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花城》杂志自2017年第一期开始策划了一个“花城关注”栏目，栏目主持人、批评家何平在“开栏的话”里介绍说：

“‘花城关注’应该给中国文学做点什么呢？今天的文学形势，只要不是妄想症，就不会自以为是地臆想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时代。那就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就做点《花城》一直在做的事情吧，哪怕只是尽可能地打开当下中国文学的写作现场，尽可能看到单数的独立的写作者在做什么，哪怕只是敞开和澄明一点。我们置身的现实世界，不说最好和最坏的，确实是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从不同的路径和时代遭遇，被伤害，也可能被成就。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的应该是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想象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1]

大多数文学期刊策划栏目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比如以代际、题材、风格或地域等作为标识来界定栏目特征，但《花城》这个栏目关注的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不一样”“不同性”，是要让“‘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对“差异性”“可能性”的关注，何平把它理解成一次“文学策展”。的确，柯律格说：“展览是有关可能性的艺术。”[2]柯律格好奇观众会怎么看待他的展，这是面向观众多种可能性理解的敞开。或许，何平也好奇我们会怎样看待他的“可能性之展”。我们作为读者、观众，对这些“可能性写作”的可能性理解，也是这一“文学策展”行动的组成部分。

“花城关注”栏目从开始到如今，已整整两年，总共十二期，展出的作家达三十多个，刊出作品三十多篇。这些作家和作品，涉及很多类型。从作家身份来看，有70后、80后、90后等不同的代际身份，有少数民族、海外等多元化的地域身份，有电影导演、话剧导演、编剧、学者、工人、记者等各不相同的职业身份。身份的差异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对可能性、多元性的遵从。它直接地表明，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者，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有作家头衔身份的作协会员们或自由作家们，还有很多写作者从事着与文学毫无关联的职业，过着和文学界没有什么关联的生活。同时，身份的多元化，本身也意味着经验的差异化。

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伴随着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阶层化，以及文学教育的学科化、体制化，今天从事文学创作的力量也逐渐趋向阶层化，畸形化的抱团取暖现象愈来愈普遍。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作家普遍有着相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经验。作家的这种生活形态，与今天中国文学的同质化和平庸化问题，其中不能说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花城关注”栏目展出那些“野路子”性质的作家，比如黎幺、童末、冰逸等，他们所提供的文本，或形式或故事层面，都带着一些新鲜感。这些新鲜感或许不能够对当下的和未来的文学形态带来什么影响，但它们所打开的窗口，照亮着当前时代更多人的生命经验和精神景观。黎幺不太参与文学界活动，他相信文学的交往应该回归到人与人的交往，要以人的角度、而非以作家的身份去生活，而他理解的文学的可能性，也指向人的可能性：“文学对于我而言，基本等同于‘文学的可能性’。……文学的可能性可部分等同于人的可能性。”[3]文学的可能性，终究还是人的可能性，这也是我所认同的一个文学观点。

我们知道，文学文体风格的变化，并非纯粹是一个文学史性质的文学发展问题，根本而言它是一个社会发展、人的精神变化所带来的表达方式变迁问题。我们所谓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借鉴使用新鲜的叙事技巧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外观风格，更核心的还是使用这些叙事形式才能表达出当年这些先锋作家的存在感，指向他们的成长记忆、心理创伤和不安的现实处境、迷茫困惑的未来想象等各方面心理内容所凝结成的生命感受，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可能性问题。由此，对于“花城关注”栏目，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它展出了怎样的当代“人”生命形态，然后才是这些形态所蕴藏的文学可能性。

关注“人”生命形态的可能性，最直接的理解或许就是人的生活经验的差异化，为此寻找、展出更驳杂、更多元的作者身份的作品，再经由他们的作品来呈现更广阔的当代人的生命形态，似乎就是对可能性的表现。顺着这一逻辑，我们从“花城关注”栏目，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人无限丰富的生活经验，看到很多边缘地带的生命状态。比如次仁罗布、万玛才旦、柴春芽等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普通少数民族家庭生活，其中的世俗性和神秘性，有异乎寻常的边地经验，也有与非少数民族身份人们一样的、作为普遍性的人情和人性。还比如袁凌、李若、沈书枝等人写出的或山区民众或城市底层人物的生存现实。李若《大勇》故事里的山区现实，买卖妇女背后有着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温暖事迹和惨烈遭遇。沈书枝《租房记》所记录的北漂租房生活，其中的艰难与羞涩，没有经过作家细致的叙述表现出来，很多人是无法想象的。还如科幻作家陈秋帆、赵松、杜梨等人所想象的未来人类的情感特征和生命形式……还有很多难以分类、不可同一化的生活状态，无需一一列述。

