去88岁的三大爷家。虽然只有他们老两口住在多年前的老院

子里，但布置得很喧哗，彩灯彩旗一类的，很是招展和炫亮。进门，三大娘说，三大爷去土地庙烧香了。现在，村子里像三大爷这样信仰不变的人已经很少，恐怕就只有三五家。其他的不是信了基督，就是天主，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教派。我觉得，三大爷一家的这种自始至终的信仰令人敬佩，在没有人坚持的时候，他们依然不变，在更多人变换了信仰的时候，他们不为所动。也唯有这样的人家，才使得我能够体验到幼年时过年的那种文化习俗和精神传统。

主要是去辈分和年龄比我和弟弟大的人家拜年。进门，寒暄，然后磕头。一般人家都会说， 来了就好了，不用磕头了。这其实是客套话。我小的时候，觉得磕头不好。男子汉大丈夫，跪天跪地跪父母，其他人则不用，应当引以为耻辱。现在则觉得，磕头，是感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那一种。尽管这磕头里面， 也包含了诸多的不情愿，甚至违心。

正如事实，一些人的德行并不足以承载另一个人的跪。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德是一个很高的修为，这种境界一般人难以达到。作为一种传统，我现在才意识到，磕头当中，既包含了感恩， 也包含了劝诫。

天刚蒙蒙亮，我和弟弟已经转完了全村所有能去的人家。有两户人家，我和弟弟多年没去拜年。其一，也算是血缘上最近的长辈，但因为一些隔阂，他们家里又出了人祸，我想了想，还是不去为好，怕他们说我和弟弟幸灾乐祸，去看他们的笑话。倘若放在十多年前，我可能真的会有些幸灾乐祸，但现在，我深刻体验和知道了人生无常、祸福难料的本质，从而对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种行为，表示了最大限度的鄙夷。也觉得， 不管从前再大的怨仇，盼望大家好，平安富足， 是人之内心应有之意。当然，如果他们能够因此而觉醒，认识到人生的种种不测，乃至时刻保持一颗善心，便是最好的了。

可一个人的觉悟，完全来自文化上的自觉。而这种自觉，要建立在一定阅历和学识之上，否则，作为一个农人，尤其是习惯了乡村原始生存和竞争的人群，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也有人到我家拜年，给我母亲磕头，我在旁边站着。令我尴尬的是，一些小辈居然没给我磕头。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想想也对。这么多年了，我几乎成了外乡人，可能是他们下意识里忽略了我。也可能，是我没带老婆孩子回来，算不得一家人，他们才忽略的。想到这里，心里也有些伤感。

日出之后，群山明亮，干燥的乡村到处阳光崭新。几个堂哥聚在我家喝酒，他们来，也是看得起我的一种表现。乡间有诸多的潜规则和不言而喻。自古以来，乡村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 其中虽然有贫富差别，但基本上运作方式是一致的。如近邻之间的日常交往规则，与外姓和本家打交道时的方式甚至说话口气等，都是完全不同的，有着许多讲究。

我极力劝酒。我总觉得，不劝酒是不对的， 自己不陪喝也说不过去。我已经厌倦了喝酒，再好的酒也喝过了，但乡亲们来我家里，我不喝， 好像有些失礼。最怕的是，乡亲们说我傲慢、装蒜，看不起他们，背地里说我不识抬举，等等。

酒间说话，无非是家长里短，但谁也不会臧否邻人。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一则不愿在众人之间指摘他人，以免引发纠纷；二则不能将自己的真实看法和想法示于他人，恐遭他人捷足先登或者从中作梗。

因此，众人聊谈的，都是大而无当、笼而统之，以及普遍的问题和现象。

其中，对孩子读书的重视，依旧是每个父母的心愿，而且坚定不移。我也说，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即使没找到好工作，读书也是人生自我成长乃至不会失掉的底线，明是非、懂人世的唯一途径。再就是村里的经济，我们村庄这一带不缺乏旅游资源，诸如明长城遗址、张三丰修行处、八路军129师活动场所等十多处人文遗迹，都可以开发利用起来。前几年，有的人跃跃欲试，但都无功。抱怨说，这个事情，不是个人可以搞起来的，还是需要政府有眼光，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大约从2000年开始，与我们村子相邻的邢台县、武安市等地，不过咫尺距离，一个个景点被开发出来，逐渐形成了规模。不过几里就有一个景点，以及相关配套的设施。每年的春夏秋季， 省道上车来车往，昼夜不停，各个景点也是人满为患。唯独我们这一带，夹在其间，毫无动静。现在的村里人，大多数人靠的是板栗树挣一些钱，再就是出去打工，好一点的，是买卡车搞运输，在市里开个小饭馆或者门市等。

村民最大的忧虑，是上了大学的孩子如何安排，去哪里工作。离开邢台市和邯郸市，他们就觉得太远了。尤其是闺女，都工作在本地，然后嫁在本地，待自己老了，有个“指望”。我对他们说，孩子孝顺，远在天边，也会对父母好；不孝顺，即使不嫁不娶，也还是稀松平常。这个道理，其实他们都知道，而且身边的事例特别多。

由此来看，南太行乃至北中国乡村人群的人本观念是极强的。一户人家，生女再多也不甘心，必须有个儿子。这也是一种基于传统的香火意识。当然，乡人也信奉“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世俗理念，至今还将之视为一户人家有无“能量”的基本标准。

