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大学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般经验是，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史中，“十七年文学”（1949-1966）是比较难教的。因为年轻的学生对于“十七年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诸如农业合作化、反右、“双百”等等越来越隔膜，而且越来越少有动力打破这种隔膜；同时，他们对“十七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革命意识形态、崇高美学早已不再信以为真。00后的学生们作为“抖音”的一代，在他们眼里，只有相对的意识形态和真理，比如成功、幸福，而没有高高在上的、坚不可摧的信仰与权威。总之，他们习惯了一面嘲笑和质疑，一面又与之相安无事、熟视无睹。

可以说，现在的学生对“十七年文学”普遍无感，但也有例外，比如说《红岩》。《红岩》是“十七年”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三红一创”之一。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同学在《红岩》的阅读与讨论中表示“喜欢、一口气读完、很受感动”，并对其中不少细节津津乐道。尽管他们清楚，《红岩》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具有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烙印：小说按照“三突出”原则，塑造了一系列的正面人物（共产党员、进步学生），英雄人物（刘思扬、成岗、双枪老太婆、华子良），主要英雄人物（许云峰、江姐）；人物塑造往往是脸谱化的、僵化的，特务直接就叫猩猩、狗熊、猫头鹰；特务头子狠毒跋扈、张皇失措，以衬托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正是学生的阅读体验和讨论使我反思和重读《红岩》。《红岩》诞生于1961年，它的前身是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写作回忆录的同时，三位作者还尝试写作了40万字的小说《禁锢的世界》，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完成于1957年初。几经有组织的修改之后，成为现在的《红岩》。《红岩》在文革前即已发行四百万册，文革后十几年又发行了400-600万册，当时的长篇小说无出其右者，证明了它在革命宣传之外经久不衰的魅力。杨益言晚年谈起《红岩》说，“这本小说像一部机器，每一个零件都经过敲打，每一个细节都被议论过”。杨益言这一代作家和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价值观不太一样，前者常常坚信“文学作品是社会的财富，好不好要通过社会的检验”，反对用评奖的形式、强迫社会承认，杨说，“书放在地摊上都卖不掉，就不是好书，书写不好，得一万次奖，老百姓也不看。我从不要这东西，《红岩》从未得过奖……”（刘济昆：《杨益言访谈记》）。

80年代以后的小说很少像《红岩》那样写的。首先，“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为八十年代作家们极力避开的对象，而不是要继承的传统。除了少数人，如阿城、汪曾祺之外，八十年代大多数的作家努力模仿西方作品，他们以一种和中国小说传统断裂的姿态，用先锋的、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写作。比如余华就曾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讲过他“重读鲁迅”的故事：因为“文革”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和崇高的政治地位，鲁迅成了“文革”后开始写作的一代作家厌恶的对象。余华回忆，1984年他在县文化馆工作，已经开始写作，文化馆里堆着落满灰尘的伟大领袖和鲁迅的著作，像废纸一样，他“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他自陈：“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余华所阅读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应该主要是西方文学著作。今天，八十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的创作热潮逐渐走向落幕，彼时的先锋作家们要么不再写作，要么转向更为平易的、面向现实的叙写，包括余华。但是，不可否认，先锋、现代主义在当下大多数作家那里仍是一种迷魅，不管对韩少功、叶兆言等重要作家而言，还是对更年轻的写作者们来说，都是如此。

作为红色经典、革命意识形态化的作品，《红岩》至今仍为不少读者喜爱；在一个躲避崇高的时代，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它是不是启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现代主义”之外的写作的可能？

在写作《红岩》的时代，小说创作被迫向西方文学关上了的大门。中国古典小说和一小部分现代文学成了写作者们唯一汲取营养的源泉。“十七年”的作家们对古代小说传统的继承也许不是旗帜鲜明的，当时大多数的古代小说被批判成了“毒草”，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批判文章中完成了学习。文化传统耳濡目染、根深蒂固，流淌在每个中国作家的血液中，以隐秘的方式影响了写作。有论者以“革命通俗文学”来命名阐释《红岩》《林海雪原》这些发行动辄几百万册的红色经典小说，比起“通俗”，我更愿意谈论这些小说与小说传统的连接。

《红岩》产生的过程和一些古典小说的诞生过程不谋而合。在《红岩》的前身、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写作之前，罗广斌和杨益言已经作为渣滓洞集中营的幸存者，在重庆、成都等地作了上百场报告，讲述革命者在集中营里的革命事迹。讲述的过程同时是不断回忆、不断虚构的过程，“据回忆者说，罗广斌讲‘白公馆’中的‘小萝卜头’的故事，‘一次比一次讲得丰富、具体、细节生动。看得出来，他讲故事不只是搜索着记忆，而且不断在进行着由表及里的思索，展开了设身处地的想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最后《红岩》在此基础上写出来，同时又经过了体制操作下的不断修改与润色。这非常像《三国演义》《水浒传》或是《西游记》的成书。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是“说话”，在唐代的京城长安，已经有职业说书人，职业说书人的兴起，刺激了唐传奇的成长。在说话的过程中，一方面，一段底本可以敷衍出非常丰富的细节；另一方面，讲唱故事时，相似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可以在说话艺人和听众之间形成微妙的互动和共鸣。最后，文人在长期说话积淀的基础上，把语言固定为文学作品。“说话”传统对案头文学的影响依然或多或少得以保留，比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比如注重人物的“声口”，再比如对叙事节奏恰到好处的控制。

