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黑塞与他所有的出版人的关系多种多样，不乏意外。与其他人不同，他显然知道世上还有出版人这个职业。1903年，黑塞在他重要的论文《书的魔力》中写道：“在所有非自然馈赠，而是人类从自我精神那里创造出的世界中，书的世界是最广袤的。”通过他的父母，通过他的自我教育（仰赖博览群书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他做书商的经历，黑塞很早就与书的世界结缘。1895年10月，黑塞进入图平根的海肯豪尔书店当学徒，一天的工作漫长而艰苦，时长十到十二个小时。他的学徒期结束于1899年7月31日。从1899年9月15日到1901年1月31日，他在巴塞尔的莱希书店担任书店营业员。对于这份职业，他在1899年写道：“这份职业很有趣，但我并无法热爱它。这主要得怪我的同事，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缺乏教养、举止粗鲁；其次因为我虽然是个内行的读书人，但却是个蹩脚的生意人。”

我们待会儿会说到，黑塞后来在维护自身作品的经济利益方面其实非常在行。当年，他在出版人身上只看到了生意人的影子。1899年，在黑塞宣布自掏腰包承担一部分出版费用后，他的第一部诗集——写于图宾根的《浪漫之歌》才得以在德累斯顿的E.皮尔森出版社出版。他拿出了175马克，这在他的学徒保证金里占了很大的份额。一些日后在菲舍尔出版社成名的作家都是先以自费的方式在E.皮尔森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浪漫之歌》共印600册，第一年卖出43册平装版，11册精装版，共计54册；他的版税共计35.1马克。

彼时的黑塞同海莲娜·沃伊戈特有鱼雁往来，这位年轻的女士（当时她年方二十二岁）在《诗人之家》杂志上读到了黑塞的诗句，便在1897年11月22日写信表露了对他的好感。从黑塞给这位“尊贵的小姐”略显傲慢的回复中（他当时“由于工作而精疲力竭”）生出了一场真诚的通信，两人互陈创作上的努力，并相互启发。黑塞与这位“令人惊艳的”、未来的“北德年轻女诗人”从未谋面，当她在通信的第一年与出版商迪德里希结婚时，他也毫不惊讶。她向他表示，愿意把《浪漫之歌》推荐给自己的丈夫。黑塞对此做出的反应很能说明他的个性：“您想让我把我的手稿交给您丈夫的出版社，这让我感到既欣喜又荣幸。我也很乐意如此为之。但我感觉，我的第一本书——诚实地说——不应该受惠于您的帮忙，我想自力更生，不知您可否理解？”他的第二部作品——收录了九篇散文的文集《午夜后一小时》，后来还是由迪德里希在莱比锡出版。奥尔根·迪德里希这样做主要是想讨他夫人欢心，其实他对黑塞一无所知，况且此书与他的出版计划并不相符，因为当代文学并不在他的规划之内。“坦白说，我不太相信这本书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这反而让我更加坚信它的文学价值……我也没料到会印出600册。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单单通过引人注目的装帧来弥补作者并不响亮的名头所带来的不利。”

在与迪德里希的通信中，黑塞又一次展现出他特有的行文风格：“我对您的帮助心存感激。此外，我要感谢您如此诚实地描述了您对我的印象。”黑塞要求出版商提供字体和印纸的试样。对于迪德里希提供的合同条款，他“斗胆提了一些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仅仅是出于兴趣想要澄清一些东西。您写道：‘1.10本赠书。2.所有版次的权利。3.根据出版人的原则，新版附送作者一定报酬。’我应该怎么理解第二点呢？这是说：您永远拥有版权，还是我在书每次再版后都有权得到10本赠书？再者就是出版人的原则。这是视具体情况而定，还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规则？我问这些，仅仅是出于好奇，并且想一劳永逸地了解这些术语。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我的应允。”现在我们就能料到，黑塞会毕生反抗所谓的“出版人原则”，如果这种原则限制了他的自主权的话。