按照乡俗，初二要去舅舅、姑姑和小姨等亲戚家拜年。可惜，前些年，我的两位舅舅先后没了。母亲的娘家，现在只剩下二妗子。给她拜年时，我特意看了看大舅住过的房子和院子，一派萧瑟，脑子里又出现那位个子高大、一见到我们这些外甥就咧嘴大笑的那个中年男人。他为人之好，使得大姨、母亲和小姨感念不止。大姨去世了，母亲和小姨说起大舅来还是泪眼婆娑，悲伤不止。即使熟知他的邻里，提起他，也是赞不绝口。

这是人格的力量。大舅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乡贤了。母亲常念叨，十里八乡，只要人说曹三君（大舅的名讳），大人小孩，都要给三分面子。他从不找事和欺负人，见到谁都是笑呵呵的， 能帮的尽量去帮，不能的好言相劝。对母亲、大姨和小姨，还有二舅，只要有事，他第一个站出来。我们家盖第一座新房时，大舅自己掏钱跑了20多里路、从武安某地买好大梁送到我们家。一提起大舅，小姨就抹眼泪，说这么多年来，自己受了委屈，都是大舅安慰她。遇到想不开的事， 也是大舅开导她。

中午，聚在小姨家吃饭时，与表哥、表妹夫聊起来，也是说些现象和难题。大表妹的几个孩子都大了，闺女要嫁人，儿子要说媳妇。还有要命的生计问题。作为农民，永远都需要自己养自己，这是一种自由，也是代价。因此，多数农民还是希望能够委身于企事业单位，倘若能进入政府机关，肯定以为祖坟上冒了青烟，多少辈子积的德。说到儿子娶媳妇，表哥叹息。他说，现在男孩成婚代价吓死人。大闺女和她的父母家人，要求男方城里要有一套房子，再小也算。还要有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私家车。村里房子也要一座。另外再加彩礼10万到20万之间不等。这样盘算下来，把一个媳妇娶回家，在120万元左右， 还是最普通平常的。一般人家一年收入以20万元纯利润计算，也要六七年的工夫。但这里的一般人家的收入，也就是四五万左右，这还是有劳动力的人家。

娶媳妇是父母的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这是南太行人由来已久的观念。倘若儿子娶不到媳妇，可能有人会说儿子不好，但主要的舆论矛头还是朝向其父母，说他们没本事，儿子娶不上媳妇。父母也会因此懊悔自责。

20年前，南太行乡村婚嫁有十多万元就够了。现在的情况，使得平常人家难以应付，许多父母因此而一夜白头。市场经济的连续灌入，以经济作为婚姻基本操作杠杆的意识深入到了乡村的骨髓里面。

中国的乡村，在任何时候都是城市附庸，而且心甘情愿，亦步亦趋，哪怕不伦不类也要快步紧跟，虽然样子趔趄而又滑稽。从这方面说，人从来都是趋利和甘于被引领的。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在他们看来，被引领是一种荣耀，尽管拙劣甚至蓬头垢面，但也可以在同乡面前，做一番自欺欺人的炫耀。

村民之间，永远都在相互比有没有、多和少、贵和贱。比较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忽略自身实力，且不顾未来。拿彩礼来说，即便是付得起，也都是借来的钱，或者贷款来的钱，最终的还款者，至少有一部分还要落在自己头上。尽管如此，所有的大闺女和其父母，还是愿意如此。否则的话，就觉得自己闺女不值钱，做父母的脸上也没光彩。

这种攀比，直接导致了新婚夫妇婚后的经济负担，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矛盾、分歧，甚至离婚率居高不下。从表面上看，儿子娶了媳妇成了家，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债权的分割纠葛、夫妻承载经济压力大而生活窘迫、在实际生活中挣钱不易而导致夫妻反目成仇。

几乎人人都在痛恨这种风气，也都意识到此风不可助长，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不得不随行就市。不仅如此，适龄女青年的缺乏，也是乡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有的青年过了婚娶年龄，幸运的，则会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成婚。不幸的，只好看着别人家老婆孩子，生活得滋味百般，自己孤苦伶仃度日。表弟说，这些年来，在外地打工而把对象带回家的，也不在少数。只是，这种远嫁和远娶的现象，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他们的婚姻，到底能不能稳定下来？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本村青年男子由外地带回的媳妇，还没有发生过离婚或者逃之夭夭的现象。

在乡村，或者说整个中国，在婚姻上的讲究，其实有些病态，更缺乏庄严感。很多礼节和要求，玩闹的成分太多，以至于结婚成为一种众人的闹剧。我觉得这很虚妄，且充满了戏谑与悲情的成分。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的中国乡村， 人们对于生活，尤其是婚姻的要求，仍旧停留在娶妻生子、嫁人吃饭的层面上，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和心灵的沟通。传宗接代仍旧是内在的主题。

这不仅是大环境的问题，也是传统的问题。强调经济增长固然重要，新农村建设也势在必行，但最重要的是其里，即如何改造乡村的道德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当然，经济环境也是必不可缺的。如何更好地寻找和规划乡村的良性发展措施、基础和方向，进而构建一种文明的人文环境，使之具有持久性的经济动力和支撑，这对于农村建设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时代之中，农村不应当被排除在外，或者任由其无序发展，而需要将现代化特别是科技的因素， 有效而和谐地植入进去。加强对医疗、教育的高质量的投入、建设和培植，使之具备良性的、与城市对等的条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其根本，还在于教育。唯有文化的自觉和长进， 才能使得整个乡村在人心和信仰、精神传统上得以递进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