这同样在《红岩》中得以印证。《红岩》叙事节奏紧凑、恰到好处、扣人心弦。小说刚开始，已是1948年，全国胜利的前夕，各色人物悉数登场，特务、进步学生、叛徒、工运领袖……随着叛徒叛变，重要人物一一被抓，很快开始了狱里狱外两个天地的斗争。《红岩》细节丰富，这应该与作者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不无关系。比如开头，写胜利后重庆的特殊氛围，就写出了阴沉晦暗与热闹刺激的结合：抗战记功碑顶上的喇叭里播唱着女人的颤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美国人作为盟军和胜利者，流线型轿车在街上飞驰，车屁股上却贴着“美国佬滚出中国去”的标语……而写甫志高叛变，细节更是铺陈得合理而有说服力。在小说结构上，作者用穿插闪藏之法，比如通过刘思扬连接起白公馆和渣滓洞，而刘思扬被假释后，从家里出逃的经历并没有直接写出，而是通过日后特务郑克昌的心理活动交代出来。这些方面都体现了《红岩》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连接，同时成为吸引读者的因素。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在创作小说之前，进行了上百次“革命传统”的演讲，这实在是个饶有意味的环节。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使得日后的小说在结构、节奏、细节等方面，叙事日趋完善；另一方面，这一环节又是“个人记忆”进入到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所谓的“社会架构”中去，成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实的个人记忆被用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断重新整合、加入虚构，以迎合并嵌入官方早已确定好的意识形态框架。因此，《红岩》是一部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化的作品，整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必然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与解放，迎来黎明般新生的主题。因此这部小说甫一出世，便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这令人想起另外一部写作背景非常相似、而旨趣截然不同的小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以自己在集中营中的经历写成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入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被转至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凯尔泰斯获得自由，回到匈牙利。他书写奥斯维辛经验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与《红岩》背景非常相似，而凯尔泰斯的小说却缺乏意识形态上对法西斯的声讨，反而时刻警惕与对抗奥斯维辛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在他的小说中，和《红岩》恰恰相反，他所要保留的是关于这一创伤的真实的个人记忆。在小说的最后，他写道：“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只过问我的不幸及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有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凯尔泰斯在另一篇名为《谁的奥斯维辛？》的演讲中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种族屠杀这一创伤面对的是“滥用、伪造、形形色色的欺骗，尤其还有最强大的敌人——泯灭”；他批评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对奥斯维辛进行了一种拙劣的模仿，而意大利导演罗伯特•贝尼尼的影片《美丽人生》却以（竟然以）喜剧的形式表达了真正的悲剧。基多死去了，作为一个悲剧他应该死去，影片里，观众只在片刻的停顿后听到一排枪声，并没有看到他的死，但是从他死前卓别林式的鬼脸中，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丽和宝贵。凯尔泰斯之所以赞许《美丽人生》，是因为从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贝尼尼着意避免了奥斯维辛从各个层面（包括语言）上的意识形态化，在基多这样如此弱小的人物身上，在如此灰暗的处境中，仍然表达了人性、自由、文明的价值。

如果让具有相同经历的凯尔泰斯来读《红岩》，他显然会认为这是一部意识形态化的、《辛德勒的名单》式的作品；但是我想说，《红岩》之所以在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逐渐褪色后，依然吸引年轻的读者，具有震撼与感动人心的力量，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无数个细节上，它同时又是《美丽人生》。这些小说中的真实细节包括痛苦间隙的幸福：酷暑和断水之后，连日暴雨带来有着微风和鸟鸣的清晨（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越狱时，在飞射的子弹间，“午夜的山风，带着雾气，吹拂着火热的脸”，刘思扬在这一瞬间所感到的宝贵的自由（第608页）；白公馆冰冷的世界里，确认来人可靠后，彼此冷涩呆滞的目光换作同志间年轻热情的笑脸（第392页）；小萝卜头在梦魇般的生活中画下的关于自由和春天的水彩画（第404页），还有他道别时温暖的小手（第405页）；白公馆一间牢房里，竟然保存着一个光线微弱、满是灰尘蛛网的“图书馆”（第476页）……它们同样诠释了对人性、自由、文明这些永恒价值的追求，是真正打动人心之处。

最后，“共产主义教科书”《红岩》之所以打动我们，还因为“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些精神，本是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的代表，作为人格理想与追求的典范，早已成为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孔子说“杀生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千百年来给予无数勇敢无畏、坚持真理的人们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持。《红岩》中的共产党人为了信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正是切中了我们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尤为打动人心。事实上，在阅读的过程中，“共产主义信仰”在今天可以置换成一切令我们“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

在“躲避崇高”的今天，“共产主义教科书”《红岩》仍有其独特的魅力，以它最原始的魔力、故事情节的力度以及面对信仰舍身取义的精神力量打动着我们。一方面显示了小说创作与中国小说传统连接的可能，另一方面，在记忆“革命意识形态化”的同时，小说也尽力诠释了对人性、自由、文明这些永恒价值的追求。因此我同意著名学者、评论家程光炜的说法，“当人们从激情时代重新回到理智的时代，‘三红’现象及其叙事意义，自然会被纳入不失冷静的讨论之中。《红旗谱》《红日》和《红岩》在当前生活中的‘再度呈现’，为人们提供的思考，并不亚于它‘第一次呈现’时所显示的思想意义”（程光炜：《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创作策略》）。

【作者系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