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希望在青年人身上。应邀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青年作家代表中，“90后”已开始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崭露头角，他们表现出令人期待的才华与潜力，让大家看到了民族文学的更多可能。

1995年出生的回族作家石岩是此次参会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谈到，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景象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得益于中国作协及各级文学组织的倾心支持，这种支持增强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自信。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新鲜自由的空气中获得了意识觉醒，更多地关注民族命运、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思考等新的创作空间。“写作之初，我主要追求的是如何能在文学中寻找一种平和的心境，可以放下紧绷的自己，获得舒展与释放。而如今我明白自己要做的是，寻找人类的共情之处，并且去信任这种共情，通过情感真实的文字感染读者。”她谈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青年作家似乎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节具有超乎寻常的审美感悟，而且她们的表达欲望也十分强烈。未来她也会在关注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其他优秀民族文化进行吸收与借鉴，立足现实，尽可能实现对人性深处的幽微探寻。

来自云南的景颇族作家梅何勒勐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参会期间他结识了不少热爱文学的朋友。梅何勒勐坦言，“历史上众多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尴尬且无奈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景颇族的子孙能够和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族人不用像野兽一般在原野中狂奔，不用惧怕他族战机里扔下炸弹，孩童能够安心在教舍中学习。对于曾经在困境中的人们来说活下去就已足够美好，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与文学！”如今，国家用各种各样的利好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这让他很激动：“回到家乡之后，我要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来了！”

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蒙古族作家布衣其其克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源远流长、悠久灿烂，其中卷帙浩繁的神话、长篇叙述诗、史诗等，具有填补中国文学史空白的作用。

来自云南省临沧市的德昂族作家徐文红在去年5月被推荐参加云南省首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之后，她便在忐忑中把几篇文章发给了镇康《边城先锋》和《临沧文艺》，随着若干稿件的发表，写作的欲望和信念犹如被点燃的鞭炮，一发不可收拾。此次参会的徐文红感受到各级领导对少数民族创作者的高度重视与关爱。徐文红认为，钱小芊书记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道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作为民族政策的受益者，徐文红深知自己要感党恩，知党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心创作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抒写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如何更好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壮族作家韦廷信认为，文学创作者需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仅表现在作家能够自如调动过往深厚的文学积累，也体现在对自身写作风格有壮士断腕般的告别勇气和创新能力。在这些年的诗歌写作中，韦廷信感受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有了阶段性变化，由抒情转向叙述，由单一转向多维，口语化日益明显。对于什么是好诗，随着阅读的深入、创作的累积，其理解也越加丰富。民族文化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它需要在传承中创新，在流动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韦廷信愿意做这个时代的在场者、见证者、思考者，以更好的文化自觉去推动诗歌作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提升诗歌作品的时代性、感染力和吸引力，以各民族故事丰富中国故事。

王杰是土生土长的贵州布依族人，读大三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引发了他的思考：藏族和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可以写成小说，布依族为什么不可以？由此他开始尝试写作，在大三时出版了长篇小说《木叶传情》，并凭借该作品获得了贵州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新人奖，他深刻领会到布依文化已经成为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钱小芊书记的报告让王杰倍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的创作理想。他对报告中提到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专项扶持资金感受颇深，因为他本人正是这一专项扶持的受益者，这一专项扶持资金有效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后顾之忧。王杰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布依族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布依族人民正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决胜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一个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写作者，更应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用精品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将笔触伸入基层，讲述鲜活生动的脱贫攻坚故事，描写各族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