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9月26日上午，第四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亚洲大洋洲地区会议在西安开幕，来自中国、蒙古、印度、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尼泊尔、日本、阿富汗、俄罗斯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少儿出版界人士，以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会委员近200人汇聚一堂，共议“儿童与未来”主题。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童年体验”分论坛上，金波、曹文轩、秦文君、白冰、徐鲁、董宏猷、王宜振、汤素兰、薛涛、陈晖、吴梦川、横田纯子、穆尔特·布楠塔、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桑丽莎等中外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评论家、出版人在论坛上发言。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秘书长伊丽莎白·弗朗西斯·佩吉等IBBY执委出席，IBBY中国分会主席、中少总社社长孙柱，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齐雅丽在活动中致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担任本次论坛主持，并在总结中充分肯定了论坛的学术水准，衷心期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孩子变得更快乐，让作家画家们的作品更接地气、更有魅力、更有冲击力，让全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为全世界的孩子们搭一座美好的、辉煌的文学大厦。”

 

爬格子的意义

秦文君

我投身儿童文学事业时间不算长，四十年左右。比起前辈差很多。

为何能四十年坚持，是因为儿童文学是孩子寻找美，寻找幸福的百科全书——世上超越物质和功利的是信念和创造，儿童文学给人这样的光辉 。

更何况，儿童文学作家这个职业，大有乐趣，忠于独创，写出东方情怀，写出有意思的文本，看着出版社将它们变成活泼的书。但是更有一种无形的责任，需要不断地折腾，在艺术上超越自我， 往往会一个人关在封闭的小屋子里，面对一面墙，孜孜不倦地写作。有了这一份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不然如何抵抗寂寞和惰性，抵抗无数诱惑的定力？

努力在儿童文学艺术创造领域跋山涉水的，向往写出精品力作的作家，无疑都是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爬格子的人，而不是跳格子。

从1982起，我出版了70多本书，获各种奖也是有80次，虽然现在用电脑了,在我心里，还是把写作叫“爬格子”。

当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普通的稿纸是方格的，每一个字写在格子里，一笔一划地勤恳耕耘，一格一格地爬格子。我最向往的生活是爬一辈子格子，所拥有的是笔，深度的眼镜，清贫的生活,一屋子书，但从不会松懈过，没有失去爱和勇气。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市场好，作品多的作家脱贫了，有的成为纳税大户，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但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社会风气功利化，作家自身的坚守很重要，能呵护美好的姿态，维护独有的价值，在多元文化时代的选择中，保持高雅的追求，沉下心，保持内心强大的宁静。

关于儿童文学是儿童重要，还是文学重要，这个争论从没有结束过，我想 其实都举足轻重。一个作家的造化，不是单一的，取决于作家对艺术的态度，取决于心灵家园是否丰富，艺术的造诣能否上去。而作为儿童文学作家，除了种种文学的创造能力，叙事能力，对人的描摹，情景描写，价值判断，美感，语言魅力，还要有对儿童叙说的举重若轻的能力，要有一个大有难度的综合能力。

我希望因为内心强烈的创作冲动而去爬格子，我2019年出版的《云三彩》就是一部慢慢积累而成的作品。

二十多年前我就已对这一题材产生浓厚的兴趣，那就是外来的女孩。我想要表达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城镇化对于女性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着重展现小女孩李三彩的个人解放和心灵开放。

城镇化的过程必然涉及到人的迁徙，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迁徙到充满隔膜和距离感的都市空间，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环境，比如多数农村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对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灵，观念都有着一定的束缚，而城镇化的迁徙过程对于女性来说，就像是从“潘多拉魔盒”里面被释放出来一样。

书写儿童，要根植于儿童的心灵世界，视角，审美，更要根植于社会，人性，探讨无限的可能性。

初到上海之时，三彩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她的父母将一腔热忱都倾注于弟弟身上，她因而缺失了父母之爱、手足之爱和朋友之爱。在上海这个形形色色、你来我往的都市空间中，三彩与爸爸、妈妈和弟弟之间的隔膜，与同学、老师和社会人际的隔膜，促使她的内心世界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空间中，三彩带有“女侠”的个性和特质，有着对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认定，但她作为外来者，面对社会的转型，城市中的现代生活，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必须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进入城市空间以后需要做出许多改变。

