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发展脉络中，研讨长篇小说经典与经典化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困难：或谈论“红色经典”，或细数“茅奖”作品，特别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似乎已有自信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来言说自己的经典。当下的媒体话语、学校教育与体制内外的评奖活动，不断生产出经典或准经典之“名”。然而一旦刺破这一略显含混的常识表层，分歧与疑难便会涌现出来。比如，自称“文摊”作家的赵树理所创作的《三里湾》，与陈忠实旨在书写“民族秘史”的《白鹿原》，如果在“名”的层面上都可以称为“经典”，那么在“实”的层面，衡量两者的统一尺度究竟是什么呢？就算暂时抛开这两部长篇得以诞生的历史肌理，两者在文学形式上的差异依旧不小。这是否意味着，长篇经典的产生，如某些学者所言，主要取决于主导文化机制乃至外部的“形势”。毋庸置疑，此种“历史化”策略确实有助于驱散不证自明的经典神话，并帮助我们洞悉经典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斗争与妥协。但这并不是所谓“经典”之“实”的所有面目，或者说不应该是追问的终点。在当下语境中提出长篇小说经典问题，不是为了营造作家的万神庙，也不能止于经典的祛魅，而是承认，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历史经验能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更新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经典之所以成立的问题，需绕过“名”的认同与纷争，而去深入当代文学七十年发展的历史肌理之“实”，并正视20世纪中国经验内部的古今中西之争。

事实上，已被视为“陈旧”的马列言说，恰可成为研讨这一问题的极佳起点。一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希腊艺术之魅，这也规定了“经典”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出场：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相结合，而是为何它们至今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二是列宁以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矛盾恰恰是现实矛盾的“反映”，而且列宁还特别强调，托翁的小说把当时千百万俄国农民的抗议、绝望，即他们的心理融入了自己的书写当中。因此其小说甚至具有一种超越一般革命文艺的认知意义。马克思与列宁当然不是在谈同一个问题，但却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针对两种历史性的体裁，引出了思考“经典”的线索。马克思谈的是以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艺术，而列宁说的则是托尔斯泰的现代长篇小说。暂时悬置马克思那里残留着的德国古典美学趣味与列宁颇强的政治意图，我们依旧需要抓住一个隐含的核心问题：古典的史诗与现代长篇小说导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经典化”方式。而在另一个语境中，这个问题被巴赫金敏锐地捕捉住了。在他看来，史诗与长篇小说的关系标示出一种古今之变，前者关乎一个民族庄严的过去，源于集体性的民间传说，史诗世界与歌手、听众的时代之间横亘者这一种绝对的“距离”。长篇小说则始终处于形成过程中，或毋宁说，它与发展着的现实本身不可剥离，与这个新世界“亲密无间”。在这样一种基本的断裂中，就能明白，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巴赫金认为现代长篇小说这一与新世界相共振的特质，“传染”了其他体裁）实际上无法依循传统的路径来实现经典化，或者说，其必将遭遇某种经典化的困境。这是因为，可训为“常”的“经”代表着一种尺度、规范，即一种非时间性。而现代长篇小说需要持续开放向不断变动与更新的世界。

在此意义上，如果结合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经验，就会发现古今之变维度,扩展为古今中西之争这一更为复杂的局面。现代长篇小说从其“材质”基础——现代白话，到其观念基础——诸种“主义”的纷争，无不体现着上述特征。如果仅仅注重经典之名，那么颇为反讽的便是，至少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实践中，“经典”一语并不凸显；所谓“红色经典”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影视剧改编相关的新世纪语汇。但是不能说，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没有经典之“实”——虽然这一“实”需放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加以理解。我想用一种尚显十分粗糙的概念来指称20世纪50-70年代的“经典”议题：无论是《青春之歌》《创业史》还是《艳阳天》，都处在一种典型-政教-美学机制之中，其中，20世纪中国革命话语对所有文学书写施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使得它既不同于古典的“经典”样态，也有别于布尔乔亚世纪所铸造的长篇经典。读与写，作者、读者与批评家，都处在一种“总体性”当中。正是在“变”与“常”，继承与改造等诸多张力关系中，前三十年的“经典”问题被转写，甚至于其“名”被抹去，而在后四十年当代文学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作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经典”，而过去的革命文艺似乎也可拥有“红色经典”之名。但经典之“实”所蕴含的转折、转型问题却极易被掩盖与搁置。不过，正面讨论经典的标准、尺度，恐怕是任何“多元论”难以取消的问题。从大处说，如何以更为恰当的方式来把握、评价新中国七十年的长篇经典，也是在思考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关系问题。进言之，我们可能需要对马克思与列宁做一番综合与转化。一方面，从马克思所触及的古希腊艺术经典之魅中，推演出一种内嵌在总体性内部的经典形塑进程。另一方面，从列宁所强调的托尔斯泰作品的超凡认知意义中，打捞出具有高度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经典化理解。

由此，从经典之实来看，长篇小说乃所谓“现代性”之产儿，任何前现代的经典化策略需要经受一番批判性审视。但同时，一种变而不变的辩证理解在此尤为关键。如果我们将整个七十年文学实践本身把握为一种集体性的书写与赋意过程，不管各类长篇小说的书写在观念上有何冲突与矛盾，只要是勇于在语言、美学与伦理设想上开放给“现代中国”这一至今尚未完成的宏大过程，而非固步自封于种种流行样式与表述逻辑，都已经潜在地加入了当代文学经典的行列。其次，可能还需要引入一种文学的认知强度与再现难度的标准，这不是直接纠缠于作家的世界观（但与世界观并非无关），而是涉及长篇小说在呈现世界与人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即也涉及一种形式创新的尺度。

在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经典必然不是超历史的，它回避不了历史化自身，但它又不被束缚在特定历史过程之中，因为更大的历史过程会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包裹住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也必须辨别好与坏，美与丑。此类判断无疑是经典之所以成立的首要问题。但是这种判断与辨识不取形而上的态度，也不是对评判者自身审美趣味的历史起源无所反思。这或许关联着长篇小说经典化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场合——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教育问题。只有认真清理我们当下基础教育中所传播的文学观念，才可能进一步反思当下真正“流行”的“经典”趣味所在。

不过，在这篇短文的最后，我并不想直接回应文学教育这一难题，而是尝试呼应另一个似乎更为要紧的困境。曾有学者论述过“新文学的终结”之危险，换言之，现代长篇小说本身的母体已然遭遇“视觉”时代、“分心”时代、“短微”时代的挑战，而篇幅不小的网络类型文学更以看似读不尽的速度产生，如此，“长篇小说经典”守得住或有必要守住某种标准吗？是否需要将标准开放？乃至标准可以“低到尘埃”里，迎合市场-消费-资本所联手铸造的趣味？面对这一局面，我想，首先得有一种历史的谦逊，需要承认，现代长篇小说的确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布尔乔亚读写时代，而如今旧有媒介与感知机制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转型。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承认，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始终关乎一种现代灵魂的塑造，只要“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度与广度尚未抵达其极限，长篇小说的经典化尺度与标准就依旧有效。更何况，破碎化的时代尤其需要一种叙事。历史从未终结，大时代正在当下，因此，我们尤其需要长篇小说的塑形能力与叙事广度。

最后的最后，对于上面提及的文学教育问题略作回应。实际上，长篇小说经典在文学教育中不难获得一种可加检验的标准：所谓经典，需经受得住种种重读。也正是一次次重（也是重量之“重”）读，才不断使经典确认自身。眼光若放更远，恐怕是，只要人类纪不完结，长篇小说经典化问题就不会完结。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