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产生的讨论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历史与审美两个标准的框架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是否需要经典化、如何经典化以及经典化的后果等问题的论争。聚讼纷纭之下，许多理论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有效彰显。诸多观点仍然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西方文学经典的既成性出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是一种后视行为，当代人无权也无力从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实践。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可能出现的话语霸权问题。这些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对真正进入问题实质并无多大意义。除了要严格区分文学经典与文学经典化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外，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讨论中引入未来性维度是十分必要的。甚至，要廓清对经典化问题的许多认识误区，未来性维度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未来性维度，在这里指的是以未来社会的发展作为语境、以未来人类情感的变迁作为参照、以未来文本的结构变异作为方向、以未来叙事主题的可能空间作为视野，重塑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基本观念、方法与目标，在更加开阔的历史时空与学术视野中重新考量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命运。尤其是在后人类社会已经逐渐拉开大幕的时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而言就不能再停留在原有的观念阶段和学术方法之中，着眼于未来性、聚焦于建设性、提升国际性、融入新的时代话语与理论思维，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必然走向。

“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不是对过往经典、大师的否定，也不是给当代文学唱赞歌，而是要建立一个既立足文学史又与时俱进并与当代文学发展同步的认识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吴义勤：《当代文学经典化：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面向》，《光明日报》2015年2月12日第16版）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与筛选体系，其前提条件仍然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总体时空序列中形成尽量完善的操作标准，因而，无论历史标准还是审美标准，都不能只包含传统和现实，而忽略了未来。经典化过程本身的动态性决定了任何评价标准都不能只停留在现有观念体系的水平上却对文学发展的未来前景视而不见。

将未来性维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视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性。首先，与已经充分经典化的中国古典文学、半经典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历史过程。过去七十年的文学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创新力量与表现领域，在未来发展方向方面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因而，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对象先天地包含了未来较长时间的写作形态、批评形态与阅读形态。其次，在网络化、全球化、交互化等趋势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与技术语境已经完全不同。尤其是在AI技术的催生之下，后人类时代的来临必将对文学写作的主体、客体、媒介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后人类美学方兴未艾的同时，后人类写作已经悄然进入大众视野，后人类阅读、后人类批评等也正在路上。当代文学需要直面新的时代，也需要在创作、评价、传播各个方面探索出新的未来方向。再次，在评价标准、方法、结论等方面不能固化，要做到与时俱进。新的学科、理论、方法在不断产生，这些都为当代文学经典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最近几年，文学地理学、计量文体学、赛博空间文化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力不可谓不大，可以想见，更多的此类新兴理论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不断提供新的课题与对象。

在未来性维度的视域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得到新的解决思路。

其一，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有没有经典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判断：“学术研究不应该为当下有没有经典而争论，它不需要这个前提；这种工作最深刻的理由，只是按经典作品应有的文学性要求，对当代作品进行时地予以考察和研究。”同时，“既然是进行时地，那么它就与文学的过程共在，没有穷尽。同时，既然是按经典作品应有的文学性要求作批评，那么其研究对象也就不应该止于所谓‘好’作品，也要研究不怎么好的或者‘坏’作品。反衬、比较更容易发现真理，谁说研究非经典不是一种经典化研究呢？”（王乾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定位》，《小说评论》2014年第2期）这种论述视角很好地反驳了对当代文学是否存在经典的追问，可以说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在引入未来性维度后，这种反驳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得到加强。一方面，是否有经典、哪些是经典，这些问题不是经典化的全部，经典化的努力是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的责任与义务，也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经过长期持续的经典化过程，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会在未来慢慢浮现出来。“经典一定会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读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也是所谓文学永恒性的来源。也就是说，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它的某一个意义、某一个价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义、价值的永恒再生性，它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可以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被发现，这才是经典价值的根本。”（吴义勤：《“经典化”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文艺报》2014年2月24日第1版）因此，在未来性维度下，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存在经典变成了一个伪问题，这种追问的实质是按照传统的评价标准与样板文本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机械识别。另一方面，“文学性”的内涵与外延必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进行时”式的经典化研究必然也会不断自我更新，避免“文学性”概念本身变成自我的阻力与障碍。例如，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等的经典化问题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几类文学形态自身独有的“文学性”及其未来发展可能，如何将其与传统文学形态普遍意义的“文学性”进行区隔。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网络文学在解构传统文学审美系统的同时正慢慢地建构自己的审美范式，其自身经典化是必然趋势。”（张勇：《网络文学经典化刍议》，《前沿》2018年第5期）可见，当代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复数概念，不同的文学形态有不同的路径与目标。许多新写作形态的经典化并没有现成的经典样板作为标准。单纯靠中国传统文学经典、西方文学经典，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标准都无法完全适应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需要。当然，这种思路下的经典化也并不是真正的经典化。

