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萨尔茨堡市郊的施劳斯维特宾馆是一所号称有“罗曼蒂克”风味的别墅式的楼房，在浓密的绿树掩映中显得格外幽静。这里大概也是当地文艺家经常聚会的地方。老经理高高的个儿，留着两撇漂亮的花白髭鬚，穿着一身米色侍者制服，精神抖擞，说话热情中还带有一点诙谐。他和侍女们已经为我们在庭院里安排好一张张桌。六点半，彼得·汉德克准时来到。

说实话。我们几个人对奥地利当代文学和作家情况是很不了解的。但在来奥地利前后，却已经多次听人们提到汉德克的名字。或说他的成就高，或说他的脾气怪，或说他经常攻击政府，或说他的观点特别以至闹得人缘不太好，云云。今天游览萨尔茨堡之前，奥中友协燕珊也已与我们打过招呼：今晚要在此会晤奥地利著名作家汉德克，不过这人很腼腆，不大爱说话。这些零星的传闻和介绍使我难以想象和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不知将要会见的是一个怎样怪癖的人物。现在，他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正在自我介绍，互致问候。

他，瘦长的身材，蓄着略长的栗色头发，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上衣，衬衫领子也随意敞开着，还穿着一条皱巴巴的旧裤。真可谓不修边幅。他说话声音不大，温和而带着一点忧郁、羞怯的样子。燕珊原先邀他一个人来，现在他却偕着一位友人、他的出版商一起来，并说：等一会儿还有一位女士要来。他歉疚地说：“我们三个人的费用由我来付好了。”燕珊当然不会同意。

既然嘉宾光临，那就扩大座席，于是忙乱了一阵，坐定下来，然后又逐一介绍。当汉德克听说我是评论家，就对我瞪着眼睛也还温和地说：“是好心的评论家还是恶劣的评论家？”我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回答：“我想我是很善良的。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的团长徐怀中打圆场说：“陈先生是一位善良的评论家，而且很有见地，是位坦率真诚的评论家。”奇怪的是，当时我却一点也没有见怪汉德克的唐突。我只是在想：这个人大概吃过评论家的苦头；又想，当评论家真是一种不幸，到了国外还要受到人家的怀疑；又想，这是一个坦率的、不拘虚礼的人……

介绍完毕，大家正想找话题说话时，忽然，有一位小姐推着自行车进院，一见到我们就把车往草地边一倒，走到席间的空座坐下，将手中提着的白色大皮包往椅角一扔。汉德克与她略招呼一下，却也不介绍她是何许人。

她穿着一件黑色花点的中国旗袍，头发蓬蓬松松地挽了一根粗长的辫子，手里还拿着一件黑绸中式对襟短衫。她笑吟吟地用一双热辣辣的大眼睛向大家环视一遍，就算打了招呼。我悄悄问燕珊，燕珊也不认识。于是，一时有点冷场，尴尬。我就请问她的姓名，随手递过去一张菜单，请她写上自己的名字，她却不回答我的话，径自从白色皮包里掏了一回，找出一套中国印泥，一盒图章，交给邻座的苏叔阳。叔阳把这图章在菜单背后一印，就出现两行字，一行是两个篆体汉字“玛丽”，一行是德文“MARIE”。这就算认识了。然后，她就说前年到过中国，对中国文化印象极深，十分喜欢。她说，她学会了汉语“谢谢”“干杯”。这时大家几乎没有怎么动手吃东西，她却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副中国筷子，然后将面前一杯红葡萄酒喝完，将一片面包抹上奶酪也一下子吃干净。忽然，她站起身说：“我回家去拿照相本给你们看！我骑车回去，坐TAXI回来，很快的。”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去了。

然后，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和汉德克叙谈。汉德克还是那副羞怯的、好像很受拘束的样子。他沉吟了很久，才谈起自己的经历。他说，今年四十五岁了。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是在南方靠近南斯拉夫边境的一个山村。童年时读书因不听话还被开除过。后来在格拉茨大学学过法律。还曾到西德生活过多年，并成为职业作家。1979年又回到奥地利。他讲得很平淡，一点没有讲到他自己怎样以彻底否定传统的剧本《骂观众》而成名，也没有讲到自己怎样先后获得豪普特曼奖、毕希纳奖、席勒奖﹍﹍他创作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戏剧表现形式、标新立异的剧本，他也创作了许多在形式上进行创新探索的小说，他还写过许多与众不同的诗歌，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实践也曾有过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些，他几乎没有提及。他说自己不是剧作家，也不是小说家、诗人。其实他什么都是，只是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概括。说到人们对他的毁誉不一的评价，他轻轻地一笑，没有什么表示。