由W.德鲁古林悉心印制的《午夜后一小时》于1899年7月出版，第一年共收获53名读者（当年在皮尔森那儿出版的《浪漫之歌》还卖出了54册）。但不同的是，《浪漫之歌》并没有得到批评家的注意，而《午夜后一小时》却无疑找到了一位举足轻重的评论家——莱纳·玛利亚·里尔克。“这些词语如同金属一般被锻造出来，读起来缓慢而沉重。不过，这本书的文学性不强。最精彩的段落显得急迫而富有个性。它令人肃然起敬，它心怀大爱，其间所有的感觉都是虔诚的。要之，它已处在了艺术的边缘。”当《午夜后一小时》出版时，它恰好也处在作者记忆的边缘。当时，黑塞开始为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撰写评论，“为了减少我那可怜的书使他蒙受的损失”。黑塞遭受了一个双重打击：一方面，公众并不重视此书，另一方面，他在卡尔夫的父母对这本书“徒感愤怒”。1899年6月16日，在一封写给他母亲却从未寄出的信中，面对母亲“你写了一本邪恶之书”的指责，黑塞义正言辞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无法继续写作。你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自负。比起你掂量你那封可爱的信，我对我的书的权衡恐怕要周全得多。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道歉也于事无补。我不相信我的书带给你的痛苦能及你的态度带给我的痛苦的一半多。多说无益。你们肯定知道‘清者自清’这句话，而你们竟把我归到了不洁者之列。”

若干年后，《午夜后一小时》售罄，黑塞收回了版权，不允许再版，这本书直到1941年才在苏黎世作为研究资料得以再版。它在黑塞的文集里消失多年，对此，黑塞在新版的导言里解释说这有其“私人原因”。他想在书中创造“一个艺术家的梦幻国度，一个美丽岛，他的诗意味着逃离白昼的风暴与洼地，遁入夜中、梦里以及美妙的孤独中去。这本书并不缺少美”。这本书的销声匿迹要归咎于销售上的失败，以及他母亲和亲戚们的抗议。他的下一本书是一个经由第三者手抄二十遍的手稿，名叫《诺图尔尼》。黑塞标价20个弗朗克，于1900年秋在朋友圈子内小范围销售（“未被邀请者的订购不予接受”）。虽然他在同年8月16日从巴塞尔给迪德里希又寄了一篇文章（《莉莉亚公主》，即《劳舍尔》的“露露”一章）并且打算自费出版，题名《施瓦本短篇小说集》，可后来他不但改变了主意，改换了标题和出版社，还另署其名，把自己隐藏在编者的面具后面。1900年底（版本说明上写的是1901年），《赫尔曼·劳舍尔的遗著和诗歌——赫尔曼·黑塞编》在巴塞尔的莱希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没有广为流传，“完全仅仅为巴塞尔考虑”。小范围的出版却带给了黑塞便利。“我的作品能逃过商业投机和胡言乱语，只供朋友和友善人士阅读。”

人们不应该太过较真于此时他对出版界的个人态度，这不过是阶段性的。但是，黑塞做什么事都会表现得很坚决、彻底。渐渐地，出版人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发生了转变。不久，他和奥尔根亲自会面，他“带着惊异与享受倾听一个人如何倾诉生意和规划上的衷肠”。不久，他又会在萨穆埃尔·菲舍尔那儿获得同样的感受。每本书自有其命运。《劳舍尔》仅仅为巴塞尔而作，印数甚少，除了瑞士的文学爱好者之外，鲜有人耳闻。然而一个瑞士人——乡土作家保罗·伊尔戈干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他同萨穆埃尔·菲舍尔既无私交，也无业务上的往来，却把《劳舍尔》寄到了菲舍尔的出版社。菲舍尔对里面的诗文印象深刻，也许出版社的编辑，莫里茨·海曼也读了这本书，并向菲舍尔推荐了此书的作者。大约是在1903年年初，菲舍尔写信给黑塞：“最尊敬的先生！我们满怀愉悦拜读了《赫尔曼·劳舍尔的遗著和诗歌》，短短数页，却妙笔生花，所以我们油然生出一个奢望：如果您能让我们拜读您的新作，我们将喜不自胜。”