其二，关于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话语权与命名权问题。反对进行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观点所持的主要理由是其容易导致话语霸权与过度意识形态化。这种担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却不能成为阻止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充足理由，不能因噎废食。未来性维度意味着多元，意味着更多评价主体、更多评价视角、更开放的评价结论，这正是最大程度上消除话语霸权的主要方式。以未来性的思维，采用新的评价机制与观念，能够最大程度上消解文学权威的立场与观点中可能存在的误区与误导，促进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民主化”：“理论上，我们都相信文学权威对一个时代文学经典命名的重要性，但我们又不能够迷信文学权威。如果把一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命名权仅仅交给几位权威，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这危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几个人的错误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错误，几个人的偏见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偏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文学史教训。”（吴义勤：《“经典化”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文艺报》2014年2月24日第1版）事实上，即使面对古典文学经典，今天的学者与读者所持的态度也未必都一致。某种程度上，经典作品的地位与价值是经由漫长历史而遗存下来的，是许多认知角度、立场与目的所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李杜之争自唐以来绵延不绝、所谓四大古典名著只是近代以来的命名、重写文学史思潮、重返八十年代、民国作为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学现象都足以说明，当代文学经典化本身并不会造成单一的价值立场和命名结果。因此，当代学界、评论界与读者大众都有足够的理由与权力参与到经典化进程之中，因为他们都是当代文学经典化最初的发起者、参与者与实践者。当然，作为历史中间物，他们的评价尝试与学术努力会最终催生出更加合理的评价结论。实际上，文学研究史上这样的例子也大量存在。以相对更加经典化的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假若没有1930年代赵家璧发起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没有鲁迅、周作人、茅盾、胡适等各辑编选者所撰写的提纲挈领的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必定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过程本身可以视作彼时一次成功的“当代文学经典化”实践。

其三，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与全球化文学视野的关系问题。无可否认，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经典化实践的质疑声音很多来自国外，顾彬的“垃圾说”无疑起到了主要作用。这种立场蔓延到国内，逐渐变成了当代文学虚无主义，也成为了国内很多人的声音，反过来更加说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经典化实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经典化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经过充分经典化就做全面否定或者肯定的判断毫无意义，也无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克服虚无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展开开放的、多元包容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尤其是将未来文学的种种可能性作为参照。这种“在长时段历史意识的统摄下，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的姿态，开展整体性文学问题的交流对话”（杨洪承：《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与“经典化”问题》，《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7期），是未来性维度的最好体现方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走向世界”，到新世纪莫言、阎连科、余华、张炜以传统文学体式、曹文轩以儿童文学、刘慈欣与郝景芳等以科幻文学屡获国际大奖，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姜戎、格非、麦家、徐则臣以及部分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都曾经在国外引起极大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重要的甚至主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现实在未来性维度上将得到不断加强，在中国文学逐渐具备全球化视野和世界性地位的同时，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也必将不断加强和改善。因此，全球化文学视野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促进性因素，而非相反。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业已形成。”（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文艺研究》2015年第4期）只有具备了未来性维度，国际化语境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促进作用才能实现，也才有会产生更加有效的实践成果。

未来性维度并不意味着对已有文学传统的淡化和将经典化的历史任务交给未来，相反，更多未来性维度的考量将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观念、方法与走向。“当代文学经典化，从作品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21世纪信息时代，文学经典化，更是不以人的情感、意志为转移，已经开始当代化、经典化、加速度化。无论今天的研究者、读者和同龄人作家承认与否，当代文学经典化都已经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无比迅捷前行了。”（张丽军：《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正名的十大理由》，《小说评论》2017年第5期）这种判断是可以成立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完整时空序列中，顺应当代文学创作、批评、研究、阅读、传播等各个方面的未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践一定会越来越深广、有效和稳健。

【作者系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