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与更为个性化的美学标准相比较，文学经典化当中的历史标准在如今似更易被提及。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文学评价的“史学的标准”的内涵：文学作品史学的意义即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是身为一个阶级的主人公的矛盾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作家的写作不应该忽略这个因素，避免“把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潮流，那么在经典生成的机制、经典传播的筛选、经典的内部构成之外，经典的内容（历史赋意）在“当代”成为进行中的魅力所在。

在新世纪之初，“共和国文学”的概念就曾被热议，大有代替“当代文学”的趋势。“共和国文学”按照时间段又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前后两个时期因为经典生成机制的不同，着实引起研究者不少的争鸣，就目前来看，“前三十年”的经典化研究的学理性逐渐定型，而“后四十年”文学史的研究经验还在广泛的积累当中。以整体性历史观之，文学经典的生成在此之中，而又与之产生合力。佛克马认为在经典生成的过程之中，认知动机在起着作用，经典与非经典的知识含量决定了经典的调整，“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荷】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在当代小说的经典化讨论中，我们往往考虑较多的是意识形态、制度、可变性等外部问题，而在小说的认知功能上谈论较少，因此重启“记忆”与文学史，在历史的进程中和对话中探讨读者大众、批评家、文学史家的“筛选机制”似有经典化问题的新论。

记忆的一种特例构成了历史，而文学经典正是记忆的最佳方式之一。阅读经典作品往往给人以在个体记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遐思，科林伍德将历史学视为一种过去经验的重演，他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链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它自己。”（【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4页）共和国记忆不仅关乎“革命中国”的宏大建构，同时包含了历史变局中的个体体验和家国共振。谈论这一记忆的文学经典化可能包含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社会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同频。个人经验与时代角色的吻合，因此，经典的确认在瞬间达到峰值。《青春之歌》属于这种情况，作者杨沫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也使得这部作品在高销量的同时就进入了经典行列。但此类作品在“标志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时代飞逝的被遗忘的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异频或变频。这种经典的确认往往承受了历史记忆之重，测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泛政治化的特点，因此经典的确认筛选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例如赵树理的《三里湾》，经典化的难题就出在了其与50年代的中国农村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情况在“后四十年”更为常见，那就是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的跳频,赵勇教授曾将《平凡的世界》称为“民选经典”，黄平教授更用“励志型读法”与改革文学的挫败来解释“民选”的原因。其实自1985文学书写的“转型”以来，这种经典以“魔幻现实”“先锋写作”“类型写作”“寓言写作”等普遍存在。如果说在前两种情况下，文学经典确认中还存在某种定型的意味，从分化到统一认知，那么随着时间发展，后一种情况的经典讨论显然会越演越烈，例如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经典化的刘慈欣的科幻巨作《三体》。需要注意的是，三种情况其实都承载了共和国记忆，也即承担了文学经典的认知功能，必须“有思想能力在现在之中唤醒它自己。”即使如《三里湾》这样承载了赵树理多重身份矛盾的作品，在如今仍然以作家的社会政治干预、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三农”问题等转喻和影响继续被讨论被记忆。

以当代文学经典的共和国记忆而论，自然涉及到小说的记叙与抒情、内容与方法的问题。洪子诚所认为的“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主要集中在50—70年代的小说创作：“‘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王彬彬则将“史诗”视为长期性的病症，指出史诗情结是“茅盾文学奖焦虑症”的表现。但我们往往忽视了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来路，在五四之后，就有人对中国的经典提出了质疑，例如郑振铎认为：“中国无《伊里亚特》与《奥特赛》,无《马哈巴拉泰》与《拉马耶那》,乃至并无一篇较《伊里亚特》诸大史诗简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现中国古代的国民性与国民生活与伟大的人物的文学作品”的缘由,在于“中国的大学者如孔丘、墨翟之流,仅知汲汲于救治当时的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国民的文学资料的保存的重要。”（郑振铎：《文学大纲（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由此观之共和国记忆的文学经典化，提供了文学保存历史的方式，特别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创作标准有其进步性。

同时，以存在三种不同的记忆方式而论，我们又会发现，“史”与“诗”的辩证始终缠绕在“共和国文学”周边。如果对这一学术热点进行溯源式的考察，亚罗斯拉夫•普实克和陈平原的观点当为其中的代表。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两个传统，即“抒情诗传统”和“史传传统”，“五四”新文学的两种承传可以分为郁达夫和茅盾两个方向。陈平原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提出，“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共同制约着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在我看来，作为社会记忆的经典保存，史与诗的辩证渗透着历史书写的辩证法，因此近年来“总体性视野”的讨论方兴未艾，其实所谓的“总体性”包含对文学经典历史赋意的探讨，从黑格尔到恩格斯，对作家历史观的要求都渗透着对社会总体情况的把握。

共和国记忆的文学经典化首先符合的是史学的标准，以作家历史观的把握为核心，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是呈现“整体性历史”的范本，即深入思索并尝试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当然抒情诗传统也在其中发生作用，所以，三种不同的错位可能只是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不同抵达而已，而最终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都会直抵整体性历史的目标，这也应该是当代文学经典的一大属性。

最后经典化的关键问题还有经典的传播。佛克马特别强调经典作为批评和教育的工具，在我们往往比较重视前者，而忽略教学是对经典化的一种干预手段。长篇小说在中学必修课本中是“重灾区”，只有《水浒传》选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沈从文的《边城》等极少数的篇目。在人教版高中语文中国小说欣赏读本里，以“家族的记忆”编入巴金的《家》与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女性的声音”编入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王安忆的《长恨歌》。这一方面说明了四部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地位，《白鹿原》和《长恨歌》都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历史记忆书写的杰出作品。但另外一方面文学教育所表露出的文学经典化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极少的数量篇目表明“记忆”的部分被忽略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如何面对共和国文学经典的阶段性（“前三十年”）空白问题。例如笔者记得初中曾经学习“山药蛋派”的知识点，但如今即使在山西，初中生已经将这一当代流派遗忘。第二，在文学教育中如何使得经典发挥其“原问题”的认知功能，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女性的、家族的记忆能否完全被框定为《长恨歌》《白鹿原》的经典性因由？佛克马针对此问题也曾指出任何一个个体只代表某种经验、价值集中在一些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应该提供这些差距的对照。我想也唯有如此才能够提供经典化的参照系。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