这些差异性，直接地展示出当代中国人其实拥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那么，这种丰富性，是不是可以扭转一个针对当前文学现状的批评性判断：现在的作家缺乏生活经验，我们处于一个经验匮乏的时代！跟随着本雅明“经验贫乏”说法的字面意义，这个判断在我们的文学界流行多年，我们似乎也听之任之了。如此，“花城关注”栏目这样直接地展览出当前文学类型的丰富性，这是否能够证明我们的作家其实充满个体经验、我们的文学也充满可能性？对此，我不知道栏目主持、策展人的看法，但我个人是持消极态度的。甚至，我通过“花城关注”栏目，看到的反而是一种“经验丰富、文学贫瘠”的失落状况。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里的“经验”，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而是一种“存在于集体和个人生活中的传统物”、“存活于人们记忆中的相关的事物”，“实乃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4]这里面的“经验”，它关联着传统和他人，是一种稳定性的、可以信赖的心理结构、文化传统。本雅明之所以说“经验贫乏”，缘由在于欧洲经历战争和现代技术的摧毁之后，以往可信任的、能够口耳相传的经验都变得不再可信，都失去了真实性根基，不再是真理。失去了真理性的经验，就是破碎的、零散的具体生活体验，它不再有普遍适用性和继续传承的价值。

我们或许不需要纠缠于本雅明的“经验”概念，但很明显，我们今天的“经验”也处于这样的状态。背负着二十世纪苦难历史带来的文化后果，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来技术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人心变化，我们今天的任何一种生活经验，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前的，似乎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破碎存在，如幻觉般迅速被否定被抛弃。建立在那些经历之上的经验，对于我们、包括对于更新一代人而言是形成不了兴趣的，它们谈不上任何“真理性”。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今天那么多的作家作品，包括“花城关注”里展出的这几十篇，都难有几个作品能够真正打动我们和说服我们。个中缘由，不是因为当前作家们所讲述的故事有多大的真实程度，而是它们基本都是这个时代的破碎“真实”。

经验的贫乏不是没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无法构成有价值的存在。我们有无数的生活经验，但它们要么构成一种束缚性力量，要么构成一种与我们毫无关联的垃圾性存在。本雅明说：“经验贫乏——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似乎渴望新经验。不，他们试图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种能够纯洁明确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以便从中产生出真知的事物。他们也并非总是无知或无经验。倒是常常可以说：恰恰相反，他们‘吞噬’了这一切——‘文化’、‘人’，他们吃得过饱，疲倦了。舍尔巴特极为贴切地描绘了这些人：‘你们都疲倦了，这只是因为你们没有集思想于一个简单的、最伟大的计划。’”[5]对于文学提供的无数破碎性经验，我们的确已经疲倦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缺乏经验，而是普通意义上的经验已经失效。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对经验本身的思考，在反思中重建有效性经验。

有效的经验，一定是关联着社会、历史、时代这些超越纯粹个体的带着总体性特征的经验。当然，这种经验不是把个体性抛弃，而是以个体的、真切的、日常的经验作为基础，进而关联到个体之外的他者存在，这是一种新的总体性经验建构。展出各种文学可能性的“花城关注”栏目里，也触及了这方面的可能性。比如慢先生，他在访谈里提及：“我写的很多东西不属于我这个年代，而是来自我的父辈，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有更强烈的冲突，感受上是陌生的，但是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又是合理得完全能接受和不夸张的。这是他们的不幸，我们的财产，以及后来人值得借鉴和规避的东西。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每一代人应该充分地讨论和理解不幸，而不是避而不谈，然后竭尽所能地阻止不幸传递下去。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件事贡献最直观最有效的体验和见证，是我所理解的写作的意义。”[6]这是一种非常实用化的文学经验理解，但是，他在努力打通代际，通过文学的方式，充分地讨论和理解各种不幸，在这里，文学叙事把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转换成了沟通每一代人心灵情感的文学经验。徐勇曾从重建日常生活经验为出发点来论述总体性问题：“当我们在书写日常的时候，我们要建立日常间的所指系统。这是一个个具体的日常所构成的所指的集合。但这些所指之间，并不是任意的、碎片化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也就是说，日常虽然是碎片化的存在，但其背后的所指之间却是有内在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就是一种本雅明意义上的拼接和‘翻译’，是一种把打碎的花瓶重新拼接成一个完整的花瓶的过程。”[7]重建有效的经验，或许就是回到心灵深处去重新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心灵情感来连接不同代际、不同个体，重建一种有历史也有未来的日常生活世界，建构可以信赖的精神共同体。

慢先生之外，还有黎幺，访谈中也提到自己构思《山魈考》的思想基点：“整个世界便是一个庞大的互文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网络，人的生命体验本身也是互文的，一个人的生命包含所有人的生命，书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书即世界，一本书是所有书，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无法拆解清楚。”[8]黎幺这观念很理论，他的《山魈考》也带着实验性，理论性强。就黎幺的想法而言，这是当前我们重建经验有效性的路径，通过文学书写完成人与人之间生命体验的沟通，在个体生命与总体性生命之间建立起意义关联，但就其小说创作的理论化问题，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的，这种理论化的叙述结构和排他性的叙述方式，实质上是阻挡了这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互文关联，它可能会在文本中建构起一个总体性世界，但它也只是文本中的作为知识的总体性，而排斥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经验的总体性。在“花城关注”栏目里，类似黎幺这样的理论化叙述还很多，比如毛晨雨、黄崇凯等，这些看似先锋的叙事方式，在今天可能反而是些套路化了的写作习性。过于知识化的叙述，局限在同人圈子的文字游戏，这是一种近似于艺术评论家克劳斯谈及的“副文学”：“副文学作品允许不同的争论、引用、党派意识形态、背叛和反传统的存在，但却不接纳惯常用在文学创作中的连贯性、一致性和坚定的决心。”[9]副文学其实就是把理论论述文学化，或者把文学叙述理论化，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们携带而来的时髦化写作，它可以是理论书写取向，但很难是文学叙述的未来。