黑塞在1903年2月2日给菲舍尔的去信中说，他很高兴菲舍尔给他写信，不过暂时他没有东西可寄，但他保证，他会寄给他一篇“雕琢数年”的散文诗。1903年5月9日，黑塞就把作品寄了过去，5月18日，菲舍尔对于新作《彼得·卡门青》这样写道：“正值复活节之际，我想及时向您表达我对这份绝妙之作的衷心感谢。您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本身不值一提的小事透过一个诗人的心灵得到传递，使得这部作品变得丰沛而光彩照人。伊丽莎白、理查德、纳笛妮夫人、木匠的孩子，还有瘸子，这些人物让我身临其境，欢心喜悦。我向您祝贺，如果能出版大作，将不胜喜悦。”1903年6月9日，菲舍尔向黑塞寄去一纸合约。合同规定给他平装书销售额的20％作为酬劳，首印1000册，黑塞则向出版社提供接下来五年内他所有作品的优先购买权。其实，对《彼得·卡门青》一书，菲舍尔并非信心十足，这体现在他给黑塞的信中。

1903年6月9日和1904年2月5日他曾两次写信给黑塞，暗示《彼得·卡门青》不会取得销售上的成功。在1903年6月9日附带合同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菲舍尔更青睐和寄望于谁：“我非常希望，即便您的《彼得·卡门青》不会带来销量上的成功，他也能找到许多朋友和崇拜者，特别是他能给读者预先留下一种印象。我感到您正走在成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路上。如今，您与埃米尔·斯特劳斯毗邻，他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今天，我很难理解在和作家打交道方面至少颇有经验的出版人菲舍尔会在和一位作家的首次通信中把另外一个人说成是“最大”的希望，而把通信对象仅仅看作“正走在成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路上。菲舍尔想把这篇小说介绍给《新眺望报》的读者。为了预先把小说刊登在报纸上，黑塞同意删去小说五分之一的内容，而这本书的印刷工作也必须提前到1904年年初完成。奥斯卡·比厄——《新眺望报》的出版人——在1903年9月至11月间分三期刊载了这部小说，稿酬共计487.5马克。1904年2月15日，《彼得·卡门青》以埃米尔·斯特劳斯《朋友海因》使用的开本、纸张和字体为模板发行。与出版人的预期恰恰相反，《彼得·卡门青》一书大获成功，出版两年就卖出了36000册，到了1908年，销量甚至达到了50000册。

1923年，黑塞在《生平札记》里写到此事。“当时，我开始动笔写《彼得·卡门青》，菲舍尔的邀请对我鼓励极大。作品完成后即通过审读，出版社寄来了友好甚至是衷心的信，这本书在《新瞭望报》上预先连载，获得了埃米尔·斯特劳斯和其他我所敬仰的人的肯定。我成名了。”“可不光是成名了”，黑塞的传记作者胡戈·巴尔对此写道，《彼得·卡门青》一书让黑塞一夜之间在德国变得家喻户晓。胡戈·巴尔写道：黑塞“现在站在属于他的位置上，站在一个得以继续被人倾听的平台上。这种关系对他来说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也是很重要的：即便在最艰难的年代，菲舍尔也懂得如何把文化精英凝聚在一块儿。这个圈子在作品还未写就之时，就给了它以现实和团体的标识。出版人的这种坚定意志、对领导和尊严的强烈意识，也许正是黑塞大展身手的先决条件，也极有可能只有这样的出版社才能让诗人感受到他创作的意义和公众对他创作的期望，没有这些，我们今日所见的黑塞作品或将不复存在”。我经常引用胡戈·巴尔的这句话，因为一位文学出版人的职守在这句话中得到了确切的表达。

1904年4月初的一天，黑塞在慕尼黑与菲舍尔见面，当时菲舍尔还把托马斯·曼介绍给他认识。从今以后，作家和他的出版人之间的关系是友好、务实的。和黑塞打交道并不容易。虽然《彼得·卡门青》的巨大成功赋予他新的独立性——他辞去书商的职业，四处云游，并在盖恩霍芬安置家业，但敏感、紧张、时刻处在内心冲突下的黑塞对于出版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伙伴。1904年11月，当S.菲舍尔向他询问近作的进展时，他坚决反对这种“匆忙的生意经”。1906年，《在轮下》问世，1907年《此岸》出版，1908年《邻居》出版。然后，正如彼得·德门德尔松所述，发生了一些“怪事”。在1903年6月10日《彼得·卡门青》的出版合约中，黑塞向菲舍尔出版社许诺了未来“五年”内作品的优先购买权。合同到期后，优先权若不被解除，将视为“自动续延五年”。但黑塞解除了这项优先权。

