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陈忠实坦言，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粟，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而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蓝袍先生》里的徐慎行连同他的“耕读传家”，原本是作为负面形象被提出的。然而，师范学校的现代教育，再加之田芳的柔情与爱意，将他成功地从传统的泥淖中拯救，引渡到新时代的彼岸。紧接着令人没想到的是，他遭遇了更大的危机，“鸣放”中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顽固“右派”。

显然，《蓝袍先生》与陈忠实过往的作品有着明显差异。小说的暧昧性在于，作者先是将立足于小农经济的儒家伦理视为一种压抑力量，让穿上“蓝袍”的徐慎行成为被父亲禁锢的“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偶”。而革命的显著意义在于，让他摆脱这种禁锢，脱去“蓝袍”追求爱情，从封建桎梏下脱胎成一个活泼泼的新人。然而小说的逻辑在于，这种自由让他忘记了过往持守的“慎独”之理，从而招致灾难，劫后余生之际，才重新明白“慎独”的重要性。在此，就个人遭遇而言，现代的意义固然重大，但相对于传统的精神压抑，它所导向的灾难后果往往也会令人不堪重负。这也是为什么徐慎行会在革命的恫吓中重新发现传统“颠扑不破的正确性”的重要原因。小说其实是要借此在现代激进主义之外，为传统的合理性重新作出辩护。

《蓝袍先生》中“慎独”的“被压抑者的复归”，让陈忠实顿觉“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这便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种“辩证法”的“历险”昭示着，一切现代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折腾”，只有“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才是值得珍视的价值。然而在此之前，他原本是一位柳青文学的忠实崇拜者。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崇拜所引发的“影响的焦虑”逐渐成为困扰作家的问题。再加之革命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创作的方法业已时过境迁，他必须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阴影，以显示出自我的独特性，这在哈罗德•布鲁姆所言及的“影响的焦虑”那里无疑至关重要。这里的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接下来要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言及的“实验”已经在《蓝袍先生》中初露端倪，那就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塑造方法。

“文化心理结构”并非什么高深理论，李泽厚在80年代初提出时，它的内涵其实与他早先提及的“民族性”“国民性”等概念有很大相似性，主要指的就是以民族性格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积淀之类的思想观念。这一学说在当时影响甚大，也波及到了创作领域，对寻根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有着显著影响。此时正为寻求艺术突破而“蓄意”阅读的陈忠实显然深受这一学说的启发。他甚至直言，这个理论是对他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的突破，令他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塑造典型人物”之间的转换过程，对于陈忠实来说，亦是一次艰难的精神“剥离”的过程。于他而言，“剥离”的实质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更确切地说，是由既有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塑造向最为时兴的“文化心理结构”探寻的创作转型，亦即从他所崇拜的柳青传统“逃逸”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因此对他来说，“剥离”大命题上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这意味着“剥刮腐肉的手术”，虽然痛苦艰难，却是创造新文学的重要契机。

陈忠实一直试图走出柳青的阴影，不过好在，经由“文化心理结构”这个绝妙的“中介”，他终于得偿所愿。借由“文化”，他“告别革命”，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壮举，这里最终完成的标志就是《白鹿原》的发表。在此，《白鹿原》所谓的“秘史”，其实不是“村庄史和地域史”，对于陈忠实来说，它意味着一个时代“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通过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及其“裂变”，他有机会重塑并“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无非是透视那个时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时，从多重角度探索他们丰富的真实的心灵历程。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而能进入文化心理结构的探寻，剥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在此，人物心理结构中挥之不去的传统因子，成为《白鹿原》牢牢锁定的对象。当然，“还有比这些生活事象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譬如怎样理解集体化30年的中国乡村，譬如如何理解1949年新中国之前的中国乡村，涉及到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这些“剥离”的题中之义，正是《白鹿原》延展开来的重要话题。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见出，现实的变化使得陈忠实敏感地意识到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性。

通过“文化心理结构”，陈忠实在艺术形式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更新”，与此同时，在这“剥离”的具体过程之中，艺术形式变迁与思想形式转轨又是互为表里的。这在《白鹿原》的创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事实上，陈忠实所谓的“剥离”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心理结构”为中介，而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观的表达上向80年代的流行思想靠拢。李杨的研究就曾提醒我们注意《白鹿原》与“1980年代主流文学”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伤痕——反思文学”开创的后革命时代的“去革命化”叙事，“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皈依、“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对历史的人性化与欲望化处理，以及“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手法，都在小说《白鹿原》中一一呈现。据此他认为这是“典型的‘1980年代的作品’”，而小说的突出特征也表现在对80年代“去革命化”这一“去政治的政治”的集中表达。确实，有关《白鹿原》对于经典革命叙事的重新讲述的问题，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也正是《白鹿原》，彻底改写了20世纪50到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所建构的阶级对立，深刻体现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去革命化叙事”特征。正基于此，当代文学史将《白鹿原》归入“新历史小说”之列，其重要依凭就在于小说作为民间“秘史”的叙事姿态。在此，“秘史”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于现代革命审慎的质疑态度，这也是作者早在《蓝袍先生》就已经形成的历史态度。

《白鹿原》中最富争议的部分，无疑是所谓的“鏊子”说。“鏊子”原本是朱先生面对“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而后被用作历史变迁与争夺对于整个白鹿原的荒诞意义。在小说叙事者看来，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斗争，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的“窝里咬”，无论是朱先生的“天作孽，尤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道德戒律，还是“折腾到何时为止”的死后箴言，它传递的历史观都在于以坚持循环论的“天道有常”的“超稳定结构”，来对抗一切以革命为中心的现代史观。这种反思激进主义，反思现代中国历史的态度，与《蓝袍先生》对革命的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白鹿原》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截然对立起来，而毋宁将其视为“‘革命现实主义’延长线上所产生的杰作”。这是因为其现代性反思针对的是“极左政治”，而非一切政治。这在新时期以来浓厚的消解政治、拒斥政治的文学氛围中，是难能可贵的。一个明证在于，《白鹿原》中写的几位革命者“竟然没有一丁点缺点”，作家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归结为他对“革命”的“切近感和亲近感”，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崇高性早已内化在作家的意识之中。这也意味着陈忠实虽无法在柳青一代作家的意义上讲述革命，但却不得不时时处处以他们的创作为参照“重新讲述”革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