这个时代的先锋文学，或许不再是建立在文学知识基础之上了，因为知识所代表的传统经验已经失效，它无法召唤更多的人心。作为知识的文学，它也抵御不了当代理论的无限制解构。“知识”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成了一种粉碎机般的存在，可以把一切“经验”纳入并摧毁，这不是文学创作该去填充的所在。相反，文学需要的是非理论化经验、非震惊性体验，是重建我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基本经验，是重构理论化知识的情感性经验。这些经验，或许有其传统性，但一定不是仅仅存在于过去的传统，而是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传统，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日生活和未来命运的传统。今日的文学期刊或许可以更多地思考如何重建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策划何种文学栏目不是为文学理论添砖加瓦，而是为我们的个体性和总体性生活提供盐分，调动我们最基本的感情，由基本的人性、情感来抵御各种力量的侵袭和解构。共同体是靠情感建构的，总体性唯有在情感性、精神性层面才可能存在。

由情感来开启新的总体性如何可能？或许，科幻小说所想象的未来人类命运遭遇，才可能激起今天的人去重建新的精神共同体。刘大先评论刘慈欣小说时提到这样一种新的“总体性方案”：“……想要摆脱片面与片段的困扰，必须重启炉灶，找到一种适应于时代的总体性赋形方式，就文学而言，刘慈欣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个案。……这是一种后纯文学时代的自然选择，它不满于数十年来‘纯文学’话语所形成的关于人性、个人、内在精神以及‘片面的深刻’式的模仿、表现与象征，显示了文学作为以超越性为内在支撑的艺术的回归。”[10]在“花城关注”栏目，有一期集中展出了四篇科幻或者说带有科幻性质的作品，不可否认，这几个故事更抓人心，它们以未来作为方法，思考现在的“人”，这个“人”指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无形中建构起新的总体性感觉。

还可以提及这个栏目中出现多次、占据最大篇幅的“地方性”写作问题。2017年开栏第1期的少数民族导演写作，第2期的“异境”，2018年第1期的“多民族文学”，第3期的“野外作业”，其中包括万玛才旦、柴春芽、段爱松、黎幺、闻人悦阅、次仁罗布、阿拉提·阿斯木、黑鹤、丁颜等作家。“策展人”之所以热衷于地方性的、异境性的文学，或许也是出于一种普遍性的文学认知：文学的可能性来自于经验的差异性。但我以为，这些作品存在的最大价值，不是差异性和异质性，反而是潜藏在差异背后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学性”，它们表现为与我们有情感共鸣的共同性经验。地方性，应该始终关联着总体性，从地方回到民族、回到人类。重建完整性经验，是在个体差异性体验中发现时代性、历史性经验，在异域的、地方性的经验中发现世界性、普遍性经验。

最后，回到“花城关注”栏目。这种对“可能性”的文学展览，它既展出困境，也展出希望。一个期刊文学栏目，它可以是我们观察当下整个汉语文学状况的窗口，从中看到风格多样的文学样态，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或许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不期然间也可能发现些欣喜。拓展而言，当前众多的文学期刊还在维持，我们还对新生的文学抱持着热情，难道不都是为了这零星的欣喜和希望？而文学意义上的欣喜与希望，如何能局限于个人和地方？如何能满足于破碎和片面？它必然是情怀的、精神的、超越的、总体的。对可能性的关注，于当前而言，可能是在求取差异性、异质性的同时，也考虑着共同体情感的修复，以及对总体性经验的重建。

 

注释：

[1] 何平：《开栏的话：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花城》2017年第1期。

[2] 柯律格、英国商报：《柯律格：展览是有关可能性的艺术——专访大英博物馆明代大展策展人、牛津艺术史教授》，《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3期。

[3] 何平、黎幺：《访谈：“而我们是自弃于时代的”》，《花城》2017年第2期。

[4] 参考雎圆竹：《技术时代的艺术处境——本雅明与艺术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4期。

[5] [德]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6] 何平、慢先生：《“每一代人应该充分地讨论和理解不幸”》，《花城》2018年第6期。

[7] 参考：《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第八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

[8] 何平、黎幺：《访谈：“而我们是自弃于时代的”》，《花城》2017年第2期。

[9] [美] 罗莎琳·克劳斯：《后结构主义和副文学》，《前卫的原创性及其他现代主义神话》，周文姬、路钰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

[10] 刘大先：《总体性、例外状态与情动现实——刘慈欣的思想实验与集体性召唤》，《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