上海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花费了较多的功夫，我曾经在面对每一个采访对象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从家乡来到上海，什么感受让你觉得最为深刻？”因为我想去了解外地迁徙而来的，特别是农村来的孩子，他们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印象，这可能是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无法体会到的。

我记得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饮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传说中的豆浆、油条，有人说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进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说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黄不烧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像一脚已经踏进上海来了一样，生活方式突然间变得洋气了。

我收到过一个读者的来信，这个外地的男孩子来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对于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当年看到过我写的“贾里”系列里面的一本书《小鬼鲁智胜》，这本书虽然没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风土人情，却让他从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风情和三教九流。

我还曾经到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女性家中去采访，从外表上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上海化的女性，无论是她的上海话，还是做事、穿着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风格。直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在家做了一盆“乱炖”，突然意识到她虽然想融入上海，但是内在的基因还是更喜欢自己家乡的饭。人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也不需要脱胎换骨，一样也可以融入这个城市，这就是上海。

回想起来，图画书文本《我是花木兰》也是根植于童年，显现社会新形态和传统文化力量共存的社会。它是个女孩成长，东方审美的作品，落笔写被很多人诠释过的，存留心灵深处多年的人，更是一个挑战。期间我不厌其烦地找了100个孩子，请他们说说心目中的花木兰。精准把握当代儿童的审美视角和语言叙述。在我选择用什么艺术形式表现花木兰的时候，一个新鲜的念头冒出来,能不能让1000多年前的花木兰和现在的孩子有对话，用新颖的双重视角，双线叙事。

有了当代儿童的视角和审美，还必须有历史视角和文学陈述，艺术造诣，忠于当年的社会风情和文化关联。我去荒漠，古战场，山川，体验花木兰上战场的感受。很多遗迹已消失，去甘肃，河南的一些地方，从不断挖掘出来的铁甲，兵刀，长矛，能推断这里曾是无限空旷的古战场，如今只能看见生生不息的小花小草。我在那无限空旷的地方，看飞鸟的影子，浮动的云彩，从浮想联翩，升华为文化想像。

北魏时期的，民风是比较开放和彪悍的，木兰家乡的妇女都会骑马，射猎。为了探索花木兰的特质和天性，我还尝试从富有特色的地方戏着手。我信赖花木兰的家乡人，她们用豫剧演绎花木兰。即使是豫剧，还有细分。公认的木兰故里，河南商丘虞城县一带所唱的豫剧和常香玉老师唱的豫剧不同，是豫东调，吸收大量的山东梆子唱腔加以融合。听着豫东派马金风老师的演唱，行腔冼练、轻盈明快、俏丽活泼、字多腔少，在其代表剧目《花枪缘》中有显著表现。我从这些声音里能推想花木兰的面貌了,还有干练的口音和嗓音。

女孩成长的无限可能性，丰富性， 在我脑海中闪现，永远不会湮灭。花木兰美好的人性特质，不因为战争而湮灭。我仿佛触摸到花木兰令人心颤的气息。

《我是花木兰》用了一个双重的构架，既有古老故事的叙述，也有当今女孩的心语。文本最后的一些文字，是文本的魂：一起从军的铁哥们儿来看她，花木兰悄悄避开，嘱咐弟弟陪他们玩。铁哥们儿未必知道，久战沙场，军功累累的“木兰兄弟”，是个女孩。而在另一条线，当代的小女孩对性别却有不同认定，从中感悟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最近得知，《我是花木兰》即将要在美国，日本，英国出版，我感到自豪。

作品的写作过程是心灵开放的过程，长久以来，我都对于女孩成长非常感兴趣，女性的迁徙中蕴含了很多话题，也能生长出丰富的悲欢离合。

爬格子是忠于独创的，严谨而艰难，也是坚持自我，探索写作的无限可能性的过程，让一种勃勃燃烧的精神内力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