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便是一个围绕“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不断建构与弘扬的过程。换句话说，“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本然与自在的灵魂。这自然是与中国军旅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及军旅文学自身的品质与内涵特征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军旅作家自觉地承担了“国家/民族”的宏大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而且这种使命与责任已经融入到军旅作家的血液里。

70年来，中国文学经历了政治语境的波诡云谲、商品经济的风云激荡、文学艺术的世俗化与娱乐化思潮，军旅作家们也试图在更为开放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语境中对以往的观念进行更新与重构，但“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始终规约着军旅作家的创作，为不同时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提供着最具核心意义的表征。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虽说在战争观念、战争中的人性及本体层面的“文学性”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始终没有远离这一使命与责任。这是构成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品格与精神脊梁的不可或缺的底色，也是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繁复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追根究底，主导“十七年”文学的思想与观念基本上是1930年代以来的战争文化。“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的现代性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革命的现代性，即由战争主体——农民所主导的战争文化。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更具体地规约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即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服务。在这样的背景里，1945年，正在延安的孙犁写出了《芦花荡》和《荷花淀》就不能不让人有一种惊喜之感。与195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一样，孙犁的战争题材小说富于浪漫气息，尽管作者选取残酷的战争作为表现对象，但作者却不着意于血腥与残酷，而是努力展现抗战军民不屈的个性与乐观向上的品格。

军旅短篇小说随后崛起，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刘克的《央金》、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茹志娟的《百合花》、刘真的《英雄的乐章》等主流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虽然没有宏大的篇幅，也不寻求史诗性效果，却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或模范人物。短篇小说因其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对革命历史的建构与阐释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茹志娟的《百合花》，突破了当时以塑造英雄形象为旨归的主流创作观，关注和书写小人物和普遍的人性，表达对生命个体的敬意与尊重，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其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描写及精致的结构，成为当时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其实在“红色经典”产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长篇小说抢先问世，但是它们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军旅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以“红色经典”为代表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何以集中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及至1960年代初？一是文学，尤其是长篇巨制，其文学性自律要求与所描写的生活本身拉开一定的距离；二是那些日后成为“红色经典”作家的战争亲历者们的文化准备明显不足，再加之朝鲜战争爆发，边境剿匪如火如荼，从思想到情绪都还无暇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往事；第三则是政治文化语境已经在热切地呼唤“红色经典”的喷薄而出。

1954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有如横空出世，震撼了文坛。它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全景式地展开了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为当代战争题材小说确立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新中国军旅小说的一座里程碑。随后，一股巨大的“红色”激流汹涌而来：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及至1950、60年代之交，又一批战争题材小说蜂拥而至：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李晓明和韩安庆的《破晓记》、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这些小说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饱满的革命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历程的阅读期待，平复并消解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苦难焦虑，激励人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1950、60年代的“主旋律”。

“红色经典”在小说形式上之所以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一方面是因为这批作家们从小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染，却基本上都没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这种民族的、大众化的形式更易为大众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以作家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充盈着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英雄传奇色彩与民间化表现视角，使其历久不衰，且在21世纪初年通过影视改编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然而，将过程的意义融化到结果中去，将个体的价值融解到集体中去，它产生的直接后果，却是当代军事题材创作中英雄主义模式的确立。”“由于英雄主义模式的限制，使这类创作只是在数量与篇幅上得以增长，却没有造成艺术上多样化的局面。”对于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表达的这个观点，我颇有同感。至于没有像西方二战文学那样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战争本质的深入思考一类的质疑，则让我感到有种脱离历史语境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意味。

我并不认为“十七年”所产生的“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是当下学界对其诟病的根本症结，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十七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始终笼罩着一层深重的“现代性焦虑”，围绕着“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而展开现代性的集体想象与认同，导致了其“非文学”的因素过多：缺乏活跃的感官世界（“身体”的缺席和情爱叙事的稀薄），缺乏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日常道德宣教），缺乏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缺乏日常生活经验（极端化的生存状态简化了生命的内在矛盾）等。因此，“红色经典”的一枝独秀在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文学神话的同时，已经暗伏了一个文学的危机时代即将到来。

除却文革十年，此后的新时期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中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拉开而日益彰显它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我甚至觉得与“五四”新文学在多个向度上不仅异曲同工，而且完全可以比肩。军旅文学在这三十余年中与其它“题材”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可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对思想解放运动及人道主义精神的阐扬和“人”的文学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不能不让军旅作家们背负上“文学性焦虑”：如何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世界、从现实主义走向吸取多元方法的开放式格局，成为多数军旅作家，尤其是中青年军旅作家的探索与追求。

进入1990年代，商品经济与世俗的娱乐化成为社会文化主流，失去了政治的“荫蔽”，军旅文学不但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在文学领域也一再被边缘化。“农家军歌”无疑是1990年代初期军旅文学的唯一亮点。“农家军歌”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的军营别调，军旅文学首次远离“英雄”，走进军营现实，走进普通官兵的日常经验与内心世界，长期以来被崇高理想与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普通士兵的现实命运与内心挣扎被作家冷静客观地揭开。世纪之交，在长篇小说备受关注和青睐的背景里，蓄势已久的军旅长篇小说终于爆发，军旅作家再次以集团冲锋的方式震撼了文坛。他们开始了对战争更深层次的多向度思考，在解构中对历史进行颠覆性言说，以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而且其文学性探索也达到了当代军旅文学从未有过的高度。

伦理只有进入叙事或者说进入生存才能凸显它的存在价值。在现代社会秩序的规范下，人们生存的压力与生命感觉的破碎，需要重新整合人的存在时空的叙事来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旅文学可以顺从甚至迎合大众的世俗化娱乐消费。消费时代的来临和大众文化的崛起，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下文学的言说机制，自然也包括军旅文学创作。21世纪初年的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已经被审美的日常化、世俗化、娱乐化，以及网络、电视、大众媒介、商业出版所裹挟，悄然间完成了自我转型，变换了存在方式和发展路径，渐渐远离了纯文学话语，融入了当下强势的大众审美话语空间。21世纪初年军旅影视剧的热播并不能表明军旅文学，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的真正繁荣；作家们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还应该严重地意识到，当人们摆脱了基本的物质生活的困扰之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变得格外迫切与重要。只有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为建构和弘扬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不断地提供精神引导和支撑，军旅文学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不可否认的是，直面当下新军事革命和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现实题材力作之匮乏和“十七年”红色经典重新包装后的再度走俏，都已经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向度给21世纪初年的军旅文学出示了黄牌。长此以往，军旅长篇小说文学品质的持续弱化将难以避免。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脱离了“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弘扬这一基调，军旅文学又将如何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寻找她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呢？

【作者系《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