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讨论它，说明这个话题依然有意义。

文学经典的建构，自古就有。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建构路径就是遴选。比如《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等等，就是以遴选的方式确立经典。这一方法同样为当代学人所取，而爆发于 1997 年的关于经典的讨论，就源于《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等新文学选本的出版。文学经典的建构，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比如在中西方都颇负盛名的批评家哈罗德 • 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其目的就是论述并寻找西方文学的经典。

要谈论经典化，首先要思考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是什么。关于经典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但就一定意义上的文学共识来说，经典有其约定俗成的界定。在古代，经和典最早是分开的。《说文解字》认为 ：“经，织也。”《尔雅 • 释诂》解释说 ：“典，常也。”等到经与典合用时，经典一词已经蕴藏了我们今天所认同的典范意义。因此，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典范性。它是有示范意义的，带有权威性和普适性，并提供了文学的共识性标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经典作品的意义应该像海浪一样，潮来潮去，常读常新。由此，经典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影响力。这种影响是历时性的，长久的，能够不断给人类的生活、生命、生存带来新的焦虑和启发。

当然，经典的标准还有很多，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经典化是一个文学实践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作品“化”成了经典，有的作品“化”出了争议，甚至于有的作品也可能真的就“化”为乌有。这便是经典化的意义。关于经典化的路径，其实前面已经无意中涉及了。比如遴选，以及批评家对于经典的寻找。以我个人的见解，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路径主要有三种 ：一是学术实践。这一实践主要包含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三个面向。这是文学经典建构的主体实践。这个过程当然不是线性的，而是曲线式的，甚至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比如“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发起、“再解读”思潮的兴盛、“经典”大讨论等等，都体现了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一些共通的“焦虑”和“麻烦”。二是文学评奖。文学评奖尤其是国际性的文学大奖，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国际上的诺贝尔文学奖自不必说，国内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其他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奖，都是有意无意中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说服力，即便这些大大小小的奖项无不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和功利考量，也无损于它对于文学经典化的独特贡献。这是时代的选择。比如莫言就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性作家。三是读者接受。作品，最终要面对的是读者。伟大的作品，终会遇上理想读者。因此，从接受的角度来说，一部伟大的作品，其坚实的艺术质地，只有在一代代读者双眼的过滤和手指的摩挲中，经受了时间的淘洗和思考的检验，才具备了“对于大众生活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才真的称得上“经典”。

我刚才谈的是文学的经典化，如果更具体一点，谈到长篇小说的经典化，除了上面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可能就这个庞大而特殊的文体本身，还有它自己的特异之处。下面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理念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史诗性。长篇小说，顾名思义，首先要长。这个长既包括写作体量，也包含时间力量。我说的是时间力量，而不是时间长度，就是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界定是否为长，而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写作容量来判断它的“长”与“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短篇小说可以跨度几十年，而一个长篇小说也可能就发生在几天的时间，但这几天时间包含的时间体积可以是无限长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长篇小说展现的是主体世界的精神宽广。我个人认为，长篇小说经典首先要具有史诗性。“史”，历史，时间的噪音之下，一种力量的沉淀或精神的再现 ；诗，想象，历史的长河中，一切的迷惘和反抗都被照亮，哈罗德 • 布鲁姆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因此，经典长篇小说的首要特征就是能够体现出一种历史性的以及对于历史的想象和思考，它是一种对于“总体生活”的关照，是一种历史视野、历史观念、历史价值的再现和创造。

二是时代性。总体生活体现的就是时代性。一个人的写作，总和时代相关，即便不和当下的时代相关，也总会和旧的时代或者新的时代相连。

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他的作品中并未有这一战争的影子，他写的是十九世纪末的旧时代。然而，就这部作品对于个人心灵深度的开掘，却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它通过“意识”感受“存在”，通过“心灵”折射“现实”。这样的任务似乎其他文学门类也能完成，但远没有长篇小说带给人的震撼和冲击更强烈。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等长篇小说的被推崇，都无不体现了这样一种时代性。这种总体的时代性建立在一个个渺小而卑微的个体生命之上，附着着作家打量这些生命的深情目光和对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因此，我所理解的时代性，就是要通过个人的思考，真诚、准确、深刻地去书写人类在时代进程中的心灵嬗变与精神图景，并以此展现作为人的主体存在的英雄精神和对抗力量。时代性，昭示的是人性的崇高力量。

三是民族性。小说要讲故事，但讲故事并不一定都成为小说。小说是通过讲故事传达一些东西。讲故事是途径，东西才是重点。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可以有很多，趣味、思想、价值，甚至于百无聊赖和不知所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即便是莫言获得诺奖之后，这样的焦虑和悲情都未被冲淡。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国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同样被反复提及和讨论。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当代长篇小说，普遍受惠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和滋养，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人都多次谈到世界文学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但从世界性的写作经验来看，即便是福克纳、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级作家，他们的创作都带有深深的民族传统烙印。我们现在提倡要讲好中国故事、表现中国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离不开对民族性的深切关照，更不能脱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因此，文学经典不仅仅是世界性的，同时也一定是民族性的。

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对于这一体裁的史诗性、时代性、民族性的强调，并不是对于它的抒情性、个体性和世界性的忽略，而是为了论述的必要突出某一方面罢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特质决定了文学经典化的难度。因此，讨论这个话题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减少这些难度，甚至于在这难度之上又增加了新的难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典化的过程以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讨论是始终存在且必要的。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部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