这时，玛丽捧着一大本厚厚的精致的照相册回来了。中间还夹着中国的电影杂志和说明书。原来她是奥地利著名演员玛丽·科尔宾。因奥地利没有正式的故事片厂，所以她常应聘在德国拍摄电影。1985年在中国举行的德国电影周中上映的《没有时间流泪》就是由她主演的。因为她那出色的演技，她荣获了1984年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985年作为西德电影代表团成员到中国访问。这本照相册记载着她在中国旅行的见闻始末。从她去中国途中在飞机上憩睡开始，到中国后住过的宾馆卧室，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以至摊贩、公厕、电影周开幕式的酒会、和中国朋友的合影、自己在各个场合的倩影，等等。都一一记录显示在这照相册里。照相册的末页还粘贴着中国朋友送她的名片，在中国购物的账单、不同票面价值的人民币、外汇券……手机如此详备，花如此功夫细心粘贴，可见照相册的主人的一番用心和珍爱。今日玛丽的服饰和所携带的用具也都是中国的，显见了她的深情。她是听说有中国作家来到这里，主动前来参加的不速之客。

玛丽总是那么兴奋、快活，在我们翻看照相时，她忽然指着一张照片，嚷着：“中国……wonderful(神奇)！”一会儿又嚷着“中国文化……了不起！”说着站起来和大家干杯。他对中国文化那种神往的、倾心的喜爱感染着我们。气氛越来越活跃，热烈，大家完全没有刚才那种陌生拘束的样子，自由自在地交谈着。谈文学，谈友谊，谈中国，谈奥地利。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从维熙和那位出版商勒蒙德·弗林格谈文学出版的甘苦。徐怀中和汉德克谈文学。这时又来了萨尔茨堡大学的教授夫妇阿道夫·汉斯林格和贝特莱德·汉斯林格。他们也是从汉德克那里知道今晚有中国作家到此一聚而赶来参加的。玛丽正在苏叔阳一次再一次地干杯。我们那种无拘无束、像老朋友重逢似的兴奋热烈情景，引得庭院里正在吃饭别的客人们会心的微笑。

夜幕已经降落，餐桌上点起了蜡烛，微弱昏黄的烛光摇曳，凉风吹过，绿枝飘拂，更使人心旷神怡。有人提议，请汉德克朗诵自己的诗作。他说要想一想。于是改由诗人苗得雨先朗诵。汉德克听了非常欣赏，走到老苗身边，请老苗慢慢地一字一字地重新念一遍：“不要学花儿等待春天，要学小燕子衔着春天到来……”汉德克沉思着，似有所悟地点着头，说：“我要把这两句诗背下来，很有意思。”

中央乐团男高应音歌唱家张云卿即席唱了一首中国歌和一首德文歌《维也纳之歌》。他在演唱时，玛丽笑得都合不拢嘴。张唱完了，整个庭院里的客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玛丽说：“就因为你的德语歌带着中国味才有意思。”宾馆老经理擦着眼角里的泪水走来和张云卿握手致意，问他在哪里学的德语。这时有两位食客走过来向我们示意。他们是意大利旅客，他们称赞中国文化了不起，伟大！他们哓哓不休地说着。他们有点醉意了。后来还是他们的同伴把他们拉走了。

汉德克仍然没有想出来要朗诵什么诗。他说：“不要唱歌，不要朗诵了！唱歌，朗诵完了，就表示要分手了。我知道你们回阿尔卑斯山区还要赶两个小时的路程，但是，我还是请求你们再稍多留几分种。”诗人情深意长的话使我们感到温暖，激动。他去买了一瓶白酒。他对每个人都说，如果不能喝就不要勉强喝。但是，他还是亲自给每人斟上一杯。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而是一个细心体贴别人的热情的人。他举着杯说：“今天我很愉快，因为这不是一次官方的礼仪性的聚会，而是我们作家的友谊交流。”我们也希望他和他的朋友们有机会到中国去，在北京再次欢聚。

在浓重的夜色中，我们告别离去。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习惯在饭店或咖啡店聚会，像文艺沙龙一样，自由自在过上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坐在奔驰的车上，不免感到惆怅：刚刚认识的朋友，刚刚感受到犹如沐浴在春风似的友情时，就此分手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延续这支友情的歌呢？什么时候能和汉德克这个“怪物”再一次认真地探讨一下人生和文学问题呢？我想起汉德克的一首译成中文的诗句：

“我醒着入睡了；

我没有东西，是东西在看我；

我没动，是脚下地板在动我；

我没望镜中的我，是镜中的我在望我；

我没讲话，是话在讲我；我走向窗户，我被打开了。

……”（《颠倒的世界》）

※原载1987年《文汇月刊》，并收入散文集《水流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