《彼得·卡门青》的成功不仅让读者，也让出版人知道了黑塞，早在1904年11月4日，菲舍尔在给黑塞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此种担忧：“在《彼得·卡门青》大获成功后，您肯定会从四面八方获得各种建议，包括一些以用诱惑的条件骚扰成功作家为业的出版商，他们会亲自登门求访，以这种外在的方式使您陷入一种惊恐而危险的不安中。”果然不出所料，黑塞多次前往慕尼黑，在为杂志《三月》和《痴儿西木》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出版人阿尔伯特·朗恩和格奥格·穆勒，为了得到黑塞，他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出版商的竞相追求，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机制使黑塞内心对独立的渴望与日俱增。他在与萨穆埃尔·菲舍尔的合同里为自己争取到了当时该出版社旗下其他作家无法染指的东西。1903年的第一份合约在1908年2月被延期。黑塞必须把接下来的四部作品中的三部交给菲舍尔，同时有权把四部中的一部提供给阿尔伯特·朗恩出版社，这是其一。另外一点同样惊人：黑塞要求确定一个与菲舍尔出版社所有的优先权等价的条款，据此，菲舍尔必须“在未来三年内以每月150马克的标准付给黑塞共5400马克。稿酬需另付”。这一数额在当时来说非同一般。菲舍尔无法再按常理出牌，但最后黑塞所陈述的理由还是让他想通了。黑塞要的是自由和独立。如果黑塞在一段时间内为写作而放弃了他的独立性，那出版社就必须给他相应的补偿。

在这份合约到期后，1913年3月31日，黑塞和菲舍尔出版社“第二次续约”：黑塞必须把“未来六年内的所有作品”交给菲舍尔，作为等价交换的金额在“接下来六年内共计9000马克，按每季度375马克的方式结算；稿酬需另付”。这笔按月或按季支付的钱本身并不多，但根据门德尔松的说法，菲舍尔声称1913年10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他被迫重新给黑塞算清这笔账，数额最后至少达到了18000马克。对于一位凡事必须精打细算的出版人来说，这可不是笔小数目。

黑塞一板一眼地履行着合同。1910年，在把三本书交给菲舍尔后，他把第四本小说——主角是音乐家的《盖特露德》给了阿尔伯特·朗恩出版社。在这段合约上事先约定好的外遇开始之前，菲舍尔就频频致信黑塞，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反对把书交给朗恩。在1910年1月29日一封未发出的给菲舍尔的信中（后收入《书信选集》），黑塞对菲舍尔的态度表达了不满：

“既然您极力把事情说成是您心怀慈悲帮我出主意，那我情愿放弃和您的合同，因为您现在想强行把我拴在信和合同上。我跟您的合同让我完全有权利把任意一本书给朗恩。但您现在表现得就好像我把《盖特露德》给他是多么不当，为此必须给您补偿……对这种把您描绘成施恩者，把我描绘成那个必须感恩戴德的人的腔调，我不想继续加以探讨。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表现得如此忠诚，我向您承诺，今年将停止一切和其他出版商的谈判。可您对此还是不满。您把我每个忠诚的表达当作绳套使，想把我拴牢在合同上。我不想再继续这种无益的通信。我手握四位德国最重要的出版商的信，在信中，他们都承诺给我25％的版税，我之后还不用承担任何义务。如果您对我不满，不想给我安宁的话，那我就站在一个商人的立场上再解释一遍，我履行了跟您的合同上的所有条款，希望得到安宁。我可以把一本书给朗恩，这不是您的恩赐，只是合同中的一个条款。与朗恩小小的越轨是合同上早就写好的，而通过新的合约来弥补它给您带来的损失，只对您一人有利，对此我不想言听计从。我非常尊敬您的出版社，知道它有多么重要，但在德国，并不是独有您一家出版社，我没有理由让自己对您愈加百依百顺。”

