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某种程度上，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是选择与被选择的结果，文学经典的选择源于各种权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它出于各式因素的考量，是被塑造的结果。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出发，回首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化历程，会很明显地发现：经过众多推手的肯定和甄别后，在被普遍认定为“经典”的长篇小说里，有关历史的叙述远多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但后者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真正主流。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那么在九十年代，“代替中篇小说在80年代的文学成就的标志性地位，长篇小说成为陈述这个时期文学成就和特征的主要引例对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以凭借文学史叙述完成文学经典化的确认为例，诸如《白鹿原》（陈忠实）、《废都》（贾平凹）、《心灵史》（张承志）、《长恨歌》（王安忆）、《丰乳肥臀》（莫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旧址》（李锐）、《尘埃落定》（阿来）、《九月寓言》（张炜）等作品，经由文学史的确认，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在这些作品里，有关历史叙事的比重远大于对现实的描绘，历史叙述的相对丰富和现实关注的相对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又有哪些因素在推波助澜？

长篇小说以鸿篇巨制的宏大篇幅，满足了中国文学长久以来对于史诗性的想象与追求。长期处于前现代社会的现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渴望异常迫切。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里尤为明显。不论是“五四”新文学之初“为人生”的文学，在表达古老中国人对于现代生活的现代感受，开始了中国人对于现代人生的最早思考；还是“普罗文学”“大众文学”的推进，成为文学社会化的最早尝试；或是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以讽刺批判之笔建构关于家国叙事的自省机制。

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里，不论是“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都是为确证国家叙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做出的有力尝试。尽管文学的表现形态不同，但是对于现代性的家国建构和内在发展逻辑却是近似的，而这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思路。无疑，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写作，满足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叙事的想象，也符合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需要。这种历史书写的不断深入与深化，最鲜明的体现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盛行的“新写实小说”热潮。面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里，现实书写的相对匮乏，我们不禁有所疑问：长篇小说能否进行现实书写？能否反映我们所经历、共在的时代？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里，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文革”文学，文学更多是以政治副产品的面貌出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注释，来反映新时代的发展与变迁，通过对现实政策进行文学化的再书写，用以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合理性、合法性，像《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都是出于这种思路的产物。尽管这曾是一个时代的主流叙事方式，但在现实书写的力度与强度上，却表现得相当孱弱，到后来即使是这种现实书写也逐渐式微。尽管在新时期之初，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再次重启，文学领域再次浮现了一批现实主义力作，其中不乏长篇小说，像《沉重的翅膀》（张洁）、《浮躁》（贾平凹）、《芙蓉镇》（古华）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现了所处时代的现实变迁和改革时代里的世态人心。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政治意识形态束缚有了相对的放松，甚至一度和作家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相互妥协、合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性得到不断恢复，文学“向内转”更是势在必行，文学“本体论”得到相当程度的强调。然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所盛行的，反映广阔时代的宏大现实主义已然锐减，这种情形直到9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才有所缓解。

尽管这期间也不乏现实书写，但和以往却是已然不同，出现“新写实小说”的潮流。而“新写实小说”之“新”就在于将关注的视野，投向小人物、普通人的日常凡俗生活，不加修饰地呈现现实人生的本来相貌。但这种对于现实生活近乎原生态的呈现，却缺少了对于现实问题的批判向度,是对现实问题的另一种回避，是“匍匐在地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借用现实主义的同时似乎在逃避现实。这类风格的写作不是雄起，而是雌伏。”（【英】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李小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到了九十年代，随着私人叙事的盛行，个人化的书写策略更是深入人心，从新世纪之初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题材写作。所谓“现实的缺失”不单是文学创作“量”的减少，更多则是指向“质”的不足与薄弱，是现实书写笔力的单薄与偏差，中国当代作家缺少直面当下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当现实书写只局限于个人鸡毛蒜皮的生活琐屑，和个人小情小绪的无限泛滥，是永远见不到坚定内核的虚无式个人体验，“纯文学正日益走向‘小事化'的极端日常叙事”（房伟：《在历史化中重寻批评的现实品格——由“新伤痕文学”想到的》，《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显然中国当代作家对于“现实”和“现代化”存在双重误解，他们误把狭小细微的个人化书写等同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生存状态，由此产生“与西方作家处于相同文化语境的‘现代幻觉'，忽视了当下中国的独特文化与生存状态，也忽视了后发现代中国独特的情感诉求与生命状态。”（房伟：《在历史化中重寻批评的现实品格——由“新伤痕文学”想到的》，《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这种精致细小的现实书写，更是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随着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化进程日益完备，但也难以再如改革开放之初，个体自我得以亲身置于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里，亲历社会时代的巨大变迁，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发展一道，实现关于个体自我的价值确认。然而，在政治、经济制度相对完备的今天，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已然定型，微小的个体自我难以真正实现个体空间的开拓，只能在现有的社会秩序内进行自我完型，局限于个体自我的一方小小天地，现实叙事呈现出精微细小的个人化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现实书写成为一种魔咒，当代作家无法摆脱，亦无法忽视。如何处理文学书写与当下现实的关系，成为当代作家无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当我们指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里所存在的历史书写丰厚、现实书写相对缺失不足的问题，这是不是要求我们将“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是只关注“历史”，还是只注重“现实”，都是有所偏颇的。在某程度上“历史”与“现实”是同构的，今日的历史曾是过往的现实，我们期待作家们在历史叙事与现实书写间找到平衡，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良性互动，既不辜负深厚的历史记忆，也无羞于当今时代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现实书写的种种可能，敢于直面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既能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判断，又能有所超越。创造出无愧于历史与当今时代的文学经典，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持。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