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经典化的实质是时间对文学的选择。这里的“时间”具体化为某一时代文学制度、社会风尚和媒介技术等因素共同塑造的文学期待 ；以及具有不同文学期待的时代相互碰撞、摩擦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美学契约。长时段下的文学经典就是这种时间沉淀而成的美学契约开出的具体书单。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进入现代文学以来，这份文学经典书目中，长篇小说占据主导性地位。换言之，在现代的文体观念秩序中，长篇小说是处在最上层的那一种。以中国而言，小说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在文学地位上完成了屌丝逆袭，由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鼓吹，小说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立紧密联结，成为最被寄予厚望的文体。事实上在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中，小说也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卢卡奇称“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从史诗时代进入散文时代，史诗也转换为小说，小说显然仍肩负着为失去总体性的世界重建总体性的重任。这个重任特别落在长篇小说的肩上，所以长篇小说又是小说中最被委以重任的一种。君不见，没有写出长篇小说长期被作为鲁迅不够伟大的证据；君不见，主攻短篇小说的门罗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引发了不小的惊呼；君不见，鲁迅文学地位高于茅盾，但鲁迅文学奖的地位却逊于茅盾文学奖。原因可能在于，“在十九世纪，长篇小说成为了一种对人类精神和经验的综合、深入的把握形式，在那个时代，长篇小说被界定为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更本质、更纯粹，因而更高级的另一重生活”。（李敬泽 ：《短篇小说，或格格不入》）今天的碎片化时代，很多长篇小说已经被时代所同化，徒有名义上的长，却丧失了从内在建立一种整全生活的雄心、意志和能力。然而，来自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梦想，并没有真正失落。那些在近四十年被经典化的长篇，无不是因为它们在某种角度上延续了对生活（历史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整全性的向往和追寻。

当代文学七十年以来，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经典长篇。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文学制度差别很大，两个时代长篇经典产生的机制很不相同，本文聚焦后四十年长篇经典的产生路径，试图追问小说如何在时间中获得一种抗磨损性。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诸多复杂的力量常常通过文学奖、文学史来落实。获得文学奖和文学史确认的作品必然更有利于穿越时间淘汰机制。文学奖、文学史确认属于经典化的外因，如果追寻经典化的内因， 不妨说 ：任何长篇要在时间中获得经典化，在内容上离不开对时代、历史和精神性三端的准确把握和精彩表现。

与某个时代相遇，常缔造同时代的经典。譬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王安忆精湛的笔力当然是小说获得经典化的前提，但不能忘了《长恨歌》出版之后那个正在徐徐拉开帷幕的消费主义与文化怀旧互为表里的时代。《长恨歌》的经典化跟茅盾文学奖有关，更跟 90 年代开始兴起的上海怀旧潮流有关。小资读者们透过“上海怀旧”的视角去读《长恨歌》，事实上遮蔽了小说对王琦瑶们的反讽性，这甚至导致了王安忆对自己这部代表作的警惕和否定。如果说《长恨歌》的经典化是生逢其时的话，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常被视为是“生不逢时”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代表了一种与错动的“当代”相遇的有趣的经典化路径。这部作品上部发表在《花城》杂志 1986 年第 6 期，随着这部作品后来的得奖和经典化，这成了《花城》杂志 80 年代回顾中的亮点。饶有趣味的是，《平凡的世界》发表并不顺利。据《花城》原主编范汉生回忆 ：《平凡的世界》“先是被《当代》的一位编辑‘毙’了，又辗转于几个编辑部，后来才被《花城》采用”。作品发表后，“1987 年 2 月《花城》和《小说评论》联合在京召开座谈会”。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送到《花城》后，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发排受阻”。可见，当时对《平凡的世界》艺术上是有争议的。在《平凡的世界》经典化之后，范汉生认为这部作品“三部中《花城》只发一部，未能争取到出版权。这是花城出版社的一个损失，也是《花城》杂志创刊以来的一大失误和遗憾”。事实上，围绕《平凡的世界》的艺术争议一直存在。包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都未谈及路遥及《平凡的世界》。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则以“路遥的边缘化”为题进行分析。此部分由程光炜撰写，他认为写作《人生》时的路遥“已进入到新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中。《平凡的世界》则显示出他继柳青《创业史》之后，试图冲击‘大作家’历史目标的非凡的气象。只可惜路遥‘生错了时代’，当 1985 年后小说出现重大转型时，他所追求的‘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轨道实际已被‘先锋小说’变轨，他再努力，都决定了他注定是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失败者。路遥的‘意义’，是他能针对‘当代状况’提出尖锐、深刻的大问题”，因此他认为路遥被边缘化的现象“实际告诉人们，迄今为止的‘后三十年’当代文学其实还没有产生一部能够真正深刻概括这 30 年中国社会最深刻变迁的大气的小说”。有趣的是，站在“当代文学六十年”之际作出的这个判断，某种程度上被“当代文学七十年”重新改写。在近十年中国文坛刮起的“再现实化”旋风中，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再次获得主流文学立场的确认，被视为毫无疑问的当代经典。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在边缘和主流间错动的当代接受史，事实上证明当代文学场域存在着多种力量参与审美潮流的塑造。路遥作品携带着宗于柳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经验进入当代，其命运就是这种艺术经验的当代命运。当现代派崛起，我们以为“现实主义”已经终结，却在另一个时间的拐角重新发现了它依然具有强大的塑造现实和历史的潜能。因此，《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路径提示着“时间”内在驳杂分裂的异质性。

有必要提到另一部当代长篇经典《白鹿原》的经典化路径。如果盘点当代的长篇小说，似乎很难绕开《白鹿原》。原因可能是，这部作品通过对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创新与长时段的历史相遇，又从现实抵达了民族文化的纵深。《白鹿原》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讲述，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也不同于猎奇的野史。《白鹿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点，融合家族史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资源，对20 世纪的历史流向做出了文化和文学上的独特观照，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小说是上帝遗弃的世界上的史诗”的判断，它的经典化，源于与历史总体性的相遇。《白鹿原》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总体性进行的有效文学探索，必将会获得时间的回报。

还有另一种长篇的经典化方式，是因为与人内在的精神渴求或精神力量相遇。典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不是刘震云最复杂的作品，却是刘震云最具精神分量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放在当代文学中也具有鲜明的辨析度，原因就在于它在刘震云式的“绕”和“油”的背后写出了普通中国人对“说得着”的渴求，因着这种普通而卑微的精神性，小说就有了庄重的气息，也能够穿越时间与不同时代的精神渴求者相遇。一般来说，文学经典是时间的产物，但也有一些作品，从诞生之时，就显出了成为经典的精神品相。比如阿来新近出版的《云中记》，就令人不由有这样的判断。《云中记》以汶川大地震为题材，写的却是震后五年，云中村的祭师阿巴从移民村返回故乡照顾震中亡魂，并最终与云中村一起滑进峡谷的故事。《云中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阿巴返回荒无人烟却又草木葱茏的故乡，执着地为亡灵举行的祭仪。安顿死，其实是在思考生。《云中记》已然超过了其题材的社会性，而触及了在失去象征的世界，如何重建人的精神尊严的峻切话题。面对重大精神话题进行有力文学表现，注定《云中记》不会被时间遗忘。

小说如何与时间相遇，长篇如何缔造经典，文学如何穿越充满转折和异质性的时间河流？或许，内在的秘密依然是，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的碎片时代，依然葆有用小说重构历史和精神总体性的信念，依然具有用小说之幽深去激发史诗之辽阔的能量。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新诗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