虽然这封信没有寄出，但态度是明摆着的。在寄出的那封信里，黑塞在语气上要友好一些，但对此事依然很坚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菲舍尔退休，黑塞都和他的出版人保持着务实友好的关系。他在为菲舍尔七十岁生日撰写的简短贺词里说明了这点：“我并不认为，我和我的出版人在性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的确十分遗憾，盖因我们的职责是如此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上，我们毕竟还是拥有相通之处：比如我们处事都坚定不移，思维缜密，不易满足，不斤斤计较。我们恪守信用，在合同上也能做到令人放心，所以二十五年来，我不仅和我的出版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还学会了爱他、尊敬他。”1934年菲舍尔去世后，黑塞写道：“我认识出版人菲舍尔已有三十余载，我对他的尊敬随着交往的深入而日益增长，从尊敬中油然而生经得起考验的由衷的好感……当时我不是总能和他观点一致，也不是一直都对他满意……但我也渐渐将自己的棱角磨平，懂得了如何抛开私心去理解他作为出版人的职守。我看到，菲舍尔内心一直装着他的出版社的现在和未来，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清醒的直觉追随着他的设想。”

菲舍尔的工作并不轻松。他无时无刻不想着他的出版社，他挑选能够追随他的设想、常年跟他保持联系的员工，比如他的编辑莫里茨·海曼和奥斯卡·洛尔克。出版社就是他的一段生命，他的一部作品，一部使别人（即作家）的作品成为现实、成为“神圣的商品——书籍”（布莱希特语）的作品。他的设想必须吻合作家的设想，而他的理念必须拓宽作家的理念。在他的晚年，他努力为旗下的作家出版全集。到1925年，已有22套全集出版，他把这套书冠名为“现代人藏书”。在介绍中，菲舍尔写道：“现代人藏书由我们出版的当代顶尖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全集组成。德国和欧洲精神生活的伟大代表在此共同谱写了当今人类精神最深刻的画卷。”门德尔松说，当时还没有哪个出版商能交出一份与之媲美的答卷。此言不虚。

通过文学创作，黑塞结交了一批与菲舍尔同时代的出版人，比如阿尔伯特·朗恩、格奥格·穆勒、库尔特·沃尔夫、恩斯特·罗沃尔特、奥尔根·迪德里希和其他同仁。他和许多人都保持着真诚的关系，比如阿尔伯特·朗恩，在他那里，黑塞能干成在菲舍尔那儿（由于菲舍尔的较真劲儿）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比如“用一杯红酒诱惑他铤而走险”。阿尔伯特·朗恩出版了黑塞的《盖特露德》，并定期把黑塞的文章发表在他旗下的杂志《三月》和《痴儿西木》上，对黑塞来说，他代表着出版人的另一种风貌。朗恩清新而灵活，黑塞写道。“这个拥有瞬间让人为之振奋的能力和利落、具有实干精神的人，完全是为活在一群富有天赋和创见的人周围而生的，他时而是启发者，时而是实干家，时而是推手，时而需要被他人刺激一下。他带着运动员一般任性的热情从事他的工作，时而坚持，时而慵懒，时而有趣，时而戏谑，像神经质一般行事，但却是诚实的、全心全意的。”他“对待文学是真诚的”，不像一个出版商，倒像是一个“爱好者和有天赋的享乐者”。

朗恩和菲舍尔的形象显然相去甚远。菲舍尔周密、坚定、可信。朗恩戏谑、慵懒，是一位有体育运动员气质的享乐主义者。

黑塞还描写过一位和菲舍尔有着微妙差别的出版人。他借编辑迪德里希出版社旗下的一本题为《通往德国文化之路》的出版目录的机会，描述了奥尔根·迪德里希所做的工作。他提到了后者的“快乐的乐观主义”，在强调菲舍尔的出版计划呈线性（这种线性，菲舍尔师承于托马斯·曼所说的“自然主义时代的科塔”）的同时，洞察到迪德里希的出版计划在内容和观点上是多元的。“因为他全身透着一股实干劲，以及对他人的崇拜所带来的虔诚的欢乐，不墨守成规，不屈从于思想家和作家的一家之言。所以，他的出版社并没铺下一条自命不凡的窄路，而是打造了一所花园，这所花园虽只应有善和美，但它也不会放弃追求对立和多元。这位出版界的理想主义者好像忍不住要给他出版社的每一本书或者每一种走向，都找到它的对立面，从而达到一种平衡。”迪德里希是“独一无二的，他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是由衷的、积极的，既没有在旧事物中疲于奔命地翻箱倒柜，也没有无力地嗅寻新刺激（这倒是在现在许多出版目录册里作祟）”。

黑塞一直反感于出版人“无力地嗅寻新刺激”，他经常要把这样的出版人从自己的道路上撵开。在《生平短记》1925年修订版中他写道：“过了一阵我当然发觉，在精神方面，一种只活在当下，活在新和最新之中的生活是难以承受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与过往的、历史的、古老的事物建立关系才是精神生活的存在前提。”

黑塞作为世界文学的编纂者和评论家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他的论文《世界文学藏书》一直都可以作为藏书或阅读指南使用。黑塞写了大约3000份书评，福尔克尔·米歇尔斯在《文论》第二卷中整理出大约300篇“从中能应运而生一部文学史”的书评。这部选集的论述对象自《吉尔伽美什史诗》、佛陀语录和中国哲学开始，经卡夫卡、普鲁斯特和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在二十年代，黑塞应该算得上是他们的发现者——再到瓦尔特·本雅明、安娜·西格尔、阿诺·施密特、马克斯·弗里施，J.D.塞林格，最后以彼得·魏斯的《告别父母》收尾。

同样堪比这份评论集的是《黑塞自编世界文学作品》的编目。福尔克尔·米歇尔斯编的《赫尔曼·黑塞出版或为其撰写前言后记的图书》中就列举了66本书！第一本是1910年菲舍尔出版社的《德国民歌集》，接着是《宗教经典》《少年魔法号角》《东方故事集》《罗马人传奇》《奇人怪谈》（文集）《万兹贝格的信使》《奇迹小书》《中世纪文学》《传说轶事》《阿勒曼恩书》以及歌德、凯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门德尔松写道，和菲舍尔讨论并计划出版的《浪漫主义精神》文集不翼而飞。

在黑塞的遗物里我们发现了此书详尽的目录，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重要的计划付诸实践。黑塞研究最深入的作家是让·保尔。黑塞的许多短文、评论、编辑、导言、后记都与他有关；黑塞不知疲倦地提起当时还不为大众所知的让·保尔：“人们应该心怀一种更加欢快的心情来推荐让·保尔。因为他能给诗意以欢乐，给思维以无尽的启发，给庸人以芥末药膏。”让·保尔，“我们伟大的业余艺术爱好者，我们最伟大的大师，是唯一不缺乏激情、天赋和浪漫主义的真情实感，而又活在德国经典人道主义苍穹下的德国诗人”。黑塞为出版人格奥格·穆勒写的悼词，有三分之二都是讲“当代德国古老的耻辱”——数十年来都没有“最具德意志精神的德意志诗人”让·保尔的作品善本出现，现在，格奥格·穆勒的去世让黑塞心怀已久的心爱计划——在这家出版社出一个让·保尔的新版本——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在我的博士论文《赫尔曼·黑塞论以写诗为志业》中论述了黑塞和让·保尔之间的关系，并指出，黑塞在研究让·保尔的过程中经常表述自己的诗学理论。

这种置身于文学中并与文学共生的活动（托马斯·曼称之为“一种服务、效忠、遴选、修改、重现并大胆地为此发声——这些足以充实文学家的生活”），带来了数不胜数、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黑塞与出版人的通信，还有同样数不胜数的有关出版人工作的文章。“我作为书商、古董商、作家和批评家以及许多出版人和艺术家的朋友对现代图书业颇为了解。”从他的认知、他的事业和他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作品的样式和出版顺序中，我们能看出黑塞明